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
今天，西部生态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精神文化的，都倍受关注。沙尘暴、荒漠化、无人区、落后、封闭、退耕还林、开发西部等时代语汇，构成了当代西部自然生态存在与发展的一些重要征候，同样，多民族、中华传统文化的发祥地、黄河文化、农耕文化、敦煌、西藏、丰富、神奇、远古等语汇又生成了丰富多彩的西部精神文化生态。当代西部文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广阔的生态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家的代表作都与西部有关，如张贤亮、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张承志、马丽华、昌耀、阿来、周涛、董立勃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阵营，但是，由于作家视野的问题和文化修养的关系使西部文学在总体上还暂时呈现出一种“落后”或“平庸”的局面，即缺乏令世界瞩目和激赏的具有超越性的大著。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呼唤“诗史巨著”和争取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文学时代，就要厘清存在的问题，寻找突破口，是西部文学必须和及时面对的首要主题。
当我们在讨论西部文学这个概念时，会有一个突兀的发现，即在现代文学史上，西部基本是一个被忽视的地域。即使当时有延安文学、西部少数民族文学，但是它们无论在哪个版本的现代文学史上都没有多少地位，仅仅一笔掠过。西部文学是在当代突显的一个概念。这种突显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西部作家（或与西部有关的作家）的文学自觉。这种自觉使作家们与自己的日常体验、生存环境、独特的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背景都吻合了。从文化视野的角度来看，其实正是西部独特、深厚、丰富的自然生态和精神文化生态将这些作家确立了起来。
那么，首先我们要考察的是，在西部，究竟有哪些资源是西部文学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生态资源呢？
独特的民族特色。在广阔的西北荒漠与逶迤的西南山区聚居着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满、哈萨克等44个少数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的80%。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史诗，甚至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民族的精神图腾、民俗风情以及所占有的地域性往往都是非常独特的。如张承志的《心灵史》是回族在西北的精神生态史，阿来的《尘埃落定》、《空山》、《遥远的温泉》等是藏民族的自然生态与精神文化生态的综合反映。而在这些民族中产生的很多作家很可能在国内没有多少知名度，但对于其民族来说就是了不起的作家。如甘肃裕固族作家写的《星光下的乌拉金》，便是一个裕固族牧人心中的民族诗史，这里不仅有以草原为主的自然生态描写，而且更多地摹写了裕固族人民的精神生态。
深厚的传统文化。西北的黄河流域是整个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人文始祖、三皇五帝、先秦帝国、汉唐文明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农耕文明、敦煌艺术、丝绸之路文化使整个西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每一寸土地上都可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历史都将是一部恢弘的文学巨著。在中国，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了，而这些恰恰是当代西部作家或以西部为题材而进行创作的重要源泉。贾平凹小说中的道，陈忠实小说中的封建家族文化，周涛散文中的西部风情，以及余秋雨的一部分文化散文都不过是这些文化的一些闪电而已，大量的文化还像厚土一样沉寂着。在西北，还有无数不知名的作家在挖掘和重述着这里的精神生态。
