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学的方法论研究
刘猛
诗学的涵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所讨论的诗学并非单指有关诗的学问，而是广义上的诗学，其体裁范围包括作为文人诗学之渊源的诗经、楚辞、汉乐府诗，汉魏以来文人的古近体诗创作系统，汉之赋学、唐宋之词学、元明之曲学在内的所有韵文文体，另外还包括与之相关联的诗学批评与理论，如传统的诗话、词话、曲话等。古典诗学的方法论研究是一个庞杂的体系，五花八门洋洋大观，而每一种方法的具体应用又因人而异，与学人的学术动机、旨趣、素养、识见等密切相关，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文学的还是文化的，传统的还是当下的，本土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一个基本的视点问题，这是方法论的前提。论者以为，就古典诗学的方法论研究而言，学人理应一以贯之地将目光投射到文本的分析评判上来，一切方法均服务于此文本的解读与阐释，从形式上或材料上予以语义学上的分析与把握。
一、互文性的美学观照
所谓互文性的美学观照，其实就是一种比较的、美学的方法。论者以为，诗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美学，借用连类比照的方法作文本上的审美阅读，这是进入诗学王国的一条正道。这里所说的互文的概念，小言之，可指传统意义上的韵文间的比照，或韵文与散体文之间的参比互用；大而言之，则不局限于狭隘的文本间的比较，体现为一种多学科多领域之间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方法论的应用，跃升为东西方诗学的比较美学研究了，后者表现出一个更为宽泛的视域。
前辈学人对此种方法的应用和取得的成绩，至今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如朱自清对谢灵运的名句“池塘生春草”的用典的剖析。古人对此褒贬不一，该句既领受过一代又一代学人热情的礼赞，也遭遇过一些评论家冷峻的批评。
如叶梦得《石林诗话》评之曰：“‘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 盖欲以奇求之矣。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藉以成章，不烦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P426胡应麟的《诗薮》和安磐的《颐山诗话》，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而王若虚、王世贞等人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此句无甚妙处，“盖谢氏之虚诞，尚存两晋之遗风，后世惑于其言而不敢非”王若虚.滹南诗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P508，“不必过求，亦不必深赏”王世贞.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P995。有鉴于此，近人朱自清从具体的章句、语法着手，把全部谢诗的句子逐一排比分析，发现其中多为描写句，叙述句及表情句很少。“池塘生春草”是叙述句，与谢诗《过白岸亭》中“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一类雕绘细密的诗句全然不同，其风格颇类《古诗十九首》中的句子，因而“在声色富艳的谢诗中……倒显得格外清新”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P59.。朱说运用比较的方法，经过缜密的语法分析，使其观点有理有据，更富于说服力。再如钱钟书的《谈艺录》，该书立足于中国古代诗学的基石上，坚持比较的原则，展现中西方诗学之间双向平等的对话，实现二者的互释与互证。如钱氏在述及梅尧臣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诗学见解时，独具慧眼地将它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陌生化”原则相对照，借此发掘出其内在深层的审美内涵。他在文中指出：“近世俄国形式主义文评家希克洛夫斯基等以为文词最易袭故蹈常，落套刻板，故作者手眼须使熟者生，或亦曰使文者野。……窃谓圣俞二语，夙悟先觉。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抑不独修词为然，选材取境，亦复如是。”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P320.从以上两例可知，文本的比较既可以是作品内部的，从形式或材料上作微观的探讨，也可以是外部的，从新的视角切入，发掘文本间的相似点，并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其基点都落在诗学美学上，力图从文本自身探悉其深层的美学意蕴与美学价值。
诗学的价值在于美不在于其他，因而从具体的文本着手，探悉美的发生、美的呈现和美的濡染等现象是必须的，也是第一位的。对当下学人来说，在从事诗词曲赋等韵文文体的比较美学研究时，运用传统的术语，或移植新的术语，并且勇于创造新的术语，以达到审美阅读的深化，尤为显得必要。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而论，他创设性地将批评理论与具体作品的引证结合起来，以境界为中心，织构出一个辩证统一的概念系列，比如造镜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优美与宏壮，隔与不隔等，以此来揭示文学文本的美的特质。王国维的境界说可以说是合微观和宏观的比较研究于一体，微观方面，他从一个个文本分析出发，创设出一套有机的概念系列，在两两互比中归纳出新的观点、新的批评理论来，从而将宋词的美学研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宋词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宏观方面，他吸收了中国古代诗话中重感悟的艺术思维的长处，又融入了西方哲学、美学的某些元素，是感悟与思辨并重的治学理念的运用，从中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融贯中西的比较的思维模式。当代学人傅道彬著有《晚唐钟声》，作者择要分析了唐诗中反复出现的审美意象，如月亮、黄昏、森林、雨、门、钟声等，探究其背后隐藏的民族文化原型的象喻意味，可视为一部古典诗歌审美意象的演化小史。作者在《导言》中写道：“正是沿着一个个古典意象一个个古典语词，力图走进中国文学的象征世界，探索古典诗人的心灵世界，寻找中国古典艺术的源头活水。”傅道彬.晚唐钟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P4该书在方法论上也是继王国维的境界说之后在诗学美学领域取得的又一个成功的范例。他将原型批评的理论方法与古典诗学阐释中的兴象系统糅为一体，对诗学领域中的意象这个概念作出了精到的让人耳目一新的阐述，对其营造的艺术境界也作了相应的评析。作者也不全是表述审美意象的源流衍变，而是将作品中的典型意象一一罗织出来，并将它置于整个诗学史广阔宏深的背景之下，在连类比照中展开优劣短长的审美鉴赏与评判，因而能推陈出新，有所创获。
从方法论上来说，要释放中国古代诗学中蕴含的活力与潜能，从中挖掘出跨语言跨文化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审美规律与诗学理论观念，在继承古代诗学传统的同时，又需兼容西方诗学美学的理论与方法，惟有在这种互文性的审美观照之下，才能实现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性阐释与转化，将古典诗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融通诗史的科学思维
在古典诗学研究中，史学的考据方法现在看起来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为学人治学的不二法门。作为诗学研究的理论基石和前提，文献材料的缉佚、整理和利用对于诗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历史考据是一个求真的过程，而诗学研究则是求善和求美的过程，诗与史的融通与互释实际上就是真、善、美的辩证统一。其中考据是基础，常见的如对作家生平、作品系年的考释，或对篇中文字、典引的训诂等，力求在现有材料的清理中发现新的材料新的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新的文艺批评理论来。考据不是目的，它终究只是作为方法论工具为诗学研究服务的，诗学的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语义学上的文本阐释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