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道家哲学，历来有劝人“守雌”的教训，认为安于恬退者不仅能避祸全身，抑且能守拙反达，做到热心进取者做不到的事情。民间俗话，也有巧不若拙、智不及愚之类说法。这些教训或说法，说的总是人生固然要积极进取，但有时积极进取未必能成事，安于恬退反而易于成事的道理。
《鹤归楼》（《十二楼》第九卷）所致力于表现的，便是这样一个主题。其中展示了两个书生的对比：对于功名利禄，他们都看得很淡，结果两人在这方面都一帆风顺，这便是“安恬退反致高科”；然而对于男女之情，两人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一个以冷处热，结果白头到老，一个以热处热，结果吉始凶终。
两人所娶之妻皆为绝色佳人，原是徽宗皇帝选中了要作妃子的，因臣下劝谏而无奈罢手，后来“转嫁”于两个书生。徽宗皇帝知道此事后，不免拈酸吃醋起来，于是百般摆布两个书生，派他们出使金国，使他们不能与妻子团聚。
面对当头横祸，两个书生的处置截然不同：一个与妻子痛哭而别，日思夜想，刻刻盼望，结果妻子郁郁而死，自己也未老先衰；另一个则将生离作死别，临行时故意对妻子作决绝之言，断了妻子的想望，自己也无所牵挂，结果最终重逢之日，夫妻都健康胜于昔时。小说家指出前一个书生的悲剧的原因道：
总因他好色之念过于认真，为造物者偏要颠倒英雄，不肯使人满志。后来官居台辅，显贵异常，也是因他宦兴不高，不想如此，所以偏受尊荣之福。可见人生在世，只该听天由命，自家的主意，竟是用不着的。
小说家指出人生处世之所以宜冷不宜热的原因，在于“造物者偏要颠倒英雄，不肯使人满志”。这看起来有点荒诞不经，但其实却正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世情的本质。
“偏要颠倒英雄，不肯使人满志”的，其实是世情而不是“造物者”。人性原本是争强好胜的，总不愿看见他人比自己顺遂美满，也不愿看见自己比他人偃蹇坎坷。过分明显地显示自己的欲望，之所以会招来意外的阻力，正是因为这容易引发他人的嫉妒之心，并因此而产生阻挠的冲动。在上述小说里，人性的这种嫉妒本质，被夸张化和戏剧化为皇帝对臣子的拈酸吃醋，其实它原本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只因为嫉妒之心人皆有之，因此常常是你越想要的，人们便越是不会给你，一直到你心灰意冷为止。
如果不能打破这个迷关，永远以进取之心待之，则难保热心肠不变作死心肠，结果一生耗费在近乎徒劳的追逐上，这便是“物于物”的生存方式；如果能够打破这个迷关，先能自置于死地与绝地，使热心肠变成冷心肠，则人们的嫉妒之心对之亦将无可奈何，结果反有可能实现真正有价值的人生目标，这便是所谓“物物”的生存方式。但是，人性常常是甘于“物于物”，却不愿“物物”的，这也是人的一种宿命吧？
像《鹤归楼》的作者，对于人性的嫉妒本质，其实也不会没有认识，所以他才写了这篇小说，并把嫉妒心理夸张化与戏剧化为皇帝的拈酸吃醋；不过他却不愿明说这是人性的阴暗之处，而把它归之于“造物”与“天命”。我们现代的读者，当然不会被他的障眼法蒙住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