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源氏物语》的重新解读
李莹
一
出自于紫式部之手的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问世于11世纪初日本平安时代，但真正进入我国读者的视野，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
《源氏物语》的中译本最早的是林文月的译本，稍晚的是丰子恺的译本，还有殷志俊的译本。①
其中以丰本最耐读，这得益于丰先生深厚的文学造诣，同时兼有画家、书法家、音乐教育家于一身的大家之笔。但由于译者所处的时代（1961年着手翻译，其间因文革而搁置，1980年出版），不可避免受到时代的影响。多年来，译本的“前言”和“译者后记”，基本成为研读作品的思维定式。
在评论界（包括高校的外国文学教材）对源氏的评介大都是“平安时代的贵族典型”、“轻薄好色的花花公子”；或认为紫式部的现实主义手法取得了胜利，通过源氏的渔色生活反映了贵族阶级的淫逸生活等等，这种社会历史评价尺度，确有脱离文本的误读之嫌。倘若把文学研究的作品比作“矿产资源”的话，应该说，《源氏物语》还有值得挖掘的多层涵义，特别是对源氏的评介。
源氏是作品情节的轴心，也是作家反映社会的叙事载体，更是作家精神情感的凝聚。因之，走出定式，重新审视源氏这个人物形象，对其进行贴近文本，贴近作家，贴近时代的解读，应该说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话题了。
二
首先，从“物语”这种文学形式来看，物语文学产生于平安时代，即10世纪初，它是在继承和吸收了中国文化（唐传奇）而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孕育出的新的日本文化。日本成蹊大学教授铃木日出男认为：“物语之所以是物语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它具有稀有而少见的虚构的故事情节，如果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俯拾皆是的事实，由于过于普通，是无法成为物语的。”录于2001年北外日本文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源氏物语》国际研讨会。日本“物语”的形成和发展也充分证明这点。不管是以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创作物语，还是客观叙事以和歌为主的歌物语，都脱胎于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而紫式部融两种物语为一体，将物语文学特有的虚实手法用于创作之中，不拘泥于史实，大胆地进行了虚构，而塑造出了源氏这个迥异于平安时期的贵族形象。正如她在作品中借人物之口所述：“原来故事物语，虽然并非如实记载其人事迹，但不论善恶，都是世间的真事……。写一善人时，则专选其人之善事而突出善的一方时；在写恶的一方时，则又专选稀世少见的，使两者相互对比……，或许就称之为‘物语’”。见丰子恺《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作家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不惜笔墨赋予源氏种种美质。源氏是桐壶帝和更衣更衣：皇帝宾妃中最高的是女御，其次是更衣，皆侍寝。所生，从小就具有人世间少有的清秀如玉的容貌，而且聪明颖悟、美貌绝伦、绝世无双。作品第一回桐壶卷中这样写道：“这孩子长得越发秀美，竟不象是尘世间的人了。”“这小小年纪就那么风韵娴雅、妩媚含羞姿态，真是非常可亲……规定学习的种种学问，自不必说，就是琴和笛，也都精通，清音响彻云霄。”“这小皇子的多才多艺，如果一一列举起来，简直如同说谎，教人不能相信。”源氏七岁时就开始读书，广泛涉猎各种学问，及至成人，不仅精通史书，擅长吟诗弹唱，在第八回的花宴卷中，源氏作诗，“精通渊博，宣读师亦不能轻易吟诵。每读一句，赞叹之声四起”。“源氏亦舞，表演一节……姿态之美妙，无可比拟。”而且源氏秉性仁慈，德则善及万民，扶穷救弱，善事不可胜数。不仅如此，作者还精心演绎了源氏的一生的政治生活和情爱生活，以突出了他的不同凡响和超凡脱俗。
三
在着墨不多的源氏的政治生活中，勾勒了他对官场的态度。与平安时代贵族追求政治权利相比而言，源氏对政治生活极其淡漠，在皇室贵族之中，无疑属于另类。他既不热衷于权势，也不追逐官位，对他疼爱有加的父皇桐壶帝死后，他也对自己的“失势之势并不特别关心”。而视他为眼中钉的弘徽殿太后为代表的外戚势力，要对“常年耿耿于怀的桩桩仇恨设法报复”，他也从不主动攻击对手，更不还击。即使遭到排挤而被流放之时，他也从未想过用什么办法来恢复自己的地位。最后还是由于朱雀帝的醒悟，他才回到京都。流放回来后，冷泉帝要把皇位让给他，他拒接不受；要提升他为太政大臣，他又以“此乃繁重之职，我实不能胜任”为由，让给了左大臣。左大臣死后，他才当上了掌管皇室实权的太政大臣，但他仍“将天下政务移交给新内臣掌管”。在政界官场上源氏完全是隐忍退让的超然态度。同样，在婚姻上也反映了他对政治的麻木和冷淡。《源氏物语》的时代背景正是平安王朝社会的全盛时期，藤原氏专权，他利用累代是皇室外戚，实行摄关政治“摄关政治”是“摄政”与“关白”的简称。藤原自九世纪中叶起，利用外戚地位，取得政治实权；在天皇未成年时由藤原氏摄政，天皇成人后，藤原氏改称“关白”。这种政治形态一直延续十一世纪中叶。，贵族之间争权夺利，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千方百计将自己的女儿送进宫去，或达到有朝一日成为小皇子的外祖父而控制皇室的目的；或攀高附贵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提高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但源氏却认准”女子的优势和家世是无关的”。他的第一个妻子葵姬是左大臣的女儿，地位、外貌自然无可挑剔，但因两人“性格总不相投”，源氏深感痛苦，一直是同她“断断续续，不即不离”，而很少到左大臣家去；朱雀帝主动提出将三公主嫁给他，这对于其他贵族，真是梦寐以求之事，源氏却多次托故婉谢，直至朱雀帝病重，“实在断然不忍拒绝，才只得接受”。源氏最终是在位居准太上皇的五十多岁时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遁入了空门。观其一生，源氏可谓荣华富贵，但他的精神气质却迥异于平安时代的贵族。从作家描写源氏结局的第四十一回只有题目《云隐》而无正文的奇特的表现手法，足以看出紫式部对其相惜的创作初衷。因此，可以说源氏是作家着意塑造的理想的贵族形象。
作家的笔墨更多的是写源氏的情感生活和超越现实的审美世界。源氏一生与许多女性有密切的交往，从最初的回忆生母的面影（桐壶更衣）而爱慕藤壶皇后始，到紫姬死后而云隐的几十年间，他先后追逐过许多女性，用当代人的伦理观念去衡量，好色无疑是源氏最典型的特征。但如果脱离了历史时代，脱离了日本本土文化，简单地将一千多年前的平安王朝社会与现代社会叠印在一起，必然会影响我们正确地去解读作品。
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证，应该说，源氏与许多女子的两性关系和几房妻室，是当时日本松散的婚姻制度和社会习俗的产物。当时日本流行的婚姻形式是访夜婚，即男女成亲后，男方到女方家里晓行夜宿，并不把女方接到家中。这种婚姻形式不固定，男女双方都有很大的自主性。同时，平安时代贵族阶层通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堂兄妹、表兄妹，连辈分不同的叔侄间都可以结婚。同时从《源氏物语》通篇所描写的男女之间关系看，作者并没有刻意的描写性关系，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始终是含蓄而有分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