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美恒
一
符拉迪斯拉夫·莱蒙特是波兰杰出的小说家，“在1868年5月6日生于罗兹城附近的大柯别拉村”，“于1925年12月5日去世。综观他一生的作品，标志着他的创作的最高峰的，无疑是波兰农村生活的伟大史诗《农民》”。“这部宏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为莱蒙特赢得了全世界的读者。1924年，‘由于他的伟大的民族史诗式的作品《农民》’，莱蒙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①。莱蒙特“在《农民》这部长篇小说上作了长期的辛勤劳动，作为书，出版的年代是：第一、二卷，1904年；第三卷，1906年；第四卷，1909年（全书在杂志上分章发表于1902年至1908年）”②。这部长篇小说在中国的译介情况是：“1959年、1962年曾先后出版过前面二卷，《秋》和《冬》。后来一搁就是十多年”，“1979年岁尾”③，译者完成了后二卷《春》、《夏》，并修改了前面的二卷，于1981年8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齐四卷。从这部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来看，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20世纪初期，至少是在它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30余年里，没有引起中国文学翻译界的重视；直至1959年被部分译介，1981年被完整翻译出版，“初版即印行46000册，读者还是欢迎的”④。然而，46000册作为一部好小说的发行量，在中国的有十几亿人口的阅读市场上，显然是泥牛入海，难以称得上引起了比较广泛的阅读影响。莱蒙特的《农民》虽然在1981年就在中国出版了现代汉语译本。
然而，在期刊网上连一篇评论文章也没有检索到。译者在“译本序”中注意到了莱蒙特《农民》中的“风俗画”描写和“风景的描绘”，简要评述了“景色”与情节、“景物”与人物心理的关系。这确实是这部小说值得大加称道的地方。笔者2003年在全国性的小说研究会议上，曾经听到著名大学的教授著者按：2003年4月，在海口召开了全国小说协会第七届年会，会上给毕飞宇、红柯、杨显惠颁发了小说协会的评奖，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先生在发表对红柯小说的获奖感言时，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中风景资源的匮乏，以致于想为小学生课本选范文，找不到纯净优美的篇章或段落。抱怨中国的当代文学（大概指1949年以来）越来越丧失对风景的热情，因此造成了文学的审美价值的贬值。阅读莱蒙特的《农民》，享受作品中大段大段的波兰风景和气候变化的描绘，脍炙人口，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当波兰的风景和波兰民众的生活有机融会在故事中，作品所具有的一种大气磅礴的民族风格就显示出来了。
波兰作为一个北欧国家，那里的风景和人们的生活对于中国人来说，显然具有“陌生化”魅力。本文不止在这个层面上讨论风景描写的意义，而是从文学中风景的社会历史价值、地球生态价值和自然气象科学价值，以及风景在作品中的人文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等方面，探讨文学风景的描写意义，在此基础上，分析莱蒙特关注自然风景的独特的心理智慧状态，以及这种心理活动方式在现代社会的人性建设与文化建设意义。
二
文学描写风景，传达的是一种亲善自然、挚爱自然和崇敬自然的生存心态，流露出一种博大的人生胸怀。人类在漫长的农耕、渔猎、游牧时代，肯定是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气候时节和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后来即使进入工业化社会，从事耕作、渔猎和草原放牧的人们也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候、天气和大自然的变化。这种由于生存的需要而养成的生活习惯，一旦转化成心理活动模式进入文学，就会形成有风景的文学。有风景的文学往往是气势恢宏的乡土文学。千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主体是乡土文学，其中所蕴含的乡土精神，即热爱自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关怀民生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但是，应该看到，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正在改变着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特别是21世纪这几年来，伴随着社会的城市化，中国的都市文学空前发达。都市文学往往由于生活方式的局限和创作者的生活经验的限制，长于写人和叙事，所多的是语言动作描写和人物内心独白，甚至完全靠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至于湛蓝的天空、星光灿烂的夜色和皎洁的明月，以及秀美或雄阔的山川田园风景，还有森林、草原、沙漠、湖海、江河等大自然的景象，或是因为城市空间本身缺乏这些因素而造成文学描写的缺失，或是因为城市空间的过度人为改造而使城市的一切景观丧失了原生态的灵性色彩，因此，城市文学多的是流光溢彩的景观，却少有打动人类天性的风景。即使在城市文学中能找到些许风景，那情形也就像城市的夜空的星光一样遥远而模糊，往往失掉了纯粹、天然的气概。