多元文化的背景。季羡林先生在谈到人类的文化分类时说，人类的文化大概可以分为四种，即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和中国的儒道文化。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再也没有一个地区像中国的西部这样共同拥有人类的四大文化。除了众所周知的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外，西北以敦煌为标志的丝绸之路也是中国佛教最兴盛的地区；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更是在西北得以存在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也在这里非常突出，几大道教圣地都在西北；近代以来，基督教文化也传入西部。除此之外，西部各民族的文化与这几大世界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混成了复杂、多彩的多文化精神生态，而这种多文化之间的对话，其实正是文学家寻找的精神活水。如范稳的《水乳大地》是一部反映藏族、纳西族杂居的区域、多种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与碰撞的力作，是一部“有信仰的力作”（雷达语），是一部“敢于啃硬骨头”的追问与探寻信仰的好作品（陈晓明语）。更多的作家则专注于传统的信仰与现在的科学文明之间的冲突。
丰富的民俗民生文化。由于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因素，使西部充满了神奇、丰富的民俗文化特性。这不仅仅是西部作家的童年印迹，而且是他们成年后仍然在兴奋、探求、书写、保护甚至传承下去的文化。这是西部精神生态最为显性的一面，所以也多为西部作家所书写。陈忠实的《白鹿原》可以说就是作家在放弃种种文学观念后，直接以一个洞悉白鹿原种种神话、风语、世变、民俗、地理的亲历者的视角来写的，甚至一如马尔克斯说所的那样：“我祖母就是这样讲故事的”，陈忠实笔下处处流露的是他童年和青春的印迹。贾平凹的《秦腔》可以说是西部最有特色的戏剧秦腔这一民俗的细致描写，有人说他的小说越来越“鬼”，雪漠的《大漠祭》是对还存在于凉州大地上的原生态民生的临摹，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写的是回民生活中宰牛而搭救母亲的民俗。张子选的散文集《执命向西》写作者在阿克塞的生命体验，处处都有阿克塞人的民俗生活。近来出现的原生态散文，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民俗和民生文化的原生态呈现。总之，民俗文化是西部作家信手拈来的日常生活。
奇异、荒凉和正在恶化的自然生态。在近代，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将人们的视角引向荒凉、贫困、落后的大西北，而在当代，马丽华的《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如风》又将世界的目光引向神奇、高寒、令人恐惧又敬畏的西藏。在西部大开发的新闻热导下，和旅游热的兴起，对西部的审视使人们重新开始思考西部的自然生态。不仅仅是当下的荒漠生态引起人们的惊醒，而且历史上的荒漠生态也每每引发人们无尽的遐想。这些构成作家的自然生态视野。在西部，不仅仅是马丽华，还有很大一批作家都写过类似的文本，考察纪实文学、旅游文学基本都属这一类型，同时，他们也把笔触投向反思。如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系列小说。常见的是在文本中直接或见接地描写西部的自然生态，特别是在小说中要描写人物活动的背景便不得不描写西部的自然环境。最典型的是张贤亮，其小说中处处都有对西部自然生态的描写，他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出卖荒凉”的人。再如红柯的小说，处处都有这个西北作家体验过的西北地理的精彩描写。还有，如马步升和刘亮程的散文，一出笔便是满纸的风沙与粗犷，遮不住西北人的生存体验。
其次，要深刻审视西部作家（或以西部为题材的作家）在处理西部生态时还存在哪些问题。这是当下应该廓清的问题。
对西部文学的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当时，在西部出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家，如“西部文学”这一概念的首倡人之一孙克恒先生编辑过一本《西部诗人十五家》，在当时就很流行。周涛、昌耀、章德益、张子选等是当时倍受评论家关注的一些诗人。80年代末开始，西部小说开始崛起，此时，除了早已成名的张贤亮和以西部为题材而著名的张承志外，路遥、贾平凹、马丽华、陈忠实、阿来、雪漠等作家一一亮相，使西部文学有了整体性，但是，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都市文学和青春文学逐渐占了当代文学的潮头，西部文学总体上开始呈现式微状。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这些难以克服的文化势利外，究竟还有哪些意识与观念在阻碍西部文学的发展呢？
