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他们虽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却又走上了盲目模拟古人的路子。后来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进而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也加入了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归有光在明代后期，是承前启后的散文大家。他是昆山人。屡试不第，后来，迁居安亭江上，专心读书讲学，教的学生很多。直到六十余岁了，才勉强中了进士，当过不大的官员。著有《震川文集》。他的散文曾被誉为“明文第一”。归有光读书刻苦认真，把自己圈在小房子里足不出户，在《项脊轩志》里，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载。正因为能如此用功，他的散文才有了这样的成就。就说《项脊轩志》吧。这篇散文记叙了项脊轩的环境及其前后的变化，亲人生前对自己的关切和他对他们的怀念，流溢着无限的深情，人物也栩栩如生，宛然如在目前：“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姗姗可爱。”他的《先妣事略》，哭泣掩于文字，令人感动。总体来看，归有光的散文能以清淡朴素之笔描写事物，感情真挚，记事生动，不事雕琢，风韵超然。但是，题材狭窄，他自己也说：“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增叹也。”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时称“三袁”，袁宏道最为著名。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与公安派同时存在的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竞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进士，官吏部郎中。他在思想上受李贽的影响很大，非常赞同李贽的“童心说”，曾经专程拜访李贽，在一起切磋达三月之久。袁宏道的文学主张是：一、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他在《与江进之尺牍》中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他强调文学要随时代而变化，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二、文随时变的目标是存真去伪，抒写性灵。他在《行素园存稿引》中说：“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及也。”在《叙曾太史集》中，言明自己文章的特点是“真”，并指出“真”就是直写性情。在《叙小修诗》中，通过对袁中道诗歌的评论，强调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就形成“性灵说”，这是公安派文论的核心。三、所谓性灵，就是重视文章的“趣”和“韵”，这是由李贽的“童心说”得来的。他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指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四、他把民间的通俗文学视为“无闻无识”的“真声”，而加以推崇。他在《叙小修诗》、《陶孝若枕中呓引》等文章里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要以情真而语直，故劳人思妇有时愈于学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时。”袁宏道的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牍280余封，篇幅长的一千多字，短的只二三十字。如《致聂化南》一札：“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朝夕焚香，唯愿兄不日开府楚中，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尔时毋作大贵人，哭穷套子也。不诳语者，兄牢记之。”简凝活脱，间以诙谐，可见其尺牍文的一斑。他的各类随笔200余篇，题材多样，饶有意趣，其中《畜促织》、《斗蛛》、《时尚》等篇，记述了当时的风俗人情。传记文以《徐文长传》、《醉叟传》两篇最优，刻绘人物，生动鲜明。袁宏道的游记文约90余篇，这是他散文的精华部分。他的游记散文，在写景中注入主观情感，韵味深远，文笔优美。如《满井游记》：“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山峦为晴云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所写京郊初春景色，纯用写实手法，刻画细腻，情致盎然。其他如《虎丘》、《天目一》、《晚游六桥待月记》、《观第五泄记》等，真切动人，语言浅近，略无斧凿之迹。张岱在《琅嫘文集·跋寓山注其二》中说：“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袁中郎。”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至于袁宗道、袁中道，也有精彩的篇章，他们的散文成就不及袁宏道，但袁家三兄弟的文学主张相近，在革新散文上都做出了美学努力。
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张岱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张岱，字宗子，别号陶庵。山阴（今绍兴）人。少为富家子弟，爱繁华，好山水，通晓音乐、戏剧，也善于品茶。明亡以后，入山著书，于往昔繁华，多所追忆，散文造诣极高。张岱的散文，是比较纯粹的散文，是明代散文的一座高峰。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他的散文文字清新峭拔，形象生动，广览简取，刻画有力，余韵悠长。他的《湖心亭看雪》：“崇祯五年十二月，余往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依火炉，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人、与水、与山，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江一痕，湖心亭一点，余与舟一介，舟中两三粒而已。”写静，静到无声，而物体鲜明，俱入画中。还有他的《西湖七月半》，写了当时杭州人七月半游西湖的盛况，各类人物跃然纸上，声气如在耳旁。写的《柳敬亭说书》：“南京柳麻子，黎黑，满面疤痞，忽忽悠悠，土木形骸。”几句话就把说书人写得宛然在眼前。全篇文字生动传神，使人不仅见到了柳敬亭的动作、语态，而且可以想见其为人。《闵老子茶》写月生：“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人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善于把握人物的精神气质，发掘人物身上的独异之处，这是张岱散文比前人特别的地方。