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张旭的草书被称为“狂草”，明代徐渭的草书也被称为“狂草”。人们往往会把他们等同看待。从纵放动荡的书境看，它们有相通之处，不同于灵和、潇洒的王派小草。但二者之“狂”具有不同的美学性质。前者是古典“和谐美”基调上的“阳刚之美”中的“奔放”之“狂”；而后者则是属于含有丑和痛感因素的“崇高”美学范畴的“狂放”之“狂”。
张旭的“狂草”不脱离书法的基本形式美法度；而徐渭的“狂草”则冲破了书法形式美规范，具有了许多形式丑因素。张旭援篆笔中锋于草法，笔画圆转洒脱而又刚健劲挺。连绵流动，起伏跌宕，粗细相参。字与字、行与行参差错落，顾盼照应，浑然一体。时而如暴风骤雨，时而如雨珠夹雪。张旭的这种飞动奇纵的“狂草”，是“狂”而不乱法度的。“其草书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是也。”（《宣和书谱》）“变化多端，而未尝乱法度，张颠、怀素规矩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姜夔《续书谱》）书势虽然纵放，但草书的笔法、字法、章法等等却并未抛却。草体结构正确，运笔提按、顿挫、转换适当。笔势奔放而不粗野，圆转而不流滑。他们是在熟练掌握草书法度规律的基础上，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书写境界的。“皓首穷草隶”（李颀《赠张旭》）、秃笔成冢的功夫已积淀在无意识的率意挥运之中。徐渭狂草则肆意挥扫，硬拉猛扯，有许多破锋散笔，笔触忽轻忽重，线条突伸突缩，墨色浓淡干湿转换突兀，字的间架被打破，可识性被削弱，主笔和余笔、笔画和引带、实笔和虚笔缠绕混淆，字与字、行与行密密麻麻，拥塞错杂。激狂的情感如洪流般涌泻，冲破了古典美的形式。
张旭草书《肚痛帖》
张旭的狂草虽然迅疾奔放，情感力度强盛，但不给人痛感、压抑感、不和谐感，而是绐人以振奋激昂的审美感受；徐渭之狂逸恣肆，则让人产生震痛、惊骇、郁闷、压抑、心烦意乱之感。相对于王羲之灵和、潇洒的草书，张旭的情感力度是强盛的，其书很有纵狂之态。张旭徐渭草书《白燕诗卷》
为人豁达傥荡，人称“张颠”。他体味情感之起伏动荡，感受自然万物的千变万化。于“孤篷自振，惊沙坐飞”之中悟得“奇怪”之趣。融参道家逍遥散放的精神气度。其书如“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壮，莫可深测”（《海岳书评》）。面对张旭之草，观者的心境不是平静悠闲，而是振奋激昂。虽然强盛的情感居于主导地位，但由于它在总体上未超出书法形式美规范，并不让你产生冲突的痛感。徐渭狂草则反秩序，反和谐，肆狂杂乱，不给人愉悦的审美快感。“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落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意甚骇之！”（参见何乐之《徐渭》）人们得到的是以震痛、惊骇为主的复杂的情感刺激。对它的鉴赏，更需要理解、体悟其独特的精神意蕴。
张旭之情是“豪情”，徐渭之情是“狂情”。张旭虽然强盛的情感居于主导地位，但情感与理智、感性与理性等因素在总体上是统一的。他虽然豁达傥荡，豪气十足，但并未真正进入肆狂的精神境界。而徐渭则突出了情与理、个性与社会的尖锐对立。其狂放情感之剧烈难以同理性、同社会相融合。张旭作书与酒有不解之缘。但他主要是借酒兴唤起激情、豪情，进入一种兴奋、散放的创作境界。徐渭则命运坎坷，几多磨难，豪荡不羁，狂放至极。悲愤之中精神几近疯狂。愤世嫉俗的郁积情怀激荡不已，肆意地喷发于诗文、词曲、书画之中。“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袁宏道《徐文长》）其诗如此，其狂草更是把冲突震荡的心境化为视觉形象，使之得以尽情宣泄。他说过：“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正是因为狂放的书写，最能淋漓尽致地抒散心中郁结、不平、愤激之情。
