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洛夫斯基对我们很严格，有时批评我们，但也总会适时地给予鼓励。尽管他有着守旧派的严格，但他亦是个生活在我们年代的人，他与维也纳第二学校成员们的友谊，使得他非常地与时俱进。他始终高举新音乐的旗帜，这可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是就古典音乐而言，他无条件地信守着莫扎特的行板永远不可能成为柔板。他喜欢快的节奏，这一点上他与同时代的很多指挥家完全不同。
施瓦洛夫斯基教授是维也纳一个银行家的养子，这样的身份使他总是将自己的真实身份保密，有传言说，他是哈布斯堡皇室的非法后代。我不知道这个传言是否真实，不过，这并不重要。
施瓦洛夫斯基教授认为他的学生不仅要在课堂上学习指挥，更要活学活用，利用机会在音乐会上指挥实践。于是，我们与学院里的其他学生一起组织音乐会，并且提出标语：学生的音乐会，学生自己指挥。这确是个获得经验的好方法。可我第一次在这个乐团里的指挥经历，真是糟透了。我从不缺席施瓦洛夫斯基教授的课，我学习了如何完全地指示出节拍的技巧，并掌握了所有应该知道的细节。可当我突然置身在指挥台上，面对着整个乐团时，这种新鲜感的冲击和兴奋的情绪足以使我把平日所学忘得一干二净。在指挥这些早期的音乐时，我总爱模仿两位我在维也纳最常看到和听到的指挥家贝姆和卡拉扬。我使劲地挥舞着两只胳膊，我还记得，我的动作很夸张及用力，到最后，我总是筋疲力尽。因此，有一次施瓦洛夫斯基先生问我，若是让我指挥瓦格纳的音乐，那意味着指挥五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我该怎么办？他认为照我现在这样指挥，体力上是无法完成整场演出的！
有一次，在和学生乐团排练时，他走到我身后，抓住我的衣袖，控制住我的胳膊，迫使我只能用手腕指挥。他希望我能彻底改掉以前动作夸张的习惯。那次的经历教会了我如何只用手腕去指挥。当然，我一开始并不乐意这样，但还是可以做到的。指挥并不需要永远都用两只手来指挥。现在我指挥时左手时常自然垂在身旁，自己显得很轻松，也可以使整个乐团的乐手们在更轻松的氛围里演奏。
我与导师施瓦洛夫斯基先生一直相处得很愉快。1955年秋天父母第一次来维也纳看我，弟弟也从伦敦过来，终于一家人得以团聚。父亲在勃拉姆斯剧院进行了小提琴演奏，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他当时想留在欧洲，因为那时孟买的音乐环境已经不能满足父亲对音乐的追求。尽管我们当时的情况不是最佳，但这样一来，我们一家人又重聚在一起已经足以幸福。
家人都在维也纳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我们全家都无比愉悦的重要事情。那便是维也纳歌剧院经过重建后，终于在1955年11月5日重新开放，首场演出是卡尔•贝姆指挥的《费德里奥》。我们花尽了身上所有的钱买到几张站票，一起去观看演出。那是多么棒的一场演出啊！由安东•狄尔莫塔、玛莎•莫德尔分别饰演弗劳瑞斯坦和列奥诺拉，伊姆佳德•西•弗里德饰演马泽琳娜，更精彩的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团的演奏，这一切都让人流连忘返。这次之后，每次国家歌剧院一有演出，我总会想方设法弄到票去欣赏，听过卡尔•贝姆的《费德里奥》后，我又看了他的另一部歌剧《唐璜》。那晚，狄尔莫塔和西•弗里德分别饰演奥塔维欧和采莉娜，丽萨•黛拉•卡莎饰演唐娜•安娜，华特•贝里饰演了马萨托。没过几天，是卡尔•贝姆指挥的另一部歌剧《沃采克》——那些日子就跟过节似的，整天享受着美妙的音乐大餐，怎么也听不够。一天早上布鲁诺•瓦尔特指挥了安东•布鲁克纳的《感恩曲》和他的第九交响曲，这场音乐会令我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