张岱散文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把中国文化中雅文化和俗文化有生命力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地自由地表现自我，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只自由说着自己的话。”这是了不起的散文美学创造。不说圣贤的话，不说别人的话，就构造了自己的散文话语系统，建立了自己的散文美学特色。这是对中国古典散文生命的最有力的继承和延续。当张岱把自己的散文艺术审美眼光投注在以西湖为主体的山水上的时候，220年后，美国的文坛上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以描写瓦尔登湖为主题的作家——亨利·戴维·梭罗，他的成名著作就是《瓦尔登湖》。张岱出生于1597年，梭罗出生于1817年，两人相差了220年的时间，超过两个世纪的距离。可是，两个人的艺术审美趣味，却是可以比较的话题。张岱和梭罗的相同处，在于他们对自然山水的无比热爱和始终用审美的艺术的眼光去打量，并能从自然山水中找到寄托自我情感的介质，把自己的人格和自然山水的美互相转化，产生了优美的艺术散文，感动着读者。他们的区别是，张岱在把自我的感情投入到自然山水的时候，除了和山水的美达到共鸣，欣赏、流连和陶醉外，更多的是带有深沉的家国之恨，正是“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西湖的景色，在张岱的笔下，浸透了无奈的失落的“旧时月色”般的深愁，凄美的景色，显示了孤独高傲的灵魂。而梭罗的瓦尔登湖，却是通过对自然山水的美色的描写，来探索人生的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方式之间的关系，是企图在这宁静的湖畔来思索自我的价值。梭罗来到湖边，是想向世人发表他个人的宣言，独立于社会。住在湖边，可以无羁无绊，自由地看日出、日落，到了晚上，可以孤身一人，在明月下享受那无边的孤独，把自己的身心沉醉在浩瀚的静中。这是一种成熟的静，拥有自然山水的一切，正如他说的：“我有我自己的太阳、月亮或星星，还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他们的情感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描写湖畔的景色也就在思想和情感上有了分野。张岱的山水散文，和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不能等同，也和袁宏道的山水散文不能等同，他的思想和感情来得更为复杂和深沉。梭罗的山水散文则只是个人转向内心深处的自我拯救。湖畔的审美各有各的心思，但是，他们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优美的散文。
反观17—18世纪，是欧洲文艺的辉煌时期。14—16世纪，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产生了塞万提斯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戏剧，几乎每一部都是成功的巨著。如果我们把散文的概念再扩大一点，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些人物的独白和对话，简直就是很优美的散文。比如《哈姆雷特》里第三幕第一场，哈姆雷特的独白：“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要做到高贵，究竟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矢石交攻呢，还是挺身反抗无边的苦恼，扫它个干净？死，就是睡眠——”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类似这样优美的散文台词很多，它是欧洲文艺发展的最为肥沃的土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6世纪的前期，法国产生了伟大的散文家——蒙田。蒙田从1572年开始，一直到他逝世的1592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顽强地进行着随笔的创作，后来《蒙田随笔全集》出版，共107章，百万字左右。它是16世纪各种思潮和各种知识经过分析的总汇，有“生活的哲学”之称。语言平易流畅，不假雕琢，形象亲切生动，富有生活情趣，是欧洲随笔散文发展的奠基石，开创了这种文体的先河。时间过去了三四百年，随笔散文在英国开始发展，作家迭出。最初的硕果是培根的58篇《随笔》。培根的随笔散文偏重于说理，是哲理性的，和蒙田那带着个人风趣的随笔散文不同。到了17世纪，英国出现了考莱的《随笔集》和邓普尔的《杂谈集》。18世纪，英国的随笔散文发展到繁荣阶段，由于报刊的大量需要，随笔散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作家用它来立论、抒情、写人、叙事，把自己的个性因素也表现出来了。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随笔散文作家，例如，兰姆、赫兹利特、德·昆西和利·亨特等人。当然，成就最大的还是兰姆。其代表作是《伊利亚特随笔》。这部随笔散文，个性鲜明，直抒胸臆，而又亲切平和，跌宕多姿，妙趣横生，是一种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散文。几乎和兰姆同时，法国也出现了一位伟大的随笔散文作家，他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卢梭，他的《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思》，影响了欧洲文学，引起了人们心灵的骚动。还有他晚年艰难写作的长篇自传体散文《忏悔录》，把欧洲的散文提高到了理性的美学的高度，是人类心灵史的绝世的风景。在这部巨著中，卢梭袒露自己全部的灵魂，把它揭示给世人，使人们看到了一个鄙弱而伟大的真实的卢梭的形象。这种艺术的勇气，不是襟怀光明的人，是不能为之的！——欧洲的散文，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高度发展，做好了艺术的准备，也树立了美学的样标。
此时中国进入到了清代。清代的学术是繁荣昌盛的，但在散文创作上，它已经不能和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和唐宋时代相比较了，也不能和欧洲的文学相比较。应该说是整个中国古典散文的衰落时期。没有出现伟大的散文作家，也没有跟上世界文学的潮流，转入到了严寒的冬季了……要说的话，清代的桐城派古文，算是当时还能闪耀的亮点。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方苞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骈文”的复社作家，汪中是其中成就最大者。清初有不少成绩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王猷定的传奇性散文以小说传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写法，代表作有《李一足传》、《汤琵琶记》、《义虎记》等。魏禧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代表作是《大铁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