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艳
20世纪末，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问题的大讨论。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状况越来越明晰的了解，生态问题也日趋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这次讨论的引发，既带有某种偶然性，同时也是一种自然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尤其对西方文明而言，更是如此。
众所周知，在西方产生深远影响的文艺复兴，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发展——这一点也常常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然而，另一方面，西方文艺复兴对人性回归和人性释放的倡导与实质性努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进一步强化和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和体系。其具体体现我们都可以从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艺术家和理论家们的主张那里找到或明或暗的迹象。例如莎士比亚对人毫不掩饰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赞美；笛卡尔声称要“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康德也认为“人是自然的立法者”。从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客观存在的趋势，即人类意识或者说人类的价值评判体系被一厢情愿地定制为一种通用于自然的、具有普适性、权威性的规律或法则。而这种貌似普遍的规律、法则实质上却是对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一种变相的蔑视和挑衅——人类熟练地操纵着自己的话语和言说，忘我地沉浸在一种“唯人类”世界中，占据着某种所谓的强势和主动权，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被体现为对自然的干预和控制。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后现代理论界衍生了一场激烈而旷日持久的“解构”风暴。其中，为后现代理论家所推崇的消解“逻各斯中心”成为了解构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上述现实与其时理论大背景的双重作用之下，生态批评应运而生。正如德里达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中所概括的那样，形而上学历史总是贯穿着一种对中心的渴望，不同的中心组织着不同的结构。可见，由这场“解构”大潮托生的生态批评，也是针对一个“中心”而言，这个“中心”便是组织着人类世界的“人类中心”。在这种形而上历史背景下，生态批评的新生理论要促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引导人回到自然的语境下言说，
要实现人与万物平等这一系列任务，就必须要面对势力强大、根深蒂固的“人类
魏艳，兰州交通大学中文系。
中心主义”。由是，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要实现生态批评本阶段所提出的愿望，首先要把人真正的放回自然去，改变人与自然分离、对立的状态为人生存于自然之中的状态。
如何改变这种已成定势的状态，如何下放人类的“特权”，如何使人类真正意识到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使人类与自然界中生命体平等对话等等问题，便成为生态批评现阶段发展所面临的难题。要解决它，我们首先需要清楚“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或者说“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形成与存在的渊源。
蕾切尔·卡逊认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个妄自尊大的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蕾切尔·卡逊.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63.在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最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和戏剧。尤其是享有盛名的古希腊悲剧。古希腊悲剧大多是围绕着人类世界中的英雄来创作。这个英雄一定与奥林匹斯诸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无一例外都出身高贵，并且拥有超越常人、甚至可以与神抗衡的特殊才能。他们虽然被赋予异秉，然而，这些作为神氏宠儿的英雄们却往往被命运女神捉弄。出生前，他们大多便注定了悲剧性的命运。于是，在命运降临前，他们一律有意或无意地运用天赋的资本与命运抗衡。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抗衡过程中，他们也往往会建立为世人所称道的丰功伟绩，而结局却都毫无例外是通过英雄的自我牺牲来完成这场“抗衡”。这一类的创作从一个侧面明显的体现出作为英雄的人与自然抗衡，渴望能够把握规律（命运）的强烈愿望。虽然这种尝试经常流于失败的境地，但当时，人类的先民们似乎对于这种失败视而不见，他们看到的是那种令人恐惧和敬畏的规律（命运）背后英雄的力量和反抗，并且极其热切的爱恋着抒写力量和反抗的征服过程。可见，西方最初的人类意识冥冥中受控于某种潜在的暗示：要敬畏自然，自然不可违背。但我们也从西方先民们的文学创作中发现，在这种敬畏体验的身后，是人类对英雄角色的肯定与钟爱。正是这种肯定与钟爱，成为了以人为中心，无限信任与夸大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源头。