张旭之书意是“奔放”，充分体现了唐代书法“阳刚”之美的审美理想；徐渭之书意是“狂放”，是明代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和“崇高”美学性质的“狂放”书风的典型。在中国古代书法发展史上，中和、阳刚、阴柔、狂放之境是不同情感力度的审美意味表现。“中和”、“阳刚”、“阴柔”是以和谐美为基调的，它们突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情感与理性及其形式美因素的和谐统一，给人以愉悦的审美快感。
张旭的狂草是神奇的“神品”，而徐渭的狂草则是狂逸的“逸品”。“神品”突出变化创新。而其千变万化、创新出奇是自然天成的。“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能窥其巧者，谓之神品。”（陶宗仪《辍耕录》）它往往产生于“兴会”、“神会”的率意挥写之时。此时心手两忘，不期然而然，又不知其所以然，达到神不可测的境界。但是它又是妙合法度的，是以深厚扎实的功夫、技法为根基的。“人莫能窥其巧”，但其中又必有其“巧”。“此时之忘规矩，乃由规矩之极精极熟，而实仍在规矩之中。”（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从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中，可见张旭对书法形式美法度、规律的孜孜以求。张旭在酒兴之中信笔挥运，写出灵动奇变的新型大草，“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见《新唐书·李白传》）。这是“无意”书写与“有意”功夫的和谐统一。以规矩法度为参照点来比较“神”、“妙”、“能”、“逸”四品，可以看出：“神”是“忘规矩”——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灵变；“妙”是“用规矩”——功深技熟，符合法度；“逸”则是“超规矩”——纵任无方，不拘常法，不入时趋。“逸”者有二：一为淡逸、清逸；一为狂逸、野逸。前者清空简静，平淡冲和，一片超尘出世之境。后者纵横恣肆，狂野粗放，一股狂者猛士之气。徐渭是后者的典型。“逸品”、“纵任无方”（窦蒙《〈述书赋〉语例词格》），“不拘常法”（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徐渭无视法度、传统，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处处强调鲜明的个性，唯我独宗，唯情是尚。他说：“师心纵横，不傍门户。”“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即使临摹，也主张有“我面目”、“已笔意”：“凡临摩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书季子微所藏摩本兰亭》）“逸品”强调“不入时趋”（恽格《南田画跋》），反对“时俗”。在“逸”的眼界中，突出古典形式美的秀雅、精巧之作是“入时趋”的，而在世人眼中看不惯的、不以感性愉悦为主的肆野、粗拙、不修边幅的因素，则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徐渭恰恰是以这些不雅的成分营造出纵狂恣肆的气氛。
理解了张旭狂草与徐渭狂草的不同审美性质，对书法学习、借鉴和欣赏具有极大的启发、指导意义。张旭的“阳刚”、“奔放”之草有比较规范的形式美法度、规律，徐渭的“崇高”、“狂放”之草则更是个性的率意发挥。对张旭的借鉴可从审美意味与表现形式两方面入手，而对徐渭的借鉴则主要应在审美精神、艺术境界中去体悟、融会，不能片面地模仿其破碎散乱、拥塞错杂的笔墨结构。对徐渭、明人狂草的鉴赏不能以一般的形式美为尺度，而更要注重这种独特审美形态所体现的时代意义、个性特点，领略、把握其内在的精神价值，评价它在审美理想发展演变中的历史地位。“逸品”是值得推重的。但够得上“逸品”的狂放，是出自真情、自然率意的。刻意仿效，强作狂态，只会充斥着做作之气。“逸品”尤重“不入时趋”。当人们一窝蜂似地都去追求狂怪肆野，以此为时髦时，它便又成了一种时俗，失去了“逸”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