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普遍性”原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一如其他社会规范一样，法律的“普遍性”原则也常会受到来自“相对性”原则的挑战，也就是受到“在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原则的挑战。
相对性的表现是形形色色的，一般比较常见的是人与己的相对性，上与下的相对性，内与外的相对性，善与恶的相对性，等等。也就是说，人们常常会在牵涉到人己、上下、内外、善恶的差别时，放弃法律的普遍性原则，而要求法律的相对性原则。具体一点说，也就是人们常常倾向于认为，比起自己来，法律更适用于他人；比起上层人物来，法律更适用于下层人物；比起己方的人来，法律更适用于他方的人；比起“好人”来，法律更适用于“坏人”。我们这里就想看看其中最后一种情况。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里，有不少是以司法和审判为内容的。其中有的揭露了法制的混乱，有的批判了司法的不公，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们对于法律的普遍性的要求。但是也有一些小说，却也反映了人们对于法律的相对性的要求，尤其是在涉及到所谓的“好人”与“坏人”的场合。
比如同样是在误判的场合，小说家和读者的态度，便会因误判对象的“好”“坏”，而有不同的倾向性。
在《错斩崔宁》里，府尹仅仅根据表面的相似性，便错误地判定崔宁和小娘子有罪，并将他们处死。对于这起冤案，小说家和读者都深感痛心，并因此而生出了对于不公正司法的强烈愤慨。小说家与读者的这种同情与愤慨，由于崔宁和小娘子都是“好人”，而获得了强化。也就是说，在小说家与读者看来，这一误判不仅违背法律，而且违反人情。
但是在《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拍案惊奇》卷六)里，县官也同样仅仅根据表面的相似性，便错误地判定其实没有杀人的卜良有罪，并且判处了他死刑，造成了一起冤案。但是因为卜良是一个好色之徒，并曾设计奸骗了一个良家妇女，他的被冤枉乃是因为那个受污妇女的丈夫设计报怨，所以小说家和读者并没有对这起误判感到愤慨，也没有对卜良的受冤感到同情，更没有像在《错斩崔宁》的场合那样，发出“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的遗憾的叹息。在这里，人们显然表现出并不要求司法的公正性，而只是要求人情的合理性的倾向。换句话说，尽管这起误判违背了法律，却因为符合了人情，所以并未受到非议，反而受到了肯定。而且，对钻了司法空子的贾秀才，人们更多的是赞赏，而不是非难；而对于那个糊涂的县官，人们也只是宽容，而并没有谴责。
看一下误判发生的经过是很有意思的。贾秀才之妻巫娘子被卜良串通观音庵赵尼姑设计奸骗以后，贾秀才为了既惩罚这些胆大妄为的无耻之徒，又不使自己的妻子出乖露丑（如果上衙门去告状便必会如此），便设了一条借刀杀人而又一箭双雕的巧计：他让巫娘子假意答应卜良第二次幽会的要求，在幽会时乘机咬下了卜良的一段舌头；贾秀才又去观音庵杀死了赵尼姑和小尼姑，将卜良的舌头放入小尼姑口里。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了观音庵的凶杀场面，又发现了因被咬去舌头而狂奔乱走的卜良，因为卜良平时便作恶多端，所以人们认定凶手就是卜良，于是把他捉拿到县衙门里。因为卜良的断舌含在小尼姑的口里，卜良又因没了舌头而无法分辩，于是县官就像《错斩崔宁》里的府尹一样，根据所有这些表面的相似性，得出了一个貌似合情合理，实则完全错误的判断：
不消说了，这狗才必是谋奸小尼。老尼开门时，先劈倒了，然后去强奸小尼。小尼恨他，咬断舌尖，这狗才一时怒起，就杀了小尼。有甚么得讲！
卜良于是被误认为凶手，当堂打死。
从法律上来说，卜良和赵尼姑只是犯了串通奸骗妇女之罪，而即使有十二分愤慨的理由，贾秀才连杀二人（尤其是其中的小尼姑是无辜的），也已犯了杀人之罪。如果司法公正的话，他们应该受到各自应得的惩罚，而决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让贾秀才逃过法网，而让卜良死非其罪。
不过这只是就法律来说的，人们在情理上可不这么认为。小说家的态度是典型的代表，他非常称道贾秀才借刀杀人的机智：
那贾秀才与巫娘子见街上人纷纷传说此事，夫妻两个暗暗称快。那前日被骗及今日下手之事，到底并无一个人晓得。此是贾秀才识见高强，也是观世音见他虔诚，显此灵通，指破机关，既得报了仇恨，亦且全了声名。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
小说家所唯一感到遗憾的，也只是巫娘子毕竟曾失过身子；而对贾秀才的巧钻法律的空子，则只是一味地表示赞赏：
后人评论此事，虽则报仇雪耻，不露风声，算得十分好了，只是巫娘子清白身躯，毕竟被污，外人虽然不知，自心到底难过。
因此小说家在这里显然是暂时放弃了法律的普遍性观念，而诉之于法律的相对性观念，因为比起司法的公正性来，他显然更关心人情的合理性。这种诉诸法律的相对性的态度，当与《错斩崔宁》的场合加以比较时，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这不仅是小说家的态度，而且大抵也是读者的态度。人们在阅读这篇小说时，首先引起的阅读反应，是对贾秀才的机智感到佩服，对卜良的“罪有应得”感到痛快。正是在这种时候，读者显然已经落入了小说家设置的陷阱，被法律相对性的观念攫住了身心。其实严格地说来，它原本就潜伏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小说家只是巧妙地诉诸人们的这种观念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为了伸张正义便欢迎县官的这一误判，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于《错斩崔宁》中类似的误判感到愤愤不平呢？我们接受了这起误判，便无法拒绝那起误判。我们想用法律的相对性来维护人情的合理性，但最终我们却会发现，我们既有可能失去司法的公正性，又有可能失去人情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