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过了“忘恩负义”，我们再来看一下处于“同一行列”另一个极端的“知恩报恩”。和“忘恩负义”一样，“知恩报恩”也是摆脱感恩的负担的方式之一，不过一般被认为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人性在这里表现出其高尚的一面。
“知恩报恩”当然首先取决于受恩者的素质，但是与施恩者的态度也大有关系：
逢人患难要施仁，望报之时亦小人。不吝施仁不望报，分明天地布阳春。（《古今小说》第十三卷《张道陵七试赵升》）
古语云：“施德不望报。”盖有望报之心，必沾沾焉先计其人之所以报我何如，而后结之以恩；受其恩者，亦逆计其所以施德之意，原为图报而设，则感之也亦不深。此所谓市交也，后来必至凶终隙末，欲衔恩于前，图报于后，何可得哉？唯有慷慨丈夫，济困扶危，视为分内之事，不伐其功，不矜其能，虽不望报，人则切切于心，必思有以报之。救人之难，人亦救其难；脱人于死，人亦脱其死，则救人不啻自救。世间大便宜事，莫过于此。（《娱目醒心编》卷七《仗义施恩非望报 临危获救适相酬》）
“施恩望报”的态度，会加重受恩者的感恩负担，而使“知恩报恩”之心受到抑制，“忘恩负义”之心却乘机抬头；但“施恩不望报”的态度，却有助于减轻受恩者的感恩负担，而使“知恩报恩”之心受到滋养，“忘恩负义”之心受到抑制。“施恩望报”的态度，容易使施恩报恩变成一种斤斤计较的交易，而“施恩不望报”的态度，则可以使施恩报恩更多地出于感情的自发性。如果我们把卢梭的话改成“如果没有履行义务的压力，那么最甜美的享受仍然还是一种享受”，则也许正可以适用于“施恩不望报”的场合受恩者的心理。然而，尽管施恩者的态度非常重要，受恩者的素质却仍不可忽视，因为即使是在那“施恩不望报”的场合，受恩者的“忘恩负义”也是比比皆是的。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第一卷）里的蒋兴哥，把红杏出墙的三巧儿给休了，但是出于过去的夫妇恩爱，三巧儿的财物却并不去动它：“楼上细软箱笼，大小共十六只，写三十二条封皮，打叉封了，更不开动。这是甚意儿？只因兴哥夫妇本是十二分相爱的，虽则一时休了，心中好生痛切，见物思人，何忍开看？”后来三巧儿改嫁吴知县，“临嫁之夜，兴哥顾了人夫，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钥匙送到吴知县船上，交割与三巧儿，当个陪嫁。妇人心上到过意不去。傍人晓得这事，也有夸兴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痴呆的，还有骂他没志气的：正是人心不同”。三巧儿以红杏出墙而被休，蒋兴哥原本可以扣下她的财产，可是他却不仅不扣下，而且连折扣也不打，原封不动地送还与三巧儿，怪不得有笑他骂他的。这可以说是对三巧儿的一种施恩行为，但这种施恩行为只是出于蒋兴哥对她的感情，而没有任何图报的念头在内。而且蒋兴哥的这种施恩行为，不是在两人相好时做出的，而是在两人分手后做出的，这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了。难怪也有人要夸他忠厚，而三巧儿则“心上到过意不去”了——要知道这原本就是她的财物！
三巧儿受故夫这点恩德，心里的感激之情，自然不言可知；而原先就未泯灭的爱情，也还是潜埋心底。因此，当蒋兴哥落难系狱时，三巧儿“想起旧日恩情，不觉痛酸”，在蒋兴哥不知道的情况下，拚命让吴知县救他。小说家分析她这么做的心理原因道：
看官们，你道三巧儿被蒋兴哥休了，恩断义绝，如何恁地用情？他夫妇原是十分恩爱的，因三巧儿做下不是，兴哥不得已而休之，心中兀自不忍，所以改嫁之夜，把十六只箱笼，完完全全的赠他。只这一件，三巧儿的心肠，也不容不软了。今日他身处富贵，见兴哥落难，如何不救？这叫做知恩报恩！
这种出自内心的没有负担感的感恩心理，当然来自三巧儿“知恩报恩”的美好心灵，但其实也来自蒋兴哥当初同样发自内心的不图回报的施恩行为。试想，如果蒋兴哥当初“名正言顺”地扣下三巧儿的财物，或者至少是扣下她的若干财物，或者在送还财物时表明一下自己的“大方”或“宽容”，或者在送还财物时让三巧儿记住自己的恩德，则三巧儿当初自然不能不接受现实，可后来还会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报恩行为吗？
说起来也的确奇怪，那施恩望报的，往往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反而会意外地招致“忘恩负义”，甚而“恩将仇报”的恶果；那“施恩不望报”的，往往不仅能够得到回报，而且得到的回报还会意外地超过预期。然而这却也不是一定必然的事情，因为望报不望报全凭感觉，能报不能报得看条件。人性的复杂性就这样增加了人生的复杂性。漂母于韩信不过一饭之恩，韩信却终生感恩不已；韩信于汉高祖功劳盖世，汉高祖却乐于听到韩信的死讯。恩报的运作，是何等地复杂！而人性的深度，又是如何地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