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的忍让对我们保持心情愉快大有好处。争与让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一对范畴。争与让都有合理与不合理或善与恶之分。合乎理性、符合情理与情境、服从真理与正义原则、以大局为重的争与让，谓之合理的争与让，或善争与善让；反之，谓之不合理的争与让，或恶争与恶让。换言之，合理的争，不是鹬蚌相争，不是以卵击石，不是争出风头，不是为个人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不是为私欲争风吃醋，相互倾轧，不是争个人的面子或名誉，不是在非原则问题上争吵不休，而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百花争妍，是事业上的争先恐后，为国争光，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寸土必争”，当仁不让，是为坚持真理而斗争，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争，是有助于社会进步的竞争。合理的争是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推动力。合理的让，不是无原则的让步，不是委屈求全，不是对淫威的屈从，不是对强权的退让，不是卖国求荣、卑躬屈膝，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是看破红尘的隐身遁世、与世无争，不是知难而退，而是适度的、必要的忍让，在非原则问题上的让步；是开明者的禅让，是文明人的礼让，是虚心者的谦让，是识时务者的急流勇退，是有修养者的自我克制，是有气度者的豁达大度，是智者的韬略，是哲人的武器，是家庭得以和睦的“保鲜剂”，是社会得以协调的“润滑油”。合理的争与合理的让，刚柔相济，方能相得益彰。丢掉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使争与让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忍让法，就是以善让抑恶争，以柔克刚，避免因恶争而发生的错误。
以善让感动内部的恶争者从而抑制或消除恶争，避免“窝里斗”，是以大局为重的忍让，是以善让抑恶争的方法之一。蔺相如对于老将军廉颇的忍让，即是这种方法的运用。蔺相如以社稷安危为重，不计个人羞辱，一再退让，终于感动了廉颇，演了一曲“将相和”的喜剧，使两虎相斗的趋势转变为安定团结的局面。
以善让制服敌对的恶争者进而克服恶争，是以善让抑恶争的方法之二。如《淮南子》中所述的晋国赵无恤对于政敌知伯的无理挑衅，在敌强我弱时一再退让，在时机成熟时便打败他；《聊斋志异》中描写的狮猫斗硕鼠，狮猫先是忍让、退避，待硕鼠精疲力尽然后消灭之；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姻缘》中的关秀姑机智的忍让，而后让刘德柱这个色狼血溅西山；聪明的拳师先退让而后进攻，军事上诱敌深入，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狮猫、关秀姑、拳师、军事家的忍让，是主动地采用忍让的策略，经过有限度的、必要的忍让而寻找最合适的时机最终战胜对手。
对无聊的、不值得一争的恶争者，不予理睬，悄悄地将恶争者的挑衅化为自我进取的动力，是以善让抑恶争的方法之三。《增广》上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对于那些恶作剧的无聊之辈的恶语中伤，对于那些无须争辩的琐碎小事，皆可忍让，根本不予理睬，让其自觉没趣，否则，凭意气用事，在小事上不肯退让，则可能扩大事态，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与苦恼。有时，也可将无赖之徒的侮辱当作反推力激励自己奋发上进。韩信年青时，一群恶少侮辱他，他没有拔剑相争，忍受了胯下之辱，而后发奋努力，研读兵书，带兵打仗，成了威震天下的大将军。
善于忍让，是少犯错误的因素之一，也是成就大业的性格素质之一。苏轼曾指出：“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必有所忍。”他又说：“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朱衮也曾谈到：“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现实生活中的血与火凝结而成的至理。“逆境的美德是坚忍。”身处逆境者更需要具备坚忍的性格。
忍让法，讲究忍私为公。古人云：志忍私，然后能公。在个人的荣辱得失上能忍让者，然后才谈得上为公，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只有为公才能做到忍私，胸中装着公众的利益、国家和人类的利益，才能忍辱负重，不计较个人的名利。为了个人、小团体、阶层、阶级、民族和国家的私利而争，则国无宁日，世无宁日，天下紊乱无序；个人、团体、阶层、阶级、民族、国家皆能为社会整体利益、全人类的利益而让，则国泰民安，天下和谐有序。社会在恶争中动乱、衰落，在善让中和谐、进化。
忍让法，还讲究忍让适度。适度的忍让才是善让。无限度、无原则的忍让是恶让。恶让是无用者的别名，是“和事佬”的行为，是人性向纯植物性的退化，是对恶争者的放纵。忍让要适度，就要根据主体自身的能力、客观的情况、周围的环境、解决问题的需要等因素，审时度势，掌握忍让的分寸和原则，将忍让控制在最佳的范围内。
性情暴躁、容易冲动、凡事都好争斗者，根据忍让法进行心理训练，陶冶性情，即可防免因恶争而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