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工作起来是不管白天、黑夜的，他要追寻回“文革”丧失的时间，因此房中一切都是摊开的--书是摊开的，纸是摊开的，画册是摊开的，墨盒是摊开的，连一张张的宣纸信笺都是摊开的……沈写长信，常常不是一气呵成，每写到一段儿便停下来，转而去做别的事情（包括给别人写信），等到心中萌生出新的意思，才再度继续那没完成的信件。沈有这样一种固执习惯：一方面把时间看得无比珍贵，同时又舍得向好朋友、好学生倾吐心声。每逢老朋友造访，他能抛开原来的工作，一谈就是两三个钟头；每逢学生求教，他能抛开自己正在研究的专题而为学生解答最普通的常识。这是一种怪癖，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解释：他心中埋藏了深深的苦痛，解放前的文学活动不被承认，著作纸型被焚毁，无异向活着的自己身上抛撒纸钱；改行研究文物依然困难重重，尤其是“文革”中，某些过去为自己钟爱的青年“反戈一击”，使自己怒火中烧，但在淫威下又有口难辩！如今回到北京并被允许工作，但那些整人者仍居高位，仍在纵声谈笑并伺机继续整人！自己就只能如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之诗“，小小窄而霉斋”是任何人摆布不了的独裁天下！就是要摊--把一切都摊开，摆得乱乱的，叠得高高的，谁管得着？自己不愿上街，不愿听到和见到样板戏、造反歌和红色标语，自己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尽管“窄而霉”，可自己看上去无异于古色古香，且有规律可循！因此，中午要老妻送饭，晚上足不出户，见“没话人”半句嫌多，见“有话人”千杯嫌少，这岂不成为顺理成章之举11975年，我结婚了。妻子是北京人，运动中随父母去河南干校，在那里招工进厂。我当时仍在河北固安县教书。这样的联姻，前途未卜。
来祝贺的亲友不少，贺礼大多是枕巾、被面、茶杯、暖瓶、床单等实用之物。沈伯伯也来了，他的礼物可谓独出心裁--一个清乾隆时的“五蝠（福）捧寿”瓷盘，一只蝙蝠头上贴了一块用红纸剪成的“鲭”字；另外，在一块拳头大的朱红腊笺上面，用他潇洒的行书写了如下字句“：祝两位多福多寿”。这两句的下边，又用小字做了注解“：为国家多做好事为多福，长寿则可为国家多做几十年好事。从文敬贺。”
应该说，沈伯伯这份不同寻常的贺礼及贺词，使我的婚礼升了格，并且定下了基调。
几年之后，我调回北京，和沈伯伯的联系更多了。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上海电影厂的一位著名导演，表示想把沈老的小说《边城》搬上银幕。沈老得到消息，一方面表示感谢，同时又显出不可思议的淡漠。改编本还没有诞生时，沈伯伯在给家父的一封信中，就表示出对于“地貌已变”的巨大忧虑：
“照最近的新闻报道，王村下面的凤滩已改为发电二十五万千瓦的大水电站，那里两岸最美的景物，大致已全部永远淹没在水中。茶峒渡口已有个大桥，日有上千大小汽车往来。就我二十年前记忆，具有相同或更好看渡口背景的还不多，一是沅陵附近马蹄驿（上官庄）村子，若值秋冬之际，四围山色红紫烂漫，简直像一件人间奇迹。即宋人最高明画迹中亦不及万一。另一是距自治州仅二三十里的张八砦，同样是一泓清水，四周远近山色红紫烂漫，最难得处，是一个渡口和小船，简直还保留千年不变。可是事实上这二十年人为变化，看来也早把原有景色的静谧，完全改变成乱哄哄生产区了……我估计受时间影响所失去的，肯定还不止这些。即留下的自然景物，部分虽不易变化，但成为公式新型红砖建筑，一排排既不适用、又不美观的玩意，却必然到处存在，就使人毫无办法处理它！
……”
当后来看到改编本中的人物关系，或多或少都被贴上了“阶级斗争”标签时，沈没有正面批评，但是在给家父的信中，便毫不犹豫地关上了“合作”的大门。
