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传统的笺注、训诂、集评的朴学模式，就是一种文献资料的的搜缉整理。它不是重语义的，而是重材料的；不是分析的，而是考据的，诗评家“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而忽略了“造艺之本原”，常以“小结裹”为务，缺乏“大判断”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M］.上海：三联书店2002.P134。钱钟书认为不应自缚于实证主义的考据里，而是要从中解放出来，力求从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出发，以之为学术的基点来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他本人的诗经研究、宋诗研究、诗话研究就自觉地贯串了这一学理思想，材料既丰赡，析理亦精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朱自清关于古典诗歌方面的著述成绩斐然，他在材料的搜缉整理上很下了一番工夫，采取传统的考据方法，对古典诗歌中的比兴、诗言志、思无邪等概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考释其起源、发展和演变的史迹。同时指出，诗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美的鉴赏，要把诗学的批评理论与重考证的史学方法结合起来，反对那种无补于人们欣赏与接受的繁琐而枯燥的考据。陈寅恪的主要著作都是打通文史追求通解通识之作。他的独特之处是熔史才与诗笔于一炉，既以诗证史，又以史说诗，打造了一种新的学术文体和方法，在诗史互证中达到通释。他研究陶渊明诗，研究杜甫诗、元白诗，研究钱谦益诗，其中最主要的取向都是以诗歌与史事相互发明。撰写于40年代中期的《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于60年代的《柳如是别传》等煌煌大著，是其中最为卓杰的范例，在互释互证的方法论上达到了会释圆熟的艺术境界。游国恩的楚辞研究，也是讲究以古史释楚辞的，单以《离骚后辛菹醢解》一篇为例就可以用来说明问题。作者从大量古籍、古注等文献资料中考证出殷纣以人为菹醢的历史事实不是屈原的创说，进而总结出《离骚》中征引古事，不过是在“著其亡国之徵，众不必凿指为谁何，拘执乎某事”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P158，善读书者不应以辞害意。显然作者的学术兴趣定格在文本的阐释上，把考证作为一种工具来利用，以文驭史，以史证文，将文学与史学明确区分开来。
前辈学人在利用考据学的方法来从事诗学研究时，无不注意到了本末体用的问题，讲究以诗学为本，以史学为末；以诗学为体，以史学为用。以史学的眼光解诗，就是以诗歌创作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史料与作品相释证，通过对诗中关涉的史事、典引等的分析，以一种“了解之同情”，深入古人的思想、情感与精神世界，方法上则从对本事的考据和词句的通释，发展为考竞源流、务求通变的通解性诠释，是一种旨在促进作品的文学美学研究的新的方法论范式。诗、史的融通必须在一个宏大的学术视域之下展开，一方面，研究者需要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多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同时也需要在诗学上和史学上具有洞察幽隐的卓越的识见与融通意识，只有建构了这样一种科学思维观，他才有可能追步前贤，独出新见，在诗学研究领域内有所建树。今人陈尚君的唐诗研究，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证伪，赵逵夫的楚辞研究、汉诗研究，蒋寅的唐诗与清诗研究等，无不体现了方法论上的诗史融通，互释互证的科学思维观。
三、本体论层面上的意义呈现
诗学的方法论研究，必须提升到诗学的本体论层面上来。它要求我们不再从一般认识论角度去平面地分析诗学文本，而是强调从本体论哲学和生命美学角度去理解作品隐含的存在意义与方式。诗学本体论的研究是一种视野转换和学术深度的展现，它强调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和多元的生命形态加以意义界定，从而揭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由于过去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本体意义被遮蔽，学人只能通过新方法的应用才能抵达本体反思的源头，通过切身的体验与语言的重释与一些隐秘的事物照面，让那些一度隐匿不显的本体意义得以呈现出来。
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诗学方法论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是去蔽，其次是呈现。本体论的诗学观照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同时也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作品在时代的传承中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各个时代对于此文本的解读是不同的，因为形成了以读者接受为主体的诠释学，去蔽便是要求拨开缭绕于此文本上的团团迷雾，去除权利话语、意识形态、文化生产模式之后的一种本源性的解读与分析，它是直指文本与文心的，也是从根底上重新审视人的生命境界与高扬人的生存价值的。《诗经》的研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晚清以前对《诗经》的研究多倾向于注疏、训诂、集评、名物制度的诠释、政教伦理的附会等，此种考据学的、政治伦理学上的释证，给《诗经》的现代阐释无形中蒙上了一层迷雾。