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看来，就像学钢琴从小学起一样，学习外语应该从小学起，越早越好，原因是儿童早期是学习语言的关键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开始英语教育的最佳时间“是当一个婴儿最初开始学其母语的时候，因为儿童一生下来就天生具有接受语言的能力。”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儿童学习外语不但可以开发智力，而且学习开始的时间越早，效果就越好。因此，幼儿园及小学开设外语的运动在我国已悄然兴起，社会上幼儿英语班层出不穷。于是，有条件的孩子进入了所在幼儿园开办的幼儿英语班学习，没条件的也利用周末进入社会上开办的幼儿英语班学习，家长们生怕自己的孩子落伍，缺少将来在社会上竞争的一个资本。有人甚至推出“0至6岁幼儿学习英语工程系列”，只要买了他们的录音带和教材，就“确保你的孩子3岁脱盲，4岁广泛阅读，5岁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试想连认知能力还没有形成的4、5岁幼儿何以能广泛阅读和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仅仅学会几个外语单词和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并不能开发智力。幼儿外语教师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真正从事幼教工作且能较流利地用外语进行日常教学活动的理想的幼儿外语教师还为数很少。从教人员中有的是大、中学的外语教师兼职作幼儿外语教师；有的是受过短期幼儿外语教学培训的人员，这些人员也不是幼儿园的在职教师。前者往往知识水平上有余，而教学方法会不自觉地受成人外语教学模式的影响；而后者的外语实践能力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水平，缺乏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的知识。有的教师的语音、语调不准确，用词也存在问题。长期下去，孩子不但不能学到地道的英语，反而会怪腔怪调，甚至出现厌学情绪。这样的外语课不但不能开发孩子的智力，反而会对孩子造成不应有的精神和学习负担，得不偿失。许多孩子从幼儿园时开始说英语，几年后将所学的内容基本上忘得干干净净。
针对目前我国外语学习者日趋低龄化现象，应该从低龄儿童学习外语的语言学、心理学、生理学理论依据和外语学习环境等方面加以认真思考。
首先，母语习得的关键期并非是外语学习的关键期。很久以前人们就直觉地认为，儿童早期是学习语言的关键期，本世纪50年代，这种现象使得神经心理学家潘菲尔德（Penfield）得出结论：儿童的语言习得能力与大脑的发育有关。60年代，心理语言学家莱尼伯格（Lenneberg）发展了这一观点，并提出了颇有影响的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他认为，语言是大脑的产物，语言能力的发展要受到人的生理基础的严格制约。儿童从两岁开始至青春期（puberty）到来之前，即人出生后的10到12年，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语言习得能够自然而轻松地进行。这时语言的理解和产生涉及到大脑的两个半球，整个大脑都参与语言学习，所以吸收新的语言信息就快而易。青春期到来之后，多数人的大脑已发生了侧化（lateralization），人脑已充分发育成熟，神经系统不再有这样的弹性，学习语言也就越来越难。语言学家对一些地方发现的“狼孩”、“猪孩”，特别是美国洛杉矶“都市野孩”基尼，进行跟踪调查后发现，人们在找到他们后不论采取什么方式教他们学习语言，他们的语言能力都达不到在正常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的水平。这常用来解释在人脑单侧化形成后，人学习语言的能力明显降低，儿童早期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期。
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在理解“儿童早期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期”时不够全面。它把婴幼儿期说成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期，而没有说明这种语言是作为母语的语言，它并不代表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儿童在人生最初的几年内就可以自由地与他人进行交流的语言是母语，是儿童生活中的语言，而不是儿童生活以外的其他语言。而母语是在母语环境中自然地在儿童身上发生的，而非儿童学习得来的，更不是别人教会的。
意大利著名的教育家蒙台梭利认为，“儿童的语言是发展而来的，而不是教出来的。”“儿童语言的发展有如自发的创造。同时，它的发展遵循着适宜所有儿童的固有法则。”这里蒙台梭利所说的语言都是儿童生活中的自然语言，即母语。美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Chomsky，1995）从研究构成人类语言知识的思维建构的高度出发，认为人类的语言是一个心理客体，但最终是一个生物客体。语言机能就象身体的各种器官一样，是一个“语言器官”，其基本特征由遗传基因决定。乔姆斯基还指出，每种语言是初始状态和经验交互作用的结果，初始状态就如同一种“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AD），输入的是经验，输出的是内在地表现于心智——大脑中的语言。因此，他认为，语言不是通过教或学而获得的，“‘学语言’这一说法容易产生误解，不如改成‘语法成长’更妥当”。这里所说的语法是指由一系列原则和参数（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构成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它实际上是语言的深层结构和普遍本质，它有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这里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均指作为母语的语言。
