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渭菊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奥博尼（Francoised’Eaubonne）于1974年在《女性主义·毁灭》中首次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认为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与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主张把“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试图寻求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贬低女性与贬低自然之间的一种特殊联系，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思维统治下的对自然、女性和其他种族等“弱势群体”的压迫，倡导消除文明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消解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从而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相互依存、相互印证的新型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读经典作品的新视角，从而赋予作品新的意义和价值。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经典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是一部充满生态女性主义意蕴的作品，小说通过拉姆齐夫妇集中展现了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双重对立并解构这种对立，以期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男女双性同体的理想社会。
二、人类与自然的对立
生态文学研究的诞生并迅速壮大的一个原因是当今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大多数环境主义者都认为，导致当代的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但是，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人类”，只是男人（man），特别是白人男子（whiteman）。妇女（以及其他弱小民族）只是征服自然这一“伟大事业”的受害者。因此，导致当代的生态危机的确切根源应当是“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或父权制。小说中的拉姆齐先生终日沉思“主体、客体和现实的本质，”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M〕.马爱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9.以下所有未注明的引语皆出自本书以及工作和成就。他把人的智力及其所能取得的成就按照字母表顺序进行划分，他已到达了Q，并相信自己能到达R。这暴露了他在知识领域里上升的渴求实质上包含着对世俗成功的欲望。这种自满是欧洲人父权制基础上的“性政治”，即以满足人类的欲望为中心，将“自我扩张设定为男性自我向宇宙的扩张”查伦·斯普瑞特耐克.生态女性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J〕.国外社会科学，1996，（11）。伍尔夫还间接地通过崇拜拉姆齐先生的年轻学者坦斯利嘲弄这类人的虚荣和野心。坦斯利被比喻成执著于一条道路的“红色的、精力充沛的蚂蚁”，他辛勤写作的论文所论证的是“某种事物对某个人的影响”，希望借此获得那种官方给予、社会认可的名望和地位。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文化强调的是心灵、智力、理性、文化、客观性、经济和公共生活。它总是想超越自然对人的限制，不停地奋斗以便征服、掠夺和模塑自然，把他们的痕迹遗留在上面，从而实现某种形式的永恒与超越。但在伍尔夫笔下，大自然有自己的节奏、法则和生命，人类最终是无法战胜自然的，无论他取得了多少让他自豪的胜利。小说第一部结尾处，拉姆奇先生读着司各特的一本小说，他所焦虑的是既然司各特的作品能经受时光侵蚀而保持力量，不知自己是否也能这样。其实，即使他的名声存在两千年，与漫长的岁月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你抬脚随便踢中的一块石头，也比莎士比亚存在得更长久。”
鲁枢元指出：“女性、自然、艺术三者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同一性。”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90在人类的无意识中，大地就是母亲，她孕育着世间的万物；在人们的原始思维中，女性与自然、艺术更为亲近。诚如马克思·舍勒所说：“女人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M〕.罗悌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89奥特纳（SherryOrtner）在《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与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一文中试图从女性身体结构与女性的社会角色两个方面来证明女性更接近自然。拉姆齐夫人独自静坐时，她发现自己逐渐变成所看到的东西，如眼前的灯塔光。她觉得奇怪，“为什么人在独处时就会偏爱没有生命的东西；树啦，河流啦，花朵啦；感到它们表达了自己；感到它们懂得了自己，或者其实它们就是自己；于是便感到这样一种不可理喻的柔情。”相对于男性同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女性更容易感到自然的存在，更容易认同自然、欣赏自然。拉姆奇夫妇置身于大自然中，周围的美景吸引着夫人，她敏锐地感到欣喜，欲待与丈夫分享，却想起丈夫不会欣赏自然美景，他只会感叹“可怜的小世界”，即便是附和她，也只是假装欣赏花草，并不真正欣赏，他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拉姆奇先生经常站在红色的菊花旁边思考他的哲学问题，但是他看到的花，只不过是他思想过程的装饰品，叶瓣之间是他的笔记，提示沉思—男性是自然的征服者，在自然界烙上自己的意识和思想的印记。
拉姆奇先生把永恒的本质方面如灵魂、心灵、文化与非本质的必死的方面如肉体、情感、自然严重对立起来，虽然他在学术领域因获得赞誉而满足，但他总是用谦逊的措辞来加以贬低和掩饰。这种故作的谦逊其实反映了他内心的自卑，因此他矛盾的表现很令朋友迷惑：“他为什么必须百般掩饰；为什么他总需要听到赞美；为什么思想如此大胆的人会在生活中如此畏首畏尾？”他担心失败，对自己的必死性一直忧心忡忡。斯普瑞特耐克（CharleneSpretnak）在《生态女性主义：起源与发展》中指出，存在的死亡感是父权文化的根基，男性缺乏深刻地涉入生育与养育的过程，因此他们更多地关注战争，而非生命。他们贪婪地追求物质的占有，无节制地耗费自然资源。侵略扩张的本能是他们胸怀中隐藏着一只鹰，一只兀鹰，“驱使着他们去渴望永远获得他人的田地和货物；去划定疆界，树起旗帜；去铸造战舰，制造毒气；去牺牲他们自己和儿女们的生命。”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M〕.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97，94，167，156
20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同时20世纪又是人类历史上灾难最多的世纪：在它的前半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全球性的战争，在它的后半个世纪里，人类又面临着地球变暖、地球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等等，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可以说，20世纪是人类各种“文明病症”集中爆发的一个世纪。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父权主义导致对自然、女人、有色人种的征服式、掠夺式的发展逻辑。欧洲科学的整体模式是父权的、反自然的和殖民的。生态女性主义本身就是和平运动的产物。女性主义团体发起了一系列的反军国主义、反核战争的静坐、示威活动，要求结束所有形式的男性暴力，结束压迫、结束战争。伍尔夫就是其中的代表。
《到灯塔去》中的第二部“时光流逝”集中体现了伍尔夫对战争的揭露和控诉。伍尔夫并未直接描述战争的惨烈场景，而是大篇幅地采取隐语的手法暗示战争的黑暗及毁坏力。“时光流逝”中只有两处较明显，具体地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处是真实报道安德鲁战死异国他乡。“一枚炸弹爆炸。二三十个小伙子在法国被炸得血肉横飞，安德鲁·拉姆奇也是其中之一，上帝保佑，他是立刻丧命的，没有遭受很大痛苦”。另一处是“秋天的树木枯槁萧条，披挂着破碎飘零的旗帜，它们在洞穴般阴暗的教堂里闪烁，那里的大理石书页上有烫金的字描述战死沙场的勇士，和白骨在遥远的印度沙漠上暴晒的情景”。
战争创伤刺痛的不仅是受到屠戮的人们，那些手持枪炮的士兵也同样受到了精神上的永久创伤。在《雅各的房间》《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仍然没有对战争本身进行正面描写，而是通过雅各被战争夺去生命、赛普蒂默斯在战后因疯狂而自杀，发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恶。因此，简·马尔库斯曾经评论道：“写作，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而言，是一种革命性行动。对于英国父权制文化及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和价值标准，她的异己感如此强烈，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边缘地带的一个游击战士。”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359
三、男性与女性的对立
女权主义大都认为，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和奴役是从对自然的统治开始的，以男性为主导的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压榨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有着统一性的。同时，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男性思维方式也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亲密关系，使二者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