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反映论文学观。西部作家多是宏大叙事的坚持者，先锋性较东部作家弱一些。如张贤亮、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雪漠等的作品都是同属于现实主义一脉，即使是近年来声名鹊起的范稳也被称为近年来少有的宏大叙事者。成名的有点先锋派的作家除了阿来外，便鲜有他人了。但是，这些作家在文学中呈现给读者的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多是原生态摹写，即从观念上来说是一种简单的反映论文学观。现实主义批评大师卢卡契对现实主义的反映论有一系列经典的论述：“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切真正伟大的文学的共同基础。”“所有伟大的艺术时期都必然是深刻的客观现实主义时期。”卢卡契强调文学对现实的整体反映，认为整体性是对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的拜物化的克服，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就是一个独特的世界，这个世界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世界更真实、更完整、更富有生气。但是，这个本质的世界“并不能为人人所认识，它甚至对最伟大的艺术家也会久隐不现。”原因在于，对这种本质的完整、深刻的认识，是以恢复了自己的完整主体性的人为前提条件的。陶水平.卢卡契“伟大现实主义”文学观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目前，西部文学和整个当代文学的局限正在于此。西部作家缺乏对当下存在的反思，缺乏对同样荒漠化的人类精神生态的拯救精神。
当然，对于西部文学来说，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以上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自80年代末开始，就已经被一些评论者零星地提及。如孙郁、李建军对贾平凹或婉转、或直接的批评2000年9月初，在《〈白鹿原〉评论集》的研讨会上，李建军对《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批评，引发了一场对贾平凹、陈忠实作家的讨论。评论家孙见喜、学者费秉勋参与了讨论，对李建军的发言提出了批评，后来李建军又专门著文进行反驳。摩罗对陈忠实、路遥等的批评摩罗于1999年11月4日在北京焦应奇艺术中心做了题为“中国文学缺乏对存在与信仰的探讨”的演讲，对已经被广为传播和评论的贾平凹、陈忠实等人的作品进行了中肯的评论，最后指出，不仅仅是这些当代文学史上的赫赫人物，还有几乎所有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都存在对存在与信仰的探讨，这使得当代文学缺乏一种向上的精神向度。等。孙郁先生说的好，批评不等于否定，只是希望作家们能更好。此外，值得批评的作家不仅应该自豪，而且应该经得起批评。当一个作家被批评的时候已经成为公共资源，不仅仅是他自己了。但很多年过去了，西部作家们的文学观念似乎仍然如旧，辜负了西部丰富的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事实上，一个作家文学观念的转变是艰难的，并不是评论家指出来就能接受并能改变的。这种转变首先要取得作家的信任，然后还要有足够的文学修养与体验以及接受的心胸为条件，最后经过痛苦的反思后才得以实现。贾平凹形容听批评家的评论犹如剥皮，可见观念的转变是多么艰难。但是，恰恰在西部大开发以后，人们对西部的关注胜过以往时，西部文学并没有多少让人欣喜的成绩，这就说明观念的转变是必须的，也是急切的。
所以，最后的问题是，西部作家如何处理西部文学与西部生态之间的几个关系。
民族的与世界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不知怎么就得出一个结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都说是鲁迅先生的论断，其实，鲁迅只是讲了这样一段话：“木刻还未大发展……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页在这里，鲁迅讲了两层意思，一是独特的民俗特点，也可以说是民族性的精神生态，它在世界上有独特的原创性，基本上是唯一的，这是应该去写作的，它是其他人无法写作的内容；二是要以世界的眼光去看待，去处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才是世界的眼光？从哪些价值方面去度量民族的生态？是从弱小民族狭隘的视角和价值观去看待世界，还是从人类的视角来审视民族的伦理、道德、民俗？这就涉及到世界文学与人类文学统一价值的问题。究竟有没有统一的文学价值？如果有，是什么？笔者在另一篇文章《论伟大文学的标准》里谈到伟大文学的七个标准，这七个标准是人类所有伟大文学都有的共性。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总结与概括，可能不会得到有些作家的认同，比如笔者认为凡是伟大的文学都必然要追问人类当下存在的价值与信仰，大都有终极关怀，但中国当代很多作家对此不屑一顾。这是个文学传统的问题。过去我们针对的只是单一的中国文学传统或民族文学传统，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所要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的文学传统。范围大了，背景也不同了，冲突就多了。