儿童以习得（acquisition）方式为主，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高速度、高质量地获得自己的母语，其成就是任何其他类型的语言学习所无法比拟的。这是由儿童母语环境中语言的本性决定的。对于儿童来说，母语是思维的工具，游戏的工具，还是交际的工具。儿童生活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对世界的认识，同他人交往都是以语言为中介的，通过语言的编码输入、输出和储存。他的所有活动都离不开语言，因而对于儿童来说，他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语言习得的“潜在课程”。母语的习得过程使儿童既认识了周围世界，又获得了本民族的语言，从而完成由动物性的人向符号性的人的巨大转变。
儿童早期如果学习非母语的一种语言，即外语，其效果要依赖于儿童周围是否存在该种语言的自然语言环境。据美国语言学家斯特姆（Albert Storm）自己的报告，他小时候在美国的挪威移民孩子中长大，虽然能听懂挪威话，却只说英语。从大约7岁到30岁，他都是生活在只说英语的环境中，与挪威语完全失去接触。后来他与一位在挪威出生的姑娘结了婚，在新娘家中生活了三个月后，他不仅再次获得了理解这种语言的能力，而且还比较流利地说这种语言。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儿童从小学习一门非母语的语言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就要求儿童拥有所学那种语言的自然语言环境，也就是说，儿童周围存在着双语的环境。
语言学习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习得的过程，没有适当的语言和文化环境则很难学会一门外语。在我国英语是外语教学的主要语种，在各级各类学校里学习英语者数以亿计，但真正掌握英语者则为数不多。重要原因是，英语不像我们汉语那样自然而然地存在于生活中，我们的文化和认知结构都不是由它来编码的，它无法作为思维的工具，交际的工具，它不可能像我们的母语——汉语那样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生成。汉语对中国人来说是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自然地生成的，它有个发展的关键期。而对我们来说，英语学习是一种人为的学习过程，所以它不存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期。再者，心理学上的“关键期”是与心理发展的生物学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外语学习有一个关键期”的说法并不妥。近年来国外许多研究者采取了折衷的做法提出了一种外语学习的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或最佳期。事实上，语言的发展是连续的、综合的渐进过程。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可塑性也并不像语言关键期理论陈述的那样突然发生，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变化的过程。这种观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其次，低龄儿童学外语更需要适宜的语言环境。任何语言学习都是在特定的语言学习环境中进行的。儿童学习外语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适宜的外语环境。中国儿童在学校里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同中国儿童随父母移民到美国转到美国的学校后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中国儿童学习英语往往是在学校这个孤岛上采用有些机械的多听多说多练，背单词，学习英语的语言结构和语法规则等方式来进行的。这时儿童所学习的英语已不是自然的全真的英语，而是一种介于学生的母语和所学英语之间的过渡语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称中介语（interlanguage）。它是儿童对汉语的理解与对所接触的有限英语的认识以及二者之间的匹配、比较等相互杂揉构成的。移民转到美国学校的儿童则是在英语这个汪洋大海中进行学习的，他所处的是自然的英语情景和英语文化，他有机会与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群交往，获取大量的语言输入，有机会输出并能及时得到反馈。对于这些儿童来说，英语虽然不是母语，但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中的信息基本上都是用英语编码的，他们会自然而然地用英语思考、学习和交往。这种自然的英语环境保障了他们对英语的掌握。
由此可见，在缺乏所学语言环境的国内儿童学习英语，需要将英语单词或结构与汉语字词相互匹配，需要归纳语法现象，需要更多意志的努力以及智慧的参与，所以，年龄愈小学习英语会愈感到困难。而在美国的中国儿童学习英语则水到渠成，年龄愈小愈容易学会。因此，竭力为儿童外语学习者创设适宜的语言环境显得尤其重要。
总之，在我国外语学习者日趋低龄化的今天，要对儿童学习外语的规律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充分的理性的科学分析和研究，否则有可能把低龄儿童学习外语导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