一、2009 年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文学评论写作”试题。仔细阅读小说《冯前》，根据小说内容撰写一篇文学评论文章，要求字数不少于1500字。
在朋友中，我同冯前，可以说相处的时间最长了。
一九四五年，我回到冀中，在一家报社认识了他。他说，其实我们在一九三九年就见过了。他那时在晋察冀的一个分区工作，我曾到那里采访，得到了一本油印的田间的诗集，就是他刻写的。不过那时他还只十七岁，没有和我交谈罢了。
冯前为人短小精干，爽朗、热情，文字也通畅活泼。我正奉命编辑一本杂志，他是报社编辑，就常常请他写一些时事短评之类的文章。
这家报纸进城以后，阴错阳差，我也成了它的正式工作人员。而且不愿动弹，经历了七任总编的领导。冯前进城以后，以他的聪明能干，提拔得很快，人称少壮派。他是这家报纸的第三任总编。
我原以为，我们是老相识，过去又常请他看作品，很合得来，比起前几任总编，应该更没有形迹。其实，总编一职，虽非官名，但系官职之培基，并且是候补官职的清华要地。总编升擢就是宣传部长，再升，则为文教书记。谁坐在这个位置上，也不能不沾染一些官气。
我体会到这一点以后，当众就不再叫他冯前，而是老冯，最后则照例改为冯前同志了。
但从此，我们之间的交谈，也就稀少了，虽然我们住的是邻居。我写了什么新作品，除去在报纸发表，要经他审阅，也就很少请他提意见了。
不久，就来了“文化大革命”。七月间，大家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心惊肉跳地听完传达，一出会场，我看见人们的神情、举止、言谈，都变了。第二天，集中到干部俱乐部学习。传达室告诉我：冯前同志先坐吉普车走了，把他的卧车留给我坐。当时，我还很感激，事到如今，还照顾我。若干年后，忽然怀疑：当时，他可能是有想法的。他这样做，使群众看到，在机关，第一个养尊处优的不是总编，而是我。
到了俱乐部，一下车，一位在大会工作的女同志知道我很少出来开会，就神秘地说：
“你也来了？一进来，可就出不去了。”
学习一开始，那种非常的气氛，就使我在炎热的季节，患起上吐下泻来，终于还是请假出来了。
冯前在学习班作了重点发言，批判了文教书记，也就是他的老上级，提拔他担任总编的人。学习结束后，一天夜里，他叫他的女儿到我屋里传信：那位书记自杀了。这时，我已经被指为是这位书记的死党。
在机关，我是第一个被查封“四旧”的人。我认为，这是他的主意。当时的“文革”，还是在“御用”阶段，主事的都是他的亲信。查封以后，他来到我屋里看了一下，一句话也没说。也好像是来安慰我。当天晚上，又派人收去了我从老区带来的一支手枪。
不管怎么样抛我，我总不是报社的当权派。他最后还是成为斗争的重点，被关了起来。后来，我也被关了起来，有传说，是他向军管会建议的。不过，他的用意只是：我太娇惯了，恐怕到了干校，生活不能适应，先关在这里，锻炼锻炼。如果是这样，是情有可原的。何况，在我去干校之时，一捆大行李，还是他替我背到汽车上去的。
我重友情，每逢见到他在会场上挨打，心里总是很难过。而他不仅毫无怨言，也毫无怨容。有一次，造反派叫我们在报社大门安装领袖大像，冯前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操作，我在下面照顾过往的行人。梯子颤颤悠悠，危险极了，我不禁大声喊：
“冯前，当心啊！”
他没有答言，手里的锤子，仍在当当地响着。他也许认为我这样喊叫，是多余，是不合时宜的。
每逢批判我的时候，造反派常叫他作重点发言。当着面，他也不过说我是遗老遗少——因为我买了很多古书。架子很大，走个对面，也不和人说话。其实，我走在路上，因为车马多，总是战战兢兢，自顾不暇，就是我儿子走过来，我也会看不清的。
我听过他的多次检查，都忘记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他的升官要诀：一、紧跟第一书记；二、对于第一书记的话，要能举一反三。
可惜这次“革命”，以匪夷所思的方式进行，使得一些有政治经验的官员，也捉摸不到头绪，他所依靠的第一书记，不久也自杀了。冯前承认自己失败了。随即向造反派屈服，并且紧跟。
在运动后期，我们一同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一个造反派头头跟着。学习期间，不断开批判会，别人登台发言，不过是在结尾时喊几句口号。他发言时，却别出心裁：事先坐在最后一排，主席一唱名，他一边走，一边举手高呼口号，造成全场轰动，极其激昂的场面，使批判会达到出乎意外的高潮。
在互相帮助时，我曾私下给他提了一点意见：请他以后不要再做炮弹。他没有说话，恐怕是不以为然。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提意见。
他也曾向我解释：
“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
我也没有答话。我心想：我不知道，我如果掉在水里，会怎样做。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
运动后期，他被结合，成为革委会的一名副主任。我不常去上班，又在家里重理旧业，养些花草。他劝告过我两次，我不听。一天，他和军管负责人来到我家，看意思是要和我摊牌。但因我闭口不言，他们也不好开口，就都站起来，这时冯前忽然看见墙角那里放着一个乡下人做尿盆用的那种小泥盆，大声说；
“这里面有金鱼！”