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人类学取向成为《诗经》研究的一股主潮流，代表人物是赵霈林和叶舒宪。赵霈林《兴的源起》一书，从美学发生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诗学史上一个重要范畴——兴的起源、发展，以及兴产生后给诗歌艺术带来的质的飞跃等，而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则是用文化人类学观点和方法对《诗经》的文化蕴涵做了全面的发掘和理论阐释。两位作者在承继前辈学人闻一多的《诗经》民俗文化学研究的方法上，贯通中西学术路数，开辟了诗经研究的新局面，既突出跨文化视野对中国古典诗学的解构功效，又尝试中西诗学之间的互释与汇通。这可以目之为诗经学研究方法上的一次“去蔽”，尽管其探讨在拓宽《诗经》研究的思路方面具有开拓性，但在具体文本的阐述上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也未能将学术视点放到作品的文学本体论阐释中来，因而不能把它们当作《诗经》研究的解放性标识。论者以为，在这个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刘毓庆的《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一书，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2003年出版，它以繁富的史料陈述了明以前诗经学的发展演变历程，指出历代诗经研究由经学考据的方法转而为诗经的文学研究方法的事实，作者以诗史的开拓性思维道出诗经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新的取向，即昭示学人对诗经的经学的、泛文化学的研究重新转移到文学本体上来。这是当下诗经学研究的又一次“去蔽”。承续此学术思路，继而出现了汪祚民的《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该书由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汪著是对刘毓庆一书在方法论上的延伸与深化，其内在学术理路是一致的。作者在结语中指出，“文学阐释是《诗经》的本体性阐释”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P376，可谓一语中的，诚为不刊之论。由此及彼，我们可以推类联想，古典诗学的研究既是一个漫长的时代演变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去蔽”的过程，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本体性的文学阐释上来，惟此方为正途。
再说呈现。诗学本体论具有一个三维本体结构，即体验本体、作品本体与解释本体，其中，体验是诗学本体论的核心。如何做到方法论上的文学本体性阐释呢？论者以为，当属独到而深入的主体性体验与语言的重新诠释，让诗学文本的隐含意义在阐释中得以自我呈现，意即体验、作品与阐释本体的三合一。对于作品的阐释必须上升到生命存在的高度上来，要从根底上揭示人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存在维度，高扬人的生存价值，喻示出人的理想的生命境界。它可以是基于作品中人物存在的感性认识，也可以跃升为对作家创作心理、艺术技巧及其存在境域的理性评析。杨义的《李杜诗学》是对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学的文学本体论阐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该书首先建构了两个核心概念，即李白的醉态诗学思维和杜甫的心灵诗史思维，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以上篇李白诗学为例，作者通过大量的不遗余力的文本分析，阐述了李白诗的醉态诗学思维、时空错综的诗性哲学、代言体诗的心理机制、山水诗学雄奇清隽的双重品格等。作者对作品的文学本体性阐释，一是以体验的方式交互进行，切身体会诗人的文化心理，创作旨趣、生命的苦闷与激情、彷徨与执着等，从存在论的高度揭示出隐藏于文本背后的恢弘、壮阔的生命境界与时代精神来；再是基于文本阐释下的自然呈现。历来学人对于诗学文本的鉴析总是寥寥数语、着墨不多，以抽绎原理为主，以作品评析为辅，而杨义的《李杜诗学》则一反常态，以两三个核心的概念提挈纲领，而以具体的文本的解读与鉴赏为主体，洋洋洒洒动辄千言，大费周章，以求做到淋漓尽致。窃以为，这是对文学文本的一种语言重释，要申述的意义便在此多层次多角度的铺写中不言自明了。下篇杜甫诗学类此。无独有偶，戴建业师的《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一书亦可作如是观。该书的重要章节都是围绕着陶渊明的生命境界、生命意识、对自我的体认等展开论述，即便论述诗人的归隐、饮酒、语言风格等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不脱离此畛域之外，而是力图从生命存在的高度来揭示陶渊明诗的诗学美学特征，其中《洒落与忧勤——论陶渊明的生命境界及其文化底蕴》一章典型地运用了大肆铺陈与文本呈现的方法，用了两万余字的篇幅来阐述这样的一个关键命题。该书无可争议地成为20世纪陶渊明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总的说来，古典诗学的方法论研究，应该从以上三个方面来予以考虑，以互文性的美学观照为学术基点，树立诗史融通的科学思维观，然后从文学本体论的高度来进行语言重释，让文本的意义在生命存在的维度上得以呈现与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