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错过飞机的后果对于我来说十分严重。因为按照我原本的计划，我在抵达巴黎后会有一个和著名批评家贝尔纳•加伏蒂（BernardGavoty）的重要约见，这位批评家通常以克莱兰顿的笔名写文章。当我迟迟没有出席采访，他非常生气。而且，当时那个年代我还不能给他写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我错过了飞机。在那之后，我们也没有再见过。
我不管是对待朋友还是同事都非常忠诚，这也是我引以自豪的一点。而且，我对我早年合作过的一些乐团也非常忠诚。我对以色列爱乐乐团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包括后来一起合作的洛杉矶、纽约以及慕尼黑乐团都有很深的交情。只要我有机会跟这些乐团合作，我都会倍加努力地演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伦敦和佛罗伦萨皇家歌剧院指挥歌剧。后来，佛罗伦萨变成了一个对我越来越重要的地方，就如同慕尼黑爱乐乐团和巴伐利亚国家剧院管弦乐团一样是我音乐大家庭的一部分。我的音乐大家庭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尽管我和这个家庭的部分成员并没有能长期合作，但我和大部分成员都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
60年代初，我到过许多不同的地方指挥音乐会。我对这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感到非常开心，当然我并不能使每场音乐会都获得成功，也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对我的指挥感到满意。
1962年，我第一次在著名的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登台演出，但我来之前人们就已经怀疑我是否能胜任音乐会的指挥。当时斯卡拉歌剧院的负责人安东尼奥•格林海里（AntonioGhiringhelli）本来就对音乐总监西西里安妮感到很失望，他实在不敢想象西西里安妮会为剧院带来一位什么样的指挥家。因为去年在这个神圣的音乐大厅指挥歌剧的是来自日本的指挥家小泽征尔，他是一位技艺超群的指挥家。因此，安东尼奥心里想象着这位即将到来的印度指挥家，可能还要裹着头巾指挥歌剧，有些不置可否。
但事实证明我的指挥并没有如同格林海里想象的那样糟糕，而且我也没有裹着头巾，以与这个神圣大厅不相称的装扮出现在他面前。后来，我和安东尼奥•格林海里还成了很好的朋友。但遗憾的是，我在米兰的首演并不是特别成功。当时，我在音乐会上指挥了我最喜欢的韦伯恩作品的《六首乐队小品》以及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堂•吉诃德》。显然以韦伯恩的作品开场是个错误的选择，整场音乐会都不太顺利。在指挥过程中，我几次听到有观众摔门的声音，这声音也使我感到诚惶诚恐。
与在米兰的演出相比，我在佛罗伦萨的客席指挥要成功多了。1964年，我在佛罗伦萨指挥了我在欧洲的第一部歌剧。但等我再次到佛罗伦萨指挥歌剧就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1986年，我在佛罗伦萨乐团正式获得了一个永久性职位，担当他们的音乐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