沈伯伯病了--在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之后，在他赴美探亲讲学之后，在由国外向着国内传递的“沈从文热”兴起之后。他几度住院，得到了力所能及的正规治疗。然而病魔却没有退却，第二次脑血栓发作后半年，他已然不能行走和讲话，当被抱坐在轮椅上，头也无力地向胸垂落。西医已没有办法。老朋友和弟子们见了，只能在心内默默叨念“：至多只几个月时间了，可怜的人……”
这时，南京来的一个年轻中医开始对沈治疗。他叫吴宗宁，南京人“，文革”中在苏北乡下插队，恰与沈伯母的一个晚亲在一块儿。吴偶然读了一本沈的小说，便敬仰沈的为人和才华。后来回到南京，吴便在一个粮库的医务室当医生。吴是个“怪人”，喜欢哲学，喜欢与有思想的人进行海阔天空式的探讨，习惯从各个角度对病人进行辨证治疗，其手法和道理常常是出乎常规的。他开的方子，一般中医看了连连摇头，因为毫无道理可言；高明中医看了连连点头，因为无懈可击。他专治疑难病症，专接被大医院“判处了死刑”的患者。也奇，有一些这样的患者居然就在吴的手中起死回生了。吴的名声开始飞扬，甚至当年叶帅病危之际，中央曾从全国召集来十多位有“绝招儿”的草泽医人，其中竟也有吴这个后生晚辈在内……沈伯伯第一次脑血栓时，吴闻讯就赶到北京“毛遂自荐”。可沈家不敢让他“上手”，原因是谁也想不到的--沈当时头脑还清醒，他根本不相信中医！即使如此，吴也毫不气馁，默默观察了好些天，每晚就和沈的儿子挤睡在一张单人床上。脑血栓第二次发作，沈已整El昏沉，大医院也毫无办法，于是沈家这才同意吴“试着来吧”。
吴的第一剂药“渺小”得惊人，一种小儿常用的什么“散”，八分钱一管。为的就是解决沈排痰的困难。以往大医院为了解决排痰，请了多少专家会诊，把多少种复合治疗方案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终未见效。如今不料这一“散”下去，居然灵了，痰没了。以后的治疗过程不必详述，但奇迹终于发生--沈有了精神，头能够抬起并可以自由转动，慢慢恢复了讲话能力，慢慢能够下地行走……
吴与沈的关系是奇特的--因为沈不信中医也拒服汤药，吴便从南京购买中药药材（一为保证货真质好，二为价格相对便宜，因沈服中药从不报销），制成粉剂装入胶囊。沈则“不辨中西”，胡里胡涂服用下去。吴每年都在季节转换时来到北京，住在沈家一段时间，白天只默默观察沈（大约就是“望闻问切”中的“望”），夜里，则利用沈家丰富的藏书武装自己。据说，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马尔萨斯心理学》，认真读了，又推荐给沈。那是一个早晨，沈坐在藤椅上，一个小时居然静静读了十几页……总之，在沈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习惯家中不时出现这样一个“常客”。他安之若素地让吴给自己针灸，也许知道胶囊系吴所制，但不承认吴是自己的医生，更不相信自己一天天的进步是吴的医术所致。但沈确认吴是个好人，是个奇人，是个有思想的人，是个谈得来的后辈，总之，相信吴是个朋友……
沈的好转，赢得了许多老朋友对吴的尊敬。出于礼貌，许多人这样问吴“：您有家传吧？…‘没有。”“您肯定是学医出身。”“我没上过大学，只当过赤脚医生。”“您在什么医院工作？”“南京一个粮库的医务室。”您如今--（想问工资、级别、职称之类，却又不好开口）“吴却一眼看穿，坦然相告”：我是工人，工资级别四级半，连初级职称也没有。“说罢便直盯盯地望着对方。
老朋友们惊异了，马上也感动了，因为眼前秉性奇异之人，和从文在自传中的”小学学历“”、生性顽劣“等语如出一辙沈老去世之后，我到沈宅借了那本沉甸甸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准备回家细读一番。我心中总有个不解之谜：为什么这本书在国外获得盛誉之后，国内对沈还有一种”只有资料、没有观点“的背后议论？
