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断头台》中叙事时间表现为鲜明的畸变特征，即叙述时间相对故事时间的变形。整部小说开始于已经怀孕的母狼阿克巴拉在伊塞克湖畔的生活，其后开始大量的倒叙并引出阿夫季的故事，直到小说的第二部结束叙述的时间才又回到开篇的时间，第三部则主要以直线进行的时间方式叙述狼的最后灭亡及牧民鲍斯顿的生活悲剧。在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中，叙事的时间从A点——即母狼在伊塞克湖畔生活为出发的起点，描写它为直升机噪音所刺激起的烦躁情绪如何被腹中孕育着的小狼所抚慰而开始回想它的第一次怀孕、在最早的故乡莫云库梅草原的生活，倒叙使叙事时间向来处回流，当倒叙结束后叙事时间再次回到A点，这种时间的起点和终点重合的写法，使小说的叙事时间呈现为圆形，之后再以直线的形式向结局发展。叙事时间的这种畸变不仅存在于作品的整体结构上，也存在于小说中对三个人物的故事叙述当中，母狼关于莫云库梅草原的回忆成为阿夫季故事的开端，而丧失子女和家园准备逃亡的母狼遭遇阿夫季之时，正是后者即将灭亡的时刻，阿夫季故事的叙事时间开始于他全身被缚躺在货车后车厢的时刻，在那里他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孤独，从而开始他的回忆，叙事时间倒流回他离开神学院之时，经过对他感化大麻贩子失败、与英加相恋等人生大事的次第叙述后，叙事时间又回到他在货车后车厢之时，此后时间开始直线向前，直到他的死亡。牧民鲍斯顿的悲剧故事也有着类似的叙事时间。作者对叙事时间的这种安排，使得叙述从一开始就进入高潮阶段，叙述开始的时间往往是决定人物命运的巨大危机即将或刚刚开始的时间，对危机的描述让读者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同时也让叙述充满悬念，接下去的倒叙不仅显得顺理成章，也因前面设置的悬念而加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而前节所述作家对多种叙事视角的交错运用也主要发生在倒叙部分，这一方面增加了作品对题材的开掘深度，另一方面使作品中充满不同的叙述声音，小说具有“复调”的特征。
构成《断头台》的故事线索有三个：①母狼阿克巴拉的生活，主要讲述它一再失去孩子与家园的悲剧；②神学院学生阿夫季的信仰与思想悲剧；③牧民鲍斯顿的生活悲剧。这三个故事形成了三个叙事时间，它们彼此又互相交错：母狼的故事真正开始于它在莫云库梅草原养育小狼，而它和小狼同阿夫季首次相遇时，阿夫季的故事已经发展到中段——为了取得大麻贩子的信任从而争取机会感化他们，阿夫季不得不在草原上采集大麻花粉，母狼生活中的第一个悲剧发生的时候，阿夫季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命运给母狼以致命打击的悲剧——最后一窝小狼被偷——发生时，母狼的生活已经走到最后阶段，它变得绝望而自寻毁灭，同一时间里鲍斯顿的悲剧还未显端倪，但最后他们在同一时间里结束了自己的故事。叙事时间的交错纠缠，使两个本来不相干的人物的命运经由母狼的命运而联系起来，不仅在结构上使三个故事构成严密的整体，而且扩大了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更为作者在作品中提出的问题、做出的思考提供了深广的社会背景。艾赫玛托夫的《断头台》之所以具有恢弘的气魄、深厚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对叙事技巧的巧妙运用。
在《狼图腾》中，作家姜戎采用的叙事时间则相对简单，虽然也有对倒叙、插叙等手法的运用，使叙事时间相比较于故事时间有了延迟、中断等变化，但总体而言叙事时间是直线向前的，叙事的顺序与故事发生的顺序基本吻合，变形的程度远不如《断头台》来得明显而多样化。而且在《狼图腾》中，故事的线索也相对单一，主要人物是知青陈阵和小狼，而小狼的故事又包含在陈阵的故事中，当小狼完成了狼的觉醒，使自己的故事在高潮中结束时，知青陈阵的成长故事也基本结束了，两个故事的叙事时间是平行向前发展的，之中不存在交错和纠结的情况。
与叙事时间的畸变紧密相关的叙事手法还有预叙，即将还未发生的事预先说出来或进行暗示。预叙可以在作者采用全知视角时通过叙述者之口说出，也可以通过故事中其他人物带有预见性或预言性的话语来暗示。在预叙的情况下，时间实际上被提前了——在故事时间中属于将来时的事件，在叙事时间中成为了现在时。《断头台》中戈罗杰茨和协调主教对阿夫季先后表达过对他将来命运的担忧，这种担忧实际上是作者给出的对阿夫季命运的暗示，对此作者和读者都心中有数，只有人物自身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预叙。《狼图腾》中也有运用到这一手法，但其表现并不突出，而且运用的次数也极少，因此对小说中叙事时间所起到的影响微乎其微。
三、叙事模式
作家对小说中叙事时间进行塑形时的选择，实际上与小说的叙事模式有密切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作品中的叙事模式影响了叙事时间的形式。
在《断头台》中，作者主要讲述了三个人物的故事：神学院的学生阿夫季因为持有过于现代而背离正统的神学思想被赶出神学院，他渴望在实际生活中说服世人弃恶向善却屡遭打击和侮辱，最终他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牧民鲍斯顿善良、勤劳而能干，在牧区人们相信只要跟着他就能把日子过好，他对当时过分左倾的农牧政策有不同意见——实际上他意识到了推行左倾的、带有掠夺特质的农牧政策所带来的生态问题和即将爆发的生态危机——因此受到牧区领导人的排挤直至打击，酗酒成性的巴尔扎拜把偷来的小狼带到他家中，也给他带来了家破人亡的悲剧，最后他打死了向他报复的两只大狼同时也打死了自己最心爱的儿子，生活完全被断送了；母狼阿克巴拉的一生最大的愿望是生下并养育好自己的子女，但在人类入侵草原后它不得不一次一次为了生存而同人类、同自然斗争，它所寄予希望的子女也一窝一窝地丧失在人类制造的灾难之中，最后一次它不仅失去了家园和子女，也失去了伴侣和自己的生命。