不上班和养花养鱼，是“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给我宣传出去的两条罪状。军管人员可能认为他这样当场告密，有些过分，没有理他就走了。
芸斋主人曰：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对冯前的印象是：大风派。谁得势，靠谁；谁失势，整谁。也有人说：以后不搞运动了，这人有才干，还是可用的。如果不是年龄限制，还是可以飞黄腾达的。后之论者，得知人论世之旨矣！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五日写讫
二、材料分析：
1、孙犁是荷花淀派掌门人，这篇小说是其晚年之作，带有回忆笔记小说的意味，在艺术上通透、洗练，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2、简短的篇幅中有很深的世情之叹，刻画的人物很生动，有代表性，以一个人物之事接通了社会的广阔历史。
3、笔墨节制、含蓄，细节生动传神，点到即止，韵味悠长，给读者留下了思索、回味的空间。
4、前后对比，不同人物对比，对话、场面、情节都很有深意，深入刻画了人物的灵魂。
5、“我”作为叙述人，既是故事讲述者，也是事实评论者，有鲜明的情感立场，给人以情绪上的感染。
三、范文
孙犁的“另类”作品及其文学史意义
——孙犁的《冯前》欣赏
樊星
在当代文学史上，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是“延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派”却又不那么“大众化”；描绘的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硝烟味却又明显不那么浓，倒是以清新、俊逸的风格见长。甚至他相当偏爱描写那些不仅不那么革命，甚至有点风骚、有点不“合群”、自由散漫的青年女性（例如《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风云初记》中的蒋俗儿），在那个年代的文学画廊中也显得相当“刺眼”、特别。因此，孙犁独具特色的作品在“延安文艺”和“十七年文艺”中，显得比较“另类”。他因此而几度受到过苛评，但又并不因此而改弦更张。他的个性因此而格外惹人注目。
“文革”以后，孙犁仍然是以“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而驰名文坛的。在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贾平凹的《满月儿》、铁凝的《哦，香雪》这些有名的作品中，我们都能在那些清新、俊逸的故事中，感受到“荷花淀派”的流风余韵。这意味着，“延安文艺”和“十七年文艺”这独特的一脉，在新时期依然有着活泼的生命力。然而，孙犁本人却似乎无意继续沿着那条路前进。在1981年——1989年间，他陆续发表了一组总题为《芸斋小说》的笔记，显示出他晚年超越“荷花淀派”风格的可贵努力，殊为不易。
在1980年代，文坛上出现了“新笔记小说”的创作热潮。汪曾祺的“高邮系列”、贾平凹的“商州三录”、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李庆西的“人间笔记”、阿城的“遍地风流”，都是其中影响盛极一时的名作。这些笔记，继承了中国古典笔记的传统，显示出了一部分作家在文体上的“寻根”意识。无论是记录人情世态，还是描绘风土趣闻，或是点染人生哲理，都有西方文学（无论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是浪漫主义文学或是现代主义文学）不可及之处。那分含蓄，那分玄远，那分简练，只属于写出了《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的中国文人。而在上述各有千秋的“新笔记小说”中，《芸斋小说》自有其独特的意义：其中绝大部分是记录作家自己的“文革”经历，以及由那些经历产生的人生顿悟和感慨。因此，《芸斋小说》就成为当代“伤痕——反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与一般的“伤痕——反思文学”略有不同的，是作家常常不似“伤痕——反思文学”的主流那样，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切人，去揭示“文革”的深刻政治或历史意义。《芸斋小说》的一大看点是对人情世故的顿悟和感慨，因而更具有一分“人情味”、一分沧桑感。这沧桑感，非阅世深者不能表达。
例如这篇《冯前》，就是一篇忆旧之作。作品开篇写主人公冯前为人的“爽朗、热情”，为文也“通畅活泼”，但很快笔锋一转，写此人成为报纸的总编以后，渐渐有了官气，与“我”之间本来不错的熟人关系也渐渐疏远了。“人一阔，脸就变”，本是人情世故之常。但作家却能以寥寥几笔，勾勒出冯前在“文革”中“变”的特别：虽然“我”与冯前的关系已经疏远，可冯前却把他坐的卧车留给了“我”。在那“照顾”的后面是否别有居心？作家没有明写，但以一句“他可能是有想法的”点出不绝于耳的弦外之音。接下来，是冯前的一连串表现：批判有恩于他的老上级；并在那位老上级自杀以后特意托人