同时，这也个新问题。比较文学在中国已有很多年，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广泛而深刻的答案。但作家们不应该如此抱残守缺，应该溶入到世界文学的海洋里。在阅读裕固族作家铁穆尔《星光下的乌拉金》的前言时，一个“众小民族”作家的心胸展现在读者面前，他写道：“作为一个众小民族的一个分子，每当我思考众小民族的百姓在历史的长河中所遭受到的种种创伤、痛苦和永恒的孤独时，我想到的是整个人类的未来，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未来。我所创作的一切，都是由这个愿望激发起来的。”铁穆尔.星光下的乌拉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5月.第3页但是，紧接着的问题便是，用什么样的人类的价值和愿望来判断“众小民族”的精神生态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道路仍然是漫长的，并不是说有这样的视角就够了。
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2005年底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由政府倡导不仅开始在国际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且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自信也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是，也有不少人开始提倡复古，这在文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的文学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在一个拒绝传统文化的小传统中徘徊，也一直在表相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下接受政治的安排，自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以来，这种观念稍稍有所改变，但是，在先锋文学受到挫折后，很多作家又转向现实主义一脉，特别是西部的很多作家。这种小传统直至现在还在影响着一大批西部作家。传统文化在尚未受到重视时，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西部就已经有作家把笔触投向它了。如陕西一些作家的作品里，就有以儒家文化和农耕文化为主题的小说。现在，传统文化热在逐渐升温，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重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这就要求西部文学要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这同样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探索和回答，如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能不能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一些新儒家学者认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但余秋雨认为不会。）如中国传统文化在融入世界文化后，究竟能给世界文化带来什么积极的因素？如在西方文学传统占居世界文学传统的主流之后，中国文学传统还要不要继承和发扬？残雪在2007年7月27日的博客发表了《对文学界80年代以来的几种论调的反驳》一文，专门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文学论调进行了反驳，这些论调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文学标准”，“中国文学应反对‘西方中心论’”，“中国传统文学远远超过西方文学”，“外国文学再好也比不上‘红楼梦’”，“翻译会丢掉文学作品的大部分韵味”，“文学的多元化、后现代化消灭了统一的文学标准”，“最好的文学是不可交流的”等。她说：“任何想用文化或地域特点以及某种思潮来取代文学的努力都是不得要领的。”残雪新浪博客2007年7月27日日志，网址是http：//blog.sina.com.cn/u/46eacfc901000agm。这些观念虽然不是专门针对西部文学的，但对西部作家也算是一种借鉴。在世界文学史上，把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与世界主流文化融合从而创作出伟大作品的作家比比皆是，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马尔克斯等。
在处理这个关系时，西部的作家还应该重视本地区独特的文化多元对话这一特点。这个精神生态资源已经在前面述及，西部的作家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中国的西部同时拥有人类四大文化之间的对话可能，也就是说，在这里，有可能产生整个人类共同需要的精神。不仅是文学史上，而且在整个人类的文化史上，每一个文化创新时期，必然是两种以上的文化进行对话的结果。儒家与道家以及诸子百家都是对话者，诞生了丰富多元的先秦文学与文化；西方作家追问存在与信仰的伟大传统是个体与上帝的对话，诞生了无数伟大的文学；《红楼梦》也是释道与儒家之间的对话。但是，单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对话的传统精神，“五四”之后被确立起来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也因为政治的原因被取消了对话的可能。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如果西部的作家能够重视这一对话精神，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一部新的西部文学史从此开始，但如果继续忽视这种对话的精神，那么，西部的作家也就只能画地为牢，坐井观天了。