在这三个故事中母狼的故事是唯一贯穿整部作品的，而且阿夫季和鲍斯顿分别出现于母狼生活的不同时期，他们或是亲眼见证或是亲手带来了母狼的悲剧，因此母狼的故事在此实际上起到联结三个不同的故事使之构成完整的整体的作用，这一故事的叙事模式也正是小说整体的叙事模式。综观整部作品，无论是从结构上看构成整部作品主干的母狼的故事，还是作为作品的两个次一级组成单元的阿夫季的故事和鲍斯顿的故事，它们的叙事模式都是：离开/失去乐园→经历受难→回归（获得救赎也是回归的一种）。对母狼来说莫云库梅草原就是它的伊甸园，它在那里成长并建立家庭，开始孕育自己的第一窝孩子，它和它的伴侣强壮、亲密，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事情，但人类为了完成肉类上交的计划而对草原羚羊展开屠杀，母狼的生活第一次遭遇悲剧，它不仅失去孩子，也被从伊甸园中驱逐出来，漫长的流浪生涯也就是它受难的过程，在它的悲剧到达顶峰时，已经落得孑然一身的它被人类的孩子所打动，母性再次被激发出来，一直到死它都沉浸在这种母性的虚幻满足当中；阿夫季作为虔诚的神学生，他真正的乐园应该在神学院，当他的新思想使他被驱逐出来，此后他的行为可以说是有意识地、带有宗教的自我牺牲意味而进行的受难的过程，在莫云库梅草原上他最后一次挺身而出呼吁人们停止邪恶的杀戮、向善皈依，因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他的灵魂回到了他所信仰的善的光明当中；构成鲍斯顿生活乐园的是他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巴尔扎拜到他家中时将狼的疯狂报复也一同带来，为了夺回被狼叼走的儿子，他开枪射击，打死了狼也打死了儿子，在射杀元凶巴尔扎拜后他去自首，途中为平静光明的湖面所吸引，无论是自首还是自杀，他的人生都已经走到终点，对一个现世生活已经完结的人来说，死亡的平静是他唯一能回归的场所。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的叙事模式呈现为圆形的结构，这正与小说对叙事时间的塑形形成呼应。
叙事时间的塑形对叙事模式的这种影响和作用我们在姜戎的《狼图腾》中同样可以看到。在《狼图腾》中，作者主要讲述了两个故事：北京知青陈阵来到额伦草原，在与淳朴善良的蒙古牧民的接触中逐步成长、改掉自己身上原有的汉民族的弱点，汲取草原民族的优势而形成自己健全人格的过程；另一个故事是关于陈阵所收养的小狼的，它是被掏的狼窝中唯一幸存的生命，在它成长的过程中自然的野性也逐渐恢复，为了得到自由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保持了狼的尊严而死去。这两个故事的叙事模式都是英雄或主人公从幼稚（或不成熟）到逐步成熟、最后完成成长，在这个成长的原型模式里，充当英雄/主人公的分别是知青陈阵和小狼，充当帮助他们成长的智慧老人原型的分别是保存了传统信仰、拥有充足的民间纯朴生存智慧的蒙古老人毕格利和草原狼王。成长的叙事模式其发展结构呈现为直线向前，相应地小说的叙事时间也表现为直线前进的结构方式。
作家在创作作品时对叙事模式的选择往往和作家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在《断头台》中作者试图展现给读者现实社会中人性的沦丧已经到了多么可怕的程度、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并指出在道德上人性向善的回归是唯一的解决之途，因此他选择了受难到回归的圆形结构方式；在《狼图腾》里作者更关心的是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的国民性问题，指出其中亟需改革的问题并提出向自然和最接近自然的少数民族学习的解决方案，其目的是希望国人克服国民性弱点、成长为一个健全而成熟的民族，因此他选择的是成长的直线结构方式。
本文主要想完成的是从作品的内部研究——叙事研究出发来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从前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断头台》与《狼图腾》在叙事上差异：前者采用多元化的叙事手法，表现出广阔的生活画面，具有非凡的气势与魄力，但在恢弘结构的对比下，有时不免显现出作者所给出的解决方法太理想化而缺乏实际应用的意义；后者的叙事手法较单一，所表现的生活场面也相对单纯，这一方面使作品结构紧凑而有力，另一方面又不免略显单薄。正是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意图造成了两部作品在叙事方面的差异，毕竟作家是根据自己的写作目的来选择和安排叙事的技巧与手法的。当然造成《断头台》和《狼图腾》这两部作品的差异的，不仅仅是作家创作意图不同这一个原因，还有作家的文化背景、所选择的思想资源及对待思想资源的态度等等因素的作用，而想通过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来进一步思考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问题，也不是仅仅通过叙事比较就可以完成的，限于文章的篇幅，对此笔者将于另文再述。
①李晓明，吴承笃.当前国内文艺与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述评［J］.河南社会科学.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