一般来说，文学的创作是在人类意识和文字相互作用下产生审美体验的艺术行为，它对于人类而言，具有某种示范性的功能，即人类在面对艺术世界，与虚构世界的人物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受到这个艺术世界倾向的影响，并且会把这种影响带到现实世界的概念中去，这就是所谓的“模仿”。正因如此，古希腊悲情英雄的反抗与超乎常人的才能就不自觉地成为了人类潜意识中不断神往和模仿的对象。而对于先民最初于自然的敬畏体验也随着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被理性日益夺目的光芒所遮蔽。尤其是到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对自然的敬畏和因敬畏所萌生的人类自身的危机感已然演变成“为我所用”的价值观。人类在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巨大诱惑面前，放逐了自然最初的意义，摆脱了人类先民所谓“神”的恐吓和束缚，逐渐把“自我”凌驾于“人类中心”为主导的自然之上。
在现代的西方，经历了神氏和宗教时代的人类进入了理性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理性的无限发展也推动了人类哲学的进步。站在人的立场上，哲学家们把人定义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生命体。其中，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是在暗示人类：人处于自然的状态时，跟其他生命体才具有相对平等的共性；而人一旦被放置于人类社会中，就能取得与自然属性相比的更大价值。这种对人类属性的普遍认识一方面肯定了人在自然界中独具的特殊性，但从一方面来看，这种认识也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类，使人们更加重了对自然的轻视和放逐——人开始只关心人的世界。
那么可以说，人类对自然和人自身的认识已完全地超越了敬畏和幼稚，转向了一种纯理性化的意义建构。在自然和人的意义建构过程中，所运用的评判和建构标准是唯一的，即是被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具有相对统一性的，以“人”为基点的价值判断体系。在这种评判标准下，自然和自然规律存在的意义取决于人类社会道德、伦理的意义和秩序，而不是自然本身的意义和秩序。“人”自觉地成为了价值判断的源头所在，自然万物的评判和建构都以“人”和“人的意识”为“潜在标准”。在评判的同时，人类也毫不惜力地发挥着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或为符合“潜在标准”的评判对象推波助澜，或对不符合“潜在标准”的评判对象行使有目的的、有方向的改造。并且在更多的情况下，改造成为自然最终获得人类中心语境下的意义的唯一途径——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对野生动物的大肆捕杀；无节制地开辟农田的种种行为都是人类为了“帮助”自然获取意义和价值而对它进行改造的手段。
由此可见，生态批评面对的是一个“意义”的世界，并且，这个“意义”不是自然和生态本身的意义，却是人类中心语境下的“意义”，即是由人类的话语和人类世界的意义符号所构成的，世界的意义在人的言说和公认的符号那里得到实现和承认。
“一种思想、意识、文化精神或理论体系一旦建立起来，一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被肯定下来，它就会被人们神圣化乃至神秘化，并且把自己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披上神圣的外衣而变成合理性的东西。”张光芒.启蒙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63可见，生态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要撼动现有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尝试发觉这种理所当然的“合理”价值观的不合理性，尝试去解构人类对于“自然世界是否有意义”的根深蒂固的定势思维模式，将“人”的因素尽可能与自然的意义剥离，在寻找自然本源意义和真正价值的同时，纠正这种“人类中心”的偏执。
但从另一个层面而言，“意义”只有对于人、只有放置在人类世界中才会产生价值判断功能。而这种价值判断的行为过程和最终结果又是经由一种媒介物传达出来的，这种媒介物无疑就是人类的话语（或言说）了。因此，只要人类还掌握着话语权，只要人类还可以尽情地言说，“意义”就是有关于“人”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意义的价值判断均是出于有意识的“以人为中心”、“从人出发”，而是说意义的建构是人的主体性行为所导致的形而上结果，是人用自己的意识对某种符合大多数人群理想的形而上体系的建构。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话语（或者言说）便成为了最有效的强势武器。正如米克在《生存的戏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所谈到的：“在地球物种中，人类是唯一能进行文学创造的物种，他虽然没有植物光合作用的天赋，不能像鸟一样的飞翔，人类却因为大脑的特殊发展写出伟大的史诗和平庸的工作日志来。”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CharlesScribner’sSons，NewYork，1972，p.9.