告知“我”（是给已被打成老上级“死党”的“我”增加心理压力，还是有所提醒？）；在“我”家被查抄以后，他竟然还来看了我一次（是关心？），却又“一句话也没说”，但很快派人来收走了“我”从老区带来的一支枪（是掩人耳目？）？？在这些匪夷所思又耐人寻味的表现中，一个在政治暴风雨中努力紧跟形势、却又不那么偏激的政客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了。但他终于还是被暴风雨打倒了。而他被打倒以后的表现也相当奇特：时而以恐怕“我”不能适应干校的生活而建议把“我”关起来（非常有意思的理由！）；时而又在“我”去干校时帮我背行李（这无疑是关心！）；在批判“我”时，他只说“我”是遗老遗少（这就明显不同于那个年代里司空见惯的“上纲上线”）；在检讨自己时，他也相当实在——谈“升官要诀”（因此而不同于那个年代里经常可以听到的被批斗者对自我的无情批判、彻底否定）；在逆境中，他似乎觉得自己以前的一些做法的不合适，于是以“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的说法试图求得“我”的谅解（事实上，有许多人在政治运动中都是以同样的态度去努力自我保护的——有几分真诚？又有几分无奈？还有几分文过饰非？）。而一当他又时来运转时，他的脸就又变了：先是劝告“我”不要养花（似乎不乏善意，因为在“文革”中养花被认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在“我”不听他劝时当着军代表的面揭发“我”，可惜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
就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性格的政客形象就站立在新时期的人物形象画廊——他“一阔脸就变”，却变得相当独特，不那么张狂，也常常不那么把坏事做绝（正应了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做事留后路），他因此显得颇有点聪明。另一方面，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还体现在：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从中央到基层的许多干部都是在政治暴风雨来临时先是努力把部下或对手抛出来，以求自保；但到头来还是被打倒在了暴风雨中。这种损人利己、牺牲同事保护自己的做法在官场上为什么那么流行？许多干部对这一套似乎是无师自通就运用得十分娴熟了。虽然柏杨曾经十分准确地揭露了中国人喜欢“窝里斗”的“劣根性”，但这里的问题却是：不少政客都是为了政治运动的无情，才昧着良心，以牺牲无辜的人来达到保护自己，甚至升官发财的可耻目的的。
中国民间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说法，堪称生动。这，也许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潜规则”。但结果却常常是“抛”人的人和被“抛”的人一起倒霉，一起完蛋，弄到最后“抛”人的人里外不是人。在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中，在张贤亮的中篇小说《河的子孙》中，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中，我们都不难看到相似的情节。由此可见政客的无情，官场的无义，政治的险恶。从这个角度看，《冯前》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的。
问题还在于：“踩着别人往上爬”真的是官场中人难免的宿命吗？中国有句俗语：“为人莫当官，当官都一般。”有没有人就避免了“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宿命？《冯前》中的“我”就证明，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也是
“老革命”出身，虽然对于冯前的小人品行知根知底，但在逆境中还是通过尽可能关照冯前显示了自己“重友情”的一面。在冯前为自己辩解时，“我”仍然可以因为“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而问心无愧。如果说，“我”是刻意与官场保持了一段距离的，那么，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军管人员（在“文革”中，在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以后，是由“军管”维护着秩序的，军管人员因此而权重一时）——也在冯前小题大做地揭发“我”养花养鱼时“没有理他”，显示了良知的存在，人之常情的坚固。