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这方面的例子并不十分突出，但是，它存在于那些普通作家的作品里。在藏族地区和伊斯兰文化地域的很多作家，由于信仰的原因，多拒绝外来文化的融合，而缺少一颗博大、宽容的心灵。张承志的《心灵史》是一部了不起的史诗，但是，也有部分读者和评论家对其颇有微辞，大概不是这部作品本身的原因，而是张承志前期创作风格给读者留下的宽容、博大的失去，代之以一位宗教领袖般的宣言的缘故。这种批评一方面看是不正常的，它显示出非宗教文化信仰者对宗教文化的“非议”，另一方面看也是正常的，它代表了人们对艺术的认识，并不意味着是对伊斯兰文化的反对，恰恰相反，读者在期待超越本民族的作品。那才是全人类的文学。事实上也如此，如阿来、范稳的作品呈现一种开放、宽容、接受与重塑的姿态，回民作家石舒清的作品也有一种向外扩张和希望被整个世界接受的心理，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西部少数民族的作家能够真正走出来的并不多，尤其是伊斯兰作家。
落后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在显性层面多是陕军作家的特点。如贾平凹的《废都》中男女之间的伦理观念既不属于真正旧式的，也不是现代的，属于一种模糊状。最重要的倒不是伦理观念，而是其作品中透示出的道家的思想，这一点被很多评论家所称道。但是，贾平凹的这种道家思想与老庄的虚无之道是有质的区别的。《废都》中庄之蝶的隐遁看似颇有道家的风格，但实际上从贾平凹的总体创作来看，是一种不同于老庄的虚无之道。在老庄那里，虚无之道是绝对的，是与欲望对立的观念，是一切生命与道理的母体，既不失去，也不产生，是静默的，但在贾平凹那里，只是一种对生命真理的逃避，是相对的，是欲望化了的，是一种现代观念下的虚无。这种观念导致贾平凹在创作中缺乏对生命真理的追问，而局限于平面化的反映民俗民生。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在《贾平凹的道行》里说了很多公平话，他说评论贾平凹并不意味着对他的否定，只是另一种解读而已。他从贾平凹早期的创作开始，一直评到了《秦腔》，将贾平凹说了个透。他以为，贾平凹是渐渐地古了，内心深处有一种旧式文人的鬼气，阴气，完全地对人生颓唐了，只留下解构（实际上这就是彻底的虚无），不像鲁迅、钱钟书、王小波在解构传统中又重构传统。孙郁.贾平凹的道行.2006年第3期另如陈忠实家族小说《白鹿原》中的封建伦理观念也值得探讨。既然是家族伦理小说，就应该有对新伦理的探索，应该有新道德的挥发，但这一点恰恰是这部小说所缺乏的。作家虽然是在摒弃了过去文学创作观念，在一种近似于原生态的观念下进行的创作，已经远远超过以往的家族小说，但是，缺少了对新伦理、新道德的探索，便使这部作品仍然限于现实主义文学的中低谷，而很难达到像托尔斯泰式的高峰。托尔斯泰的了不起就是对伦理、道德、信仰的追问与探索，没有了这一点，托尔斯泰也就不能成为伟大作家了。关于这一点，不仅仅是陕军作家的缺失，其实是整个西部作家甚至整个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的缺失。
陈旧的乡村意识。无论是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还是陈忠实、贾平凹、雪漠、刘亮程、石舒清、董立勃、马步升、王新军等的小说、散文，都是建立在一种乡村意识上，但是，对于这种乡村的描写是值得怀疑的。到底是要原生态呈现，还是要有现代性呢？这是一个作家艰难的选择，因为要原生态呈现也是艰难的，要必须摒弃陈旧的被政治化和模式化了的文学观，陈忠实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要体现现代性就更难。现代性是建立在新的伦理、新的信仰和存在观之上的，没有深厚的文化哲学功底是难以胜任的。由于这样一个难度，作家们便多选择稍容易的阵地，即原生态写作。所以，在王新军、雪漠、马步升、刘亮程等的作品里，多是西部乡村诗意的抒写。在路遥、张贤亮的作品里，则稍稍有一些难度，这种难度就是痛苦。事实上，原生态与现代性是可以共存共生的，这在美国作家福克纳在作品里被实现了。当然，这种陈旧的乡村意识也并非西部作家独有的，同样也是整个中国当代作家的共性，只不过，在西部，作家们多还沉浸于诗意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