转引自宋丽丽.文学生态学建构——生态批评的思考.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35，42.人类开始用文字书写即开始处于一种言说的状态。由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体的言说方式的不同，无法与人类世界成功地实现交流和沟通，因而，就整个生态系统的意义而言，人类长期处在一种独白场景的表演中，并且由于人类对话语权的独霸，也致使人承担了一场被自然世界所孤立却浑然不觉的悲情戏剧的表演。而自然世界中的其他生命体虽然也客串了戏剧的演出，但终究都是无声的角色罢了。在人类为中心的语义背景下，人作为自然界中的霸权言说者享有了“特权”。人在这个意义上处于强势地位，也就决定了人和其他生命体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和谐。但是，当人抛弃了“人”的中心，借助生态批评的方法来重新审视这场戏剧，重新看待这种“特权”的时候，突然惊恐地发现，当人忘情地投入一场听不到他者声音的独白时；当人对着自然进行“为我所用”的改造时；当人挥舞话语的权杖轻视一切以巩固自己的“特权”时，自然——这个可以涵盖一切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客观存在，并没有因为人的“话语”、人的“特权”就完全屈从于人的意识，以成功地通过人类的价值审度而获得“意义”。因为，从当代生态学的研究成果来看，人作为一种有巨大创造力和破坏力的生命体，虽然享有其他生命体望尘莫及的“特权”，但他永远摆脱不了“人是自然的产物”的基本事实，他永远是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生物链上的一小段，而并非全部。人类只是从属于自然或者说从属于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他怎样强大，对于成就了他的自然而言，人在自然的、生态的语境下，总是处于一种弱势，人类从唯自我中心出发的一切妄自尊大的愚蠢举动常常给自己带来与其所谓“壮举”相当的恶果和灾难。
综上所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归属于一种“偏执”的意义范畴。我们姑且称其为“习惯性张扬主体性的历史性偏执”。虽然，我们在讨论这种“偏执”时依然要用到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意义背景的理论方法，而且同时我们也透过“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诸多定义术语构成的语义场轻而易举的地感受到“人”（人类意识）的存在。但是，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就人类自身的特质而言，作为一种有思维、有意识、具有能动性和创造力的高级生命体，人不可能彻底地抛开人类意识去思维；不可能彻底抛开人类话语去言说；同样地，也不可能代替自然或代表其他生命体思维和言说。“人类中心主义”并非一无是处。
正因如此，在某种时候，生态批评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悖论”之中。因为，它所消解的那个“中心”恰恰是自己用以行使消解的手段（或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类同样不可避免地沦入了有关于“人类中心”的“消解”—“建构”—“消解”—“建构”……的无期循环之中。
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转换一种角度，生态批评虽然有陷入“无期循环”的理论危机，但它对“偏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淡化和纠正也成为了一种必然。正如格雷恩·拉夫（LoveGlen）在他的《重估自然：走向生态批评》（RevaluingNature：TowardanEcologicalcriticism）中所指出的，生态批评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提倡一种“自然导向的文学”，“重新估价自然”，这种文学将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方法的必要纠正”。埃里克·托德·史密斯（ERICTODDSMITH）.抛弃主体性——反思生态批评的动机.王茜译.中文自学指导，2004，1.51
生态批评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类浪漫主义精神再次回归的具体体现之一。在“人类中心”的背景下，生态批评在人群中所引发的生态自觉可以说是基于“生态整体思想”（王诺语）之上，对人类中心的重新发现和反思。将“人”的形象变小；将人的目光转向与人共处的其他生命体；将人归置于大自然无声的怀抱中——对与生态批评而言是可行的，也是面对那种难以消解的“悖论”而言最好的解决方式。“消解”将成为一种手段或方法，而不会成为最终的目的。就目前发展而言，把人从“唯自我世界”的状态下驱逐出来，用自然赋予人类宠儿天生的特质去回报自然，去体验生命平等的意义，去营造和谐的生命存在状态是生态批评于此阶段所能抵达的最近彼岸。“生态自古以来就是文学艺术所体现的主题之一，植物、动物、高山、大海和天空，有史以来一直在文学中被表现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人类只是在其中找到并开辟自身合适的位置而已。”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CharlesScribner’sSons，NewYork，1972，p.9.转引自宋丽丽.文学生态学建构——生态批评的思考.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3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