当我拭净书桌、随即展开这本书的目录时，不禁有些吃惊，它不像我预期的那样--是一部总论，讲服饰与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笔法纵横捭阖，时有宏论警世；然后才是分门归类的图录及简短说明……沈屏弃了常见的这种”大手笔“写法，全书一上来就是一幅幅的图录及其说明，彼此之间并没有”系统“存在。
我沉吟了片刻，随意翻阅着。我翻到”七五·簪花仕女图“一页，我晓得这幅世传”唐周肪画“的名作。我是从唐诗开始接触古典文学的，近年编写京剧剧本，又翻阅过新、旧唐书，于是我就潜心阅读起沈的两千字说明。因图录仅是全画的一个局部，所以沈先约略介绍了画的全貌和作者。然后，沈集中笔力分析这幅画中的仕女服饰，有种种违反时代的漏洞，最后得出”此画是宋人（或更晚）据唐人旧稿而作，头上的花朵是后加的，项圈且有可能系清代画工增饰而成（清《皇朝礼器图》中有完全相同式样的项圈）“的结论。沈推导结论的办法，用的是系统论的办法--先单项再组合。单项，比如仕女所戴花冠，沈指出妇女花冠自唐中晚期直到北宋的发展历史，并附印历朝花冠式样作为佐证。组合，指出”蓬松义髻、上加金翠步摇已近成份配套，完整无缺。头上再加花冠，不伦不类，在唐代画迹中绝无仅有。“我深深叹服了。方法是科学的，观点是明确的。尤其是在发现了”衣着材料和背景花木时令矛盾“”、衣上花纹平铺，和人身姿势少呼应“及”有的内衣且作红地蓝花大团窝缬“种种弊病之后，并且在推翻了周哜系此”千秋名画“作者之后，沈并没有高兴地大声疾呼，宣布自己取得了如何重大的科研成果。我觉得，沈的这种态度，就丝毫不低于他的发见价值。沈做学问是有观点的，但是内涵在短短的说明中。或许他认为，把问题搞明白、说清楚了，就是有了学问。
艾青·鱼化石
“艾青回来了！”
不大的声音，回响在父母一辈文人们的嘴边和心头，在1975年那个欲晴还阴的时候。
不大的声音，却有挺大的力量，虽然他只是获准返京治病的。
母亲爱热闹。她当时在全国政协上班，地点在西城的白塔寺，而艾青借住的房子，恰恰也就在白塔寺附近。所以，母亲每逢下班，时不时就拐到艾青家里，聊天、话旧，有时到了吃饭时间，就叫人家“加一双筷子”。然后兴冲冲回到家中，大讲在艾青家吃到了新疆罐头……母亲经常去打扰，艾青却从来没“回拜”过。我隐隐觉出这人架子挺大。可母亲不这么看，依然常跑去看艾青，常让人家“加一双筷子”。
我早就知道“艾青”这个名字，只知道他在诗坛的辈份很大，贺敬之、郭小川都比他晚。但艾青到底有什么作品，我还真说不上来。此际我对他颇有兴趣，是知道他在1957年后，先去了一两年北大荒，又转到新疆“扎根”十六年，这时间恰是我在新疆的两倍。母亲知道了我的心思，便挥挥手说“：这有什么难的？把你的《入疆集》拿来，我带给他看。下回我领你见艾青去！”
《人疆集》是我在新疆塔里木河垦区八年当中写作的一本旧体诗词集，近百首，手抄本。这时，爸在一边插话“：艾青一向反对旧诗，别去碰钉子。”
“你别管。”我妈说完，拿着诗集就走了。她就这脾气。不料，母亲饭后回来，兴冲冲嚷道“：老艾说了，叫城北明天去看他。”
第二天，按照母亲开出来的地址，顺利地找到艾青的临时住址。．但是面对陈旧的门楣，面对那一间矮小的东屋，我实在不敢把“大诗人”和“小破屋”联系在一起。艾青推门出来“：你，就是--城北吧？”
进屋。一张大床几乎占据了一半屋子，大床之上还叠架起一张单人床，据说有时孩子回来要在上边睡。整个屋子的家具都是旧的，惟独有一张极小的写字桌儿（俗称“一头沉”）紧靠着窗户。这张桌子一侧还“竖”着一块板子，用“铁荷叶”连在桌子一边。倘若把板子“支”起，整张桌子的面积就可以扩张出三分之二。艾青夫人高瑛说，这是她前几天排队从家具店刚买的，花了二十九块呢。
艾青坐在书桌的主位上，一边从抽屉中取出我的“手抄本”，一边说着“：我从来不读当代人写的旧诗，即使是新诗，只要我感到读不下去，我就不读了。谁拿我也没有办法--”
一个停顿。我并不紧张，因为二十年来，我这个“人”都经历过“要”还是“不要”的选择，至于我的“诗”是“好”还是“不好”，就更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