考虑到解放以后，孙犁老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处于养病的状态，因而远离了政治风雨，远离了一些可怕的是非，我们也不难看出：孙犁是早就觉悟了的。读许多人的“文革”回忆，不难发现，人们多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开始猛然醒悟到“文革”的荒诞的。但孙犁显然更早。这也许与他的作品早在解放区时期和 1950 年代初就因为充满了“小资情调”而受到指责，可他又因为对于自己的作品有“自珍之癖”而不接受那些指责这一事实有关；也许与他受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的熏陶有关（他深受《红楼梦》《聊斋志异》和柳宗元的影响），而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是明显有一股清高之气的。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因此与巴金老人不同。如果说，巴金老人是因为西方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熏陶而敢于“说真话”，那么，孙犁老人则是因为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而有意疏远了险恶的政治运动的。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的古典文化中，自有对于现代政治迷信的免疫力。保持了儒家的大丈夫风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或者保持了道家的隐士情怀，都是可以超越政治的阴霾的。
最后，是作品中对于“文革”的那段议论：“可惜这次‘革命’，以匪夷所思的方式进行，使得一些有政治经验的官员，也捉摸不到头绪？？”寥寥几笔，写出了“文革”的非理性。“文革”的风雨多变，阴晴不定，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正常思维。虽然，“文革”中“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是全国人民的共识，但伟大领袖在呼风唤雨以后的穷于应付、心力交瘁，也一望可知。以这样的眼光看去，冯前之流的“抛”人与被“抛”，大落与大起，可能也是他们自己绞尽脑汁，仍不免载沉载浮的悲剧所在。是的，冯前是相当可厌的，也十分可怜。因此，虽然作家在篇末的议论中透出了对于冯前这个“大风派”的不屑和对于这种人一旦时机成熟，是可能飞黄腾达的隐忧，我仍然觉得作品中写活了这一类人物的可怜——无论怎么紧跟也跟不上形势的可怜，还有到头来里外不是人的可怜、可悲！有不少风派人物能够在政治运动中左右逢源的，可也有的风派人物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
新时期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中，暴露“文革”、反思“文革”的名篇佳作无数。这些作品已经在文坛上建起了一座庄严、壮观的“‘文革’博物馆”。但如何写出“文革”中人的复杂性？怎样写出“文革”的匪夷所思性？今天看来，依然有许多空间可供开拓。在这方面，《冯前》在塑造人物方面的洗练、节制，在叙述语言方面的不温不火，仍然是值得借鉴的。而对于孙犁老人而言，从早年的“荷花淀派”风格的清新、俊逸到晚年的《芸斋小说》的朴素、冷峻，那风格的巨变恐怕也不只是作家个人努力自我超越的结果吧。经过了“文革”的折腾，他对世事看得更透了，于是就自然放下了曾有过的诗情，而开始回眸无奇不有的纷繁世事，记录毫无诗意却五味俱全的人生了。由此可见，仅仅只将孙犁看做“荷花淀派”的代表是不完整的。
放眼当代文坛，从描绘诗意人生转向刻画严酷人生，竟然是不少作家在冥冥中不约而同遵循的路线——例如贾平凹从1978年的《满月儿》到1983年的《鬼城》，铁凝从1982年的《哦，香雪》到1986年的《麦秸垛》，还有张洁从1978年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到1981年的《沉重的翅膀》，王安忆从1980年的《雨，沙沙沙》到1983年的《墙基》，方方从1982年的《“大篷
车”上》到 1986 年的《白梦》？？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如果不仅仅将这样的文学风格的转变看做是作家创作世界的拓展，而看做是无清的现实对作家们在冥冥中的某种驱使，也许更有可以研究的空间。常常在听到当年的过来人无限深情地回味1980年代的激情和诗意时，我会想到1985年前后“现代派”的大流行，“世纪末情绪”的大传播。是的，1950 年代中期虚无主义和荒诞意识的迅速崛起是有现实的无奈为基础的。有了现实的种种无奈，才有了作家们在短短几年内文学风格的迅速变化。从这个角度看，写于1981年——1989年间的《芸斋小说》也是孙犁老人率先放下驾轻就熟的诗意，勇敢表达出自己在“文革”中冷眼看世事的痛苦体验的可贵收获。而这样一来，他也就成了新时期最先远离诗意的作家了。
（选自《名作欣赏》2008年第19期）
四、学生考场评论文章选录。
细微之中见精义
——谈《冯前》中的人物塑造
周红
《冯前》是一篇写人的小说，作者通过自己与冯前的交往，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本文结构清晰、语言纯洁质朴、不事雕琢，一气呵成，读完小说，一个鲜明真实的冯前便浮现在了作者的脑海中。下面，仅从本文人物形象塑造一方面，浅谈这篇小说的特点。
首先，是典型事件的选择。在塑造人物时，事件是最直接、最直观体现人物性格的要素。本文以清晰的结构，叙述了“我”与冯前交往前后的几件事，看似轻描淡写，选择随意，实则寓意深刻，有意为之。例如，在文革初始时，冯前让“我”坐他的卧车，自己先坐吉普车走了。这样一件细微的小事，看似寻常，却是从作者的后知后觉中让我们看到了冯前的心计，他并不是照顾“我”，而是想让群众看到“在机关，第一个养尊处优的是我”，一件小事，就表现出了冯前在关键时刻表现自己、不惜牺牲他人、自私自利的性格特点。再如，作者写他在会场挨打时，“既无怨言，也无怨容”；在担心他危险而让他小心的时候，不领情面甚至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等等。通过这些细节，生动地表现出冯前在文革中冷漠自私、以求自保的特点。然而作者并未因此而将冯前描写成一个在文革中良心泯灭、灵魂丧失的反面形象，而是在批判中给予人物一定的理解和同情。因为这种性格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在革命时期，他曾经是“热情爽朗、文字畅通活泼”的积极进取的青年，但是因为文革的缘故，才变成了这个样子。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的同时，也给予了文革这一典型的社会环境以深刻的批判和揭露，对文革中或遭受迫害，或受毒害而走向极端的知识分子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其次，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作者运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手法。一方面，通过正面描写冯前的行为、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如写他批评文教书记致使其自杀；在批评会上别出心裁，在作者家中告密，这些正面的描写，表现了冯前在文革中的积极行为，从而揭露出文革中的知识分子思想受毒害而丧失了人性、抛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这一事实真相；另一方面，通过侧面描写，即不直接写冯前的行为动作表现其形象，如作者写冯前做了自己的上级后，自己就不再叫他名字，而是改了称呼这一细节，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冯前的态度，却从侧面写出了他的官气。这样，运用正面侧面描写相结合，一个真实、鲜明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第三，文章语言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作者没有在语言、文字上过分雕琢，而是随意自然，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浅显，表现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
通观全文，作者没有选择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没有华丽繁复、刻意雕琢的语言，却从细微中、平凡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极其生动、鲜明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其艺术手法不可谓不高超！
评《冯前》
杨梦
《冯前》是孙犁系列笔记《芸斋小说》的名篇之一。提及孙犁，人们耳熟能详的便是他的“荷花淀派”清新、俊逸的风格，像《荷花淀》《铁木前传》。而以《冯前》的代表的《芸斋小说》则体现了晚年的孙犁对“荷花淀派”风格的超越。
《冯前》是一篇忆旧之作，是作者在历经离乱之后对流逝岁月的追忆，又熔铸着现实的体悟，是作者晚境情怀与过去经历的相互交融。作品通过追忆“我”与友人冯前在文革前后的朝夕相处，非常鲜明地刻画出主人公“一阔脸就变，却变得相当独特，不那么张狂，也常常不那么把坏事做绝”的复杂的思想性格。同时通过冯前人物形象的刻画揭示了政客的无情，官场的无义，政治的险恶，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
首先，《冯前》在塑造人物方面是非常成功。在 2000 千字左右的容量中，洗练、节制的塑造了一个精明能干、处事圆滑、具有官僚作风的冯前。小说开篇便点出人称“少壮派”的冯前聪明能干，17岁时就刻写了田间的诗集，年纪轻轻便被提拔为我所在的报社的总编，可谓是年少有为。接着，作者以一种宽容理解的笔调道出了冯前“身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所作所为，作为报社总编，不可避免地沾上了些官气。“我体会到这一点之后，当众就不再叫他冯前，而是老冯。最后则照例改为冯前同志了”。冯前的升官要诀是“紧跟第一书记”，“对于第一书记的话，要能举一反三。”在文革时期，冯前也学会了一套精明能干的处世原则，“运动期间，大家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了的”，所以经常地将我拉下水，“按”我一下等等。但是，作者在刻画政客冯前的同时，又以人道主义的口吻写出了冯前重友情，“在我去干校之前，一捆大行李，还是他替我背到汽车上去的。”“每逢批判我的时候？？他也不过说我是遗老遗少”。凡此种种，一个精明能干、圆滑世故、却又重情重义的政客形象冯前便鲜明的立在读者面前了。