民俗文化与全球主流文化的问题。从进入社会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对民俗的写作始终是有禁忌的，那便是对中国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中神秘文化的禁忌，包括宗教文化。20世纪8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进入中国文学视野之后，这种神秘文化才开始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中。一时间，鬼神传说、神秘现象让作家们兴奋。但是，如何处理这些现象却成了作家们头疼的事。范稳的《水乳大地》有不少魔幻的色彩，贾平凹的《秦腔》里有鬼，它们都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还有很多民间风俗正在被一些作家书写，但在出版方面每每遭遇一些问题，作家们便只能保持贯有的禁忌态度。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和世界文化大交融的格局下来看，对民俗文化的全面发现与书写是必然的，这就存在一个如何与全球主流文化既共融又独立存在的问题。这大概也不仅仅是作家们要解决的问题，而是目前所有文化工作者共同面对的命题。但总体来说，善、真、美、和谐、宽容、博大、人道主义、信仰、进步等主题是主流，是人类共同需要的精神生态资源，相反，恶、恨、愚昧、专制、暴力、虚无、后退等是人类反对的负面价值。这是应该把握的。
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问题。近来已经渐有声势的原生态散文写作者们强调现场感，强调精神价值，也就是说，在对自然生态、精神生态进行原生态呈现的同时，要有作家的个体精神参与，这种个体精神性是独特的、个性的。如果我们把以杨朔为代表的散文可以称为对自然生态进行写作的话，那么，后期以贾平凹、马丽华、周涛等为代表的散文则是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共融体，可以称为新散文。新散文强调精神参与，即个体精神体验的书写，使自然与人共融。这种新散文对以杨朔式散文的变革主要是从西部作家开始的。张承志的很多散文也属此列。于是，对于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处理上，要参与的个体精神便显得非常重要了。在以自然生态为题材进行写作时，作家们往往都以梭罗的《瓦尔登湖》为榜样，但是，仅仅是学了其表，对于其精神则难以模仿。梭罗洁净、澄明的精神来自于一种对自然精神的信仰，这一点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倒是常常可以遇见，而在当代，几乎绝迹。把梭罗的《瓦尔登湖》与马丽华的《走过西藏》相比，正像马丽华所说的那样，她是一个“喜欢张望人家的生活情景、喜欢打探人家的人生之秘的好奇的旅人吧，是一个执迷投入但始终不彻不悟不知圣者为何物的朝圣香客吧。”马丽华.走过西藏.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第四版.第1页而梭罗是亲历者，是真正的体验者，入圣者，信仰者。一个外在，一个内在。所以，马丽华对西藏的整体呈现便也只能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叙事。这一点，马丽华已经敏感到了，但是，这一点恰恰也是致命的。也因为这一点，马丽华尽管在西藏生活了18年，把青春挥洒在西藏，但信仰的无奈使她始终与西藏大地与大地上行走如风的灵魂之间隔着一个世界。也因为这一点，马丽华在叙述西藏的变迁时便显得犹豫不决，不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过去、现在与未来。内心不能完全澄明，便也只能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马丽华创造了新散文的一座高峰，但马丽华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的作家呢。这种不足最后仍然要到作家自身的精神生态那里去寻找原因，那便是作家的信仰。只有信仰才能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圆满，单纯的哲学、科学只能使人与自然分离，但是，这种信仰又要到哪里去寻找呢？这便是留给西部作家乃至所有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个终极课题。
总之，当西部作家如果能把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能吸收世界文学的滋养，能够处理好这些关系，或者能够处理好这些关系中的一种，他便超越了自我，其创作也就超越了。若西部作家都能在这样一种视野下清醒地盘点自己的家产，并坚持用这些家产进行创作，那么，西部文学就大有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