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的各种弱点中，“忘恩负义”也许是被人们议论得最多的一种，也许也是最为人们所痛恨的一种。在中国古代的小说里，它也是一个颇为常见的主题。
还记得有一次读到一个“忘恩负义”的故事时，心灵所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的震撼。这个故事见于《唐国史补》、《唐语林》、《太平广记》引《原化记》、《剑侠传》等史料笔记和小说选集，到了《醒世恒言》（第三十卷）里，则发展为《李汧公穷邸遇侠客》这一近二万言的话本小说。为了节约篇幅，我们在此只引见于李肇《唐国史补》卷中的较短一则，以见其故事梗概：
李汧公勉，为开封尉，鞫狱，狱囚有意气者，感勉求生，勉纵而逸之。后数岁，勉罢秩，客游河北，偶见故囚。故囚喜迎归，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报德？”妻曰：“偿缣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杀之。”故囚心动。其僮哀勉，密告之。勉衩衣乘马而逸。比夜半，行百余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兽，何敢夜行？”勉因话言。言未毕，梁上有人瞥下曰：“我几误杀长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
这个故事最令人震惊的地方，是故囚夫妇的那段对话。故囚夫妇的话题，从讨论报恩的筹码，一下子滑向了害人之意，这是怎样的一种突然的转折呵！是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又是什么样的人性弱点，导致了这种极为突然的转折呢？
狄德罗说过的一句话，也许可以作为我们解谜的工具：“感恩是一种负担，而一切负担就是为了要被摆脱而造出来的。”（《拉摩的侄儿》）摆脱的方法，则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一般多数人所采取的，并且为道德规范所肯定的，是“知恩报恩”的方式；而少数人所采取的，并且为道德规范所否定的，则是“忘恩负义”的方式。但不管是“知恩报恩”还是“忘恩负义”，它们的实际作用都是为了摆脱“感恩”的负担，因而它们在内在精神上实具有某种相似性，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的：“报恩和背信是同一行列的两个极端。”（《傻瓜威尔逊》）
当我们明白了上述道理时，我们也就能明白故囚夫妇心理转折的原因了。他们当然想要摆脱对于李勉的感恩的负担，他们首先考虑的摆脱方式是报恩。然而他们感到他们的能力不足以报恩，也就是不足以摆脱感恩的负担，而感恩的负担又是必须被摆脱的，于是他们就想到了另一种摆脱负担的方式——“忘恩负义”。在故囚夫妇的上述那段令人震惊的对话中，其实便包含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与人性弱点。
毋宁说，在现实生活中，像故囚夫妇的故事那样的极端的戏剧性表现是很难见到的，而更为常见的则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但是正是通过这种极端的戏剧性表现，小说家把人性的一个层面尖锐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无法再避而不见或熟视无睹，在震惊之余不得不更深入地思考“感恩”的问题。像这样复杂深刻的小说，自然要远胜于那些简单浅薄的说教小说。
从“感恩是一种负担”的认识出发，我们对于一些传统故事，也可以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领悟。《战国策》卷二十五魏四《信陵君杀晋鄙》记载，“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在去邯郸的路上，唐雎告诫信陵君：“（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并认为诸如信陵君这次对赵王的恩德，便属于“不可不忘”之列，所以“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听从了唐雎的告诫，果然不以恩人自居，在充满感恩之情的赵王面前表现得十分谦虚。原先我们也许认为，唐雎的告诫只是一种人格上与道德上的教训，但是我们现在认识到，唐雎实在是为了信陵君的安全才这么告诫的，因为让操有巨大权力的赵王感到感恩的负担，对信陵君来说实在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履行义务的压力就把最甜美的享受变成了最枯涩的负担。”（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当感恩成为一种负担时，其情形恐怕也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