其次，《冯前》塑造人物形象严格把握时代的脉搏，通过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小说是在“文革”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在这个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年代里刻画人物的，使人物性格的发展演进合情合理。冯前有些官僚气，但人并没有坏到骨子里，如果没有“文革”，可能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文革”像一个放大镜一样，令冯前人格中见风转舵、恃强凌弱的一面暴露无遗，令人唏嘘。在社会风气的感染下，冯前沾染了一些官气，并且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升官要诀；在文革中，他又很快的变通，“随即向造反派屈服，并且紧跟”等等。总之，冯前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是与整个社会大背景紧密不可分的。由此，其性格发展逻辑才合情合理，令人信服。
第三，作品常常打破小说故事的叙述，不由自主的穿插作者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在“文革”开始时，作者写道冯前“先坐吉普车走了”却“把他的卧车留给我坐”，于是不由自主的议论倾泻而出，“我还很感激，事到如今，还照顾我。若干年后，忽然怀疑：当时，他可能是有想法的。他这样做，使群众看到，在机关，第一个养尊处优的不是总编，而是我。”由此可见冯前的处事精明圆滑。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还大发议论，“芸斋主义曰：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对冯前的印象是：大风派；谁得势，靠谁；谁失势，整谁。也有后人说：以后不搞运动了，这人有才干，还是可用的。如果不是年龄限制，还是可以飞黄腾达的。”于是，一个有争议的复杂的人物形象便只能由读者评议，“后之论者，得知人论世之者矣！”
此外，晚年的孙犁似乎真的从痛苦超脱出来，洗尽所有火气，走向了淡泊宁静。这使得《冯前》的叙述笔调缓慢悠扬，语言不温不火，基本采用纯用白描的手法。小说通篇都没有抒情，议论都非常谨慎，点到为止，从容不迫，朴素，冷峻，实现了自我超越。
论小说《冯前》的写作艺术
周慧敏
一个短篇小说，文章题目是文章之眼，它可以直接向读者传达作品的主要内容或者文章的主旨所在。而《冯前》正是以小说中主人公冯前命名的，彰显了小说的目的——意在写人。
这篇小说在结构上，采取以时间为序来写，从“我”与冯前的相识、浅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接触，形成了一种纵的向度。正是在时间展开的过程中，我对冯前的认识才逐渐清醒、深化。初识，冯前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爽朗、热情、活泼的人，共事时又与他渐渐产生隔膜，文化大革命时，“我”终于慢慢认清了冯前的为人，更是往来甚少，在“我”对冯前认识的清醒、深化的过程中，冯前的形象也渐渐鲜明起来。到文章的结尾时，读者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聪明能干、爽朗热情，却又阴险攻讦，见风使舵，而所有的险恶又都隐藏在一副“好心肠”之下。表面的热情又与背后的险诈正是冯前在“我”的认识中最终展示给读者的面貌。
同时，这篇小说在刻画人物时，并没有将人物单独罗列开来写，而是围绕着看“文革”中的一系列事情来写。通过人物在这些事件中的行为、表现，在点点滴滴中，不知不觉中，将人物的形象丰满起来。如冯前将卧车留给“我”，写运动后期他带领军管人员来“我”家搜查等等，都是在突出冯前的工于心计；当冯前一旦意识到自己失败了，随即向造反派屈服，并紧紧跟随，及至被结合提升为革委会副主任，又凸显了他的见风使舵，谁得势靠谁，谁失势整谁的小人的一面。作者写作小说的目的是写“文革”中千千万万个像冯前一样的人，冯前在作者的笔下只是一个符号，象征着拥有着他那样性格的人。小说也寄寓着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给人造成的伤害的一种反思“以后不搞运动了，这人有才干，还是可用的”，有着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给人造成的戕害的一种批判、反思。
整体看来，小说语言自然、平和、朴质，与孙犁早期“荷花淀派”清新、俊逸的风格有较大差异，风格的巨变与年龄的自然增长、性情的转变不无关系，恐怕源于经历文革的风风雨雨，作者对世事看得更透彻了，于是开始放下诗意，记录五味俱全的真实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