加之城市生活的快节奏、阅读上的娱乐消费倾向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表达上的所谓“向内转”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从文化资源生产、阅读需求和创作观念多个方面，促成了城市文学的快节奏、欲望化宣泄和无深度意义的情绪袒露。这首先在内容上造成了都市文学的简单化，除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因此生成的情感纠葛、利益冲突，很难再从都市文学中找到其他内容；其次，在文学表达方式上，都市文学变得越来越抽象、直接，也就是表达方式的非“比”、“兴”化。应该说，这是由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工业和城市正在让人们远离泥土及由泥土衍生成的情怀。但是，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国家，崇尚自然的观念又重新觉醒；我国近年来也产生了生态文学这一新概念，国家的发展理念也出现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等提法。这表明，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因为破坏自然而吃到了苦头，开始了自我反省；于是，亲善自然、挚爱自然的人类本性又开始回归。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时代思潮背景，回过头来看莱蒙特的《农民》中的风景描写才显得十分可贵，可以被作为20世纪文学的典范提示出来，以引起文学创作和评论的重视。
莱蒙特的《农民》所描写的是波兰王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农村生活，当时，“沙俄的反动统治依旧像严冬的暮色一样笼罩着波兰的农村”［波兰］莱蒙特著，吴岩译.农民》（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8月版.见译本序，第4页。但是，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却是从美丽的秋天写起的。“赞美耶稣基督！”“永世赞美！”这是小说开头的两句话，它们与丰收的田野、收获的时节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农民》作为土地史诗巨作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人对土地的依恋、对土地的感恩和赞美。因为在基督教文化中，上帝创造了世界，而耶稣是上帝的使者和代表，赞美耶稣和感恩于耶稣，就是赞美和感恩于大地或大自然。正是有了这样一层主题，使小说的所有风景描写变得具有了深远的思想意蕴。特别是对于矫正工业文明兴起以来人的欲望的极度膨胀、人对自然的过度自信和为所欲为，以及因此造成的全球环境问题，是一种具有先见之明的智慧。
因为莱蒙特胸怀对土地的赞美和感恩，因此才会热情关注大地上的风景，把气候、田园、花草树木与人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展开描写，而且，人始终依附大地，是大地养育的子孙。在这种情怀的支配下，《农民》从始至终都把景物和人密切关联在一起进行叙述，土地、风景和人是融为一体的。比如，第三部《春》第七章中的描写：“一路上，有几个地方是沿着耕地的边缘走过去的；排成密集的队伍、默默地傍着路边沟渠行走的农民，便蹲下来看望那一大片翠绿之地，凝视那夕照里灼灼欲燃地开花的树木，那横陈在他们眼前的一长条一长条的麦田——田里麦浪滚滚，仿佛在发出欢乐的喃喃细语，一直翻滚到他们的脚边。他们眉开眼笑地瞧着那一片土地，那真正哺育他们的母亲！有人甚至向土地脱帽致敬；大家都在精神上跪了下来，默默地热烈地向土地膜拜，向神圣的、日夜盼望的土地膜拜！”［波兰］莱蒙特著，吴岩译.农民（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34页这段描写既是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表现，也可以看作是作家莱蒙特对大自然的态度。莱蒙特用文学为人类提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和正确观念。
三
小说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一般从对社会人生的认识程度、概括记录人类历史的真实性和对人类情感引导的审美价值等几个方面来概括。长篇小说往往有条件对小说的主要功能展开全方位追求。莱蒙特的《农民》被誉为民族的史诗，就是因为它在思想价值、审美价值、真实历史价值方面都具备了人类社会的时代概括性和长远参考性。其中的风景描写具备了记录地球气候信息和波兰大地景观的真实历史保留价值。
文学作为承载人类情感信息的文化资源，其研究价值历来是多向度的。比如，曹操的诗《苦寒行》中有这样一些诗句：“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从文学考古学的角度分析，这些诗句表明，在1800多年前的太行山一带，植被茂盛，野生动物种群多样，人类活动极少。很显然，这首诗产生出这样的阅读意义，并不是曹操刻意追求的结果，他当初只是想通过记叙自己行军打仗、平定天下的艰难，抒发自己的英雄情怀，然而，他的写实描写却提供了古代太行山的生态信息。今天的太行山一带肯定不是如此风景了，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那里的环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我们不妨还拿文学的资料来论证。在马烽、西戎著的《吕梁英雄传》中有如下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