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20世纪初期，欧洲文学在世界文学里占主流地位。主要潮流是批判现实主义，还有次第兴起的各种文学思潮，涌现出大量的震撼世界的文学作品。在俄罗斯，在法国，在英国，都出现了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俄罗斯最著名的散文家应当是屠格涅夫，他的《猎人笔记》能传达出俄罗斯大地上草原、湖泊的湿润气息和深厚的俄罗斯人文情怀。这时期，欧洲文学，特别是散文成就，是当时先进生产的反映，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映，也是思想理论发展的反映。马克思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非常漂亮的散文艺术家，他的《资本论》和卷帙浩大的著作，论述的主要对象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比喻生动，文采斐然，文势若滔滔江水，浩无边际，是世界散文的宝贵篇章。
清代的后期和民国的初期，由于社会的激烈动荡和国外思潮的刺激，出现了一些散文家，最为著名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了。康有为、梁启超为清末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学术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淋漓痛快。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更是对一切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他的散文风行天下，影响了一代文风。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国说》即是这样一篇典型的作品。伴随着对封建主义文学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一批现代新文学作品诞生了，议论性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现代散文的源头。
中国古典散文的美学智慧，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正统的散文，沿着儒家的思想道路向前发展，这是中国古典散文的主流，篇幅也十分浩瀚，但是，文体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格局也始终如此。一条是沿着赋的道路发展，个体的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影响到以后的山水游记等散文文体。这条线索的散文是比较富有审美价值的。总体来说，中国的古典散文，其源泉还是战国时代的诸子，或继承，或反对，在不断地兴盛着，不断地发展着壮大着，围绕着这个“根”，派生出许许多多的“系”，在探索，在前进，都作出了不能磨灭的贡献！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每一个历史时期，其杰出的代表都表现出了非凡的美学智慧，都为中国散文的浩瀚银河，布满了属于自己的星辰，并且在不断地影响着近代和现代以及当代中国的散文文学。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散文在它繁荣之后，走上衰败道路的事实。这种衰败是必然的，其主要的原因：一是散文的实用功能太强烈，大都有经纬天下的大抱负，而对散文的个人灵性张扬采取了回避和压抑。二是文字的特殊性。中国的汉字，由甲骨文演变而来，一般来说，一个字只有一个音节，具有特定的含义，散文作者在写作上要追求简明扼要，追求文字的音节美，形象美和意境美势必在客观上和口语脱节，脱离广大的老百姓，使散文只是传布于少数人的圈子里，在所谓的士大夫之间，这样，势必要使散文的路子越走越窄。三是内容上的复杂性，散文包含的文体太多，有传记、游记、杂记、笔记，有论、说、解、原，有寓言、杂文，还有书信、赠序、碑志、哀祭、公牍等等。四是理论上的稳定性。中国古典散文从它诞生的哪天起，其文体就几乎没有多少新的变动，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一篇散文，如果不看作者，就分辨不清楚是哪个时代写的，几千年一个散文模式。把写文章看得过于正经和神秘，动辄就要“载道”，就要“经世”，用王安石的话说，就是：“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所以，作者在散文的创作上苦苦追求发扬六经之旨意，维系世道人心的最高境界，主题太严肃了太沉重了，影响了散文的艺术发展。和世界散文相比较，特别是18世纪以后，中国古典散文“无可奈何花落去”，发展得特别缓慢。不过，“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么深厚的散文文化底蕴，一旦在解放思想，接受世界文学思潮的有力冲击之后，中国散文的新生就像地平线上的红日，即将辉耀世界了……中国古典散文的系统研究还刚刚开始，要研究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我只是勾画出我自己的古典散文简单的蓝图，是对是非，探索而已。
忏悔伦理与精神复活
——论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
李建军
“罪与罚”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模式。面对罪恶，是掩盖还是正视？面对惩罚，是逃避还是担荷？是以超然甚至鉴赏的态度将犯罪行为诗意化，还是怀着忏悔的心情叙述正义的胜利和精神的复活？不同的取舍体现着文学叙事不同的伦理境界。然而，担荷并不轻松，忏悔也不容易。面对罪恶和惩罚，更为常见的情形，不是担当和忏悔，而是遮掩和回避。
记得祸国殃、人神共愤的“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有三个词出现频率最高，一个是“浩劫”，一个是“心有余悸”，还有一个，那就是“忏悔”。“浩劫”是“文革”的性质，事实昭然，难以讳掩；“心有余悸”呢，情随事迁，人与时进，人们早已不再觉得；至于“忏悔”，从一开始，就让作恶的人气恼，让受害的人委屈，总之，大家似乎都觉别扭，因此，也只得不了了之。后来，余秋雨氏成了名人，他在“文革”中的行状，被袒裸出来，于是，青年学者余杰便激于义愤，有此一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其实，不敢直面自己的历史，并不是自恋得近乎发嗲的余秋雨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正统文化的痼疾：中国正统文化从来就缺乏成熟的忏悔伦理和自觉的忏悔习惯。中国几千年来的官修正史，大都是永远光荣的成功史和永远伟大的业绩史，至于鲜血和死亡、苦难和罪恶，却被倡优一样的史官用精致的谎言掩盖了，因此，巧言伪饰，拒绝忏悔，便渐渐地由国家道德而成了国民个人的文化习惯，正所谓“实繁有徒，其从如云”。
对于过去的事情，中国正统文化的态度是：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一言以蔽之，“往前看”是也。然而，忏悔所要求的伦理态度反乎是，即一定要“往后看”，一定不能轻饶“过去”，一定要让罪恶和苦难定格在记忆中。中国的圣人虽然也讲“悔过”和“改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则勿惮改”：“过而能改斯为勇”。然而，中国正统文化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给人留退路的，一旦有过，便罪不容逭，往往被一棍子打死，还要踩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中国正统文化更喜欢讲“耻”，强调到极端，便是养成了一种虚伪的人格和文过饰非的坏习惯。有时，他们也讲“省”，例如，所谓“吾日三省乎吾身”，所谓“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但这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反省”，而不过是对自己一天的主要行为的自我检查和自我督察，以期使自己能够“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最终成为一个“惟吾德馨”、予圣自雄的“君子”。这种特殊的文化态度和道德习惯，很容易把中国人扭曲成人格萎缩的个体，奴顺，卑怯，脆弱，自恋。
这样的文化习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作家的情感态度，甚至潜在地规范着中国文学的叙事模式。这是一种缺乏信仰基础和精神深度的叙事伦理。它几乎总是停留在外在的道德褒扬或道德惩戒的层面。它也讲善恶和正义，但是，常常满足于简单的因果报应，或满足于通过任性的外部权力实现虚假的社会正义。它缺乏绝对的平等观念，缺乏普遍的罪感意识，更倾向于接受这样一个理念，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在人格尊严上是有等差的，有一些人生来就是高人一等的，就是伟大而英明的拯救者，因此，“刑不上大夫”，无论他犯有多么深重的罪孽，他都享有良心谴责和道德审判的豁免权，都可以继续享受人们的崇拜和艳羡。这一模式制约下的中国的小说叙述谋士的诡诈，叙述壮士的忠勇，叙述淫妇的惨死，叙述贞妇的冤屈，叙述官吏的酷虐，叙述君子的正直，叙述小姐的多情，叙述才子的缠绵，——这样的叙事可能很凄婉，很感伤，很怨愤，但却很少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描写良心的强烈痛苦，展示罪感带来的不安和焦虑。如此一来，在中国作家的作品里，你就很少看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忏悔伦理，也很少看到彻底意义上的忏悔行为。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呜呼！宇宙——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宇宙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他视《红楼梦》为“宇宙之大著述”，因为它从伦理和美学两方面，同时给“吾人”以“救济”，即解脱的启示。王国维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阐释《红楼梦》，把“解脱”当做伦理学和美学的核心问题。但是，他显然误解了“忏悔”的意思。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忏侮，本质上是肯定性的行为，而不是否定性的行为，因此，它并不是指向消极的“解脱”，而是指向积极的完成和升华。换句话说，忏悔是希望，而不是绝望；是再生，而不是死亡；是担当，而不是逃避。《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叙写那块“未用”的石头，“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红楼梦》中人的逃路，只不过是源于恐惧的逃避，只不过是泥于自恋的解脱，至于忏悔，那是横竖都挨不上边儿的。因为，真正的忏悔，显示的是信心和力量、勇气和激情，而不是“自怨自愧”的哀怨和软弱：是被幸福感和希望之光照亮的回家之旅，而不是落荒而逃的弃家出走。
如果说，忏悔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在中国人的文化体验中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么，对那些信仰基督的人来讲，它却像洗澡一样日常和必要，——忏悔同信仰基督通常被当做皈依基督教的两大要素。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和伦理行为，忏悔属于典型的基督教伦理。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人生来有罪，“原罪”无人得免，人必得为此受到惩罚。只有通过忏侮，人才能洗清自己的罪孽，并最终获得精神的复活，恰像弗里德利希·黑尔所说的那样，“通向对于人类可能存在的天堂之路必须穿过我们自己的地狱。”
“原罪”概念的产生，对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讲，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确立忏悔伦理的必要和必然。它暗含着人类对自己进行道德评价的基本尺度，显示着人类对自己的道德状况的强烈焦虑和深刻认识。它极大地影响着西方人的道德感受和伦理体验，不仅有效地瓦解了那种傲慢而虚妄的道德自负，而且使他们清醒地保持着对罪恶的敏感，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刻而强烈的罪感意识。
与罪感意识同时产生的，是赎罪的意识。赎罪始于忏悔。忏悔不同于懊悔。后者与后悔同义，是一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遗憾和惋惜的心理反应，是孔子所讲的“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的那种“悔”，是王国维在《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一诗中所说的“人生过处唯存悔”的那种“悔”。忏悔虽近于自责，却比自责有着更为深刻的道德内容和更为丰富的情感内涵。它包含着后悔和自责，但却并不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继续向内对自我进行精神解剖和道德审判，最终完成心灵和行为从懊悔、失望、自责的心态向满足、坦然及和谐的转变过程。事实上，忏悔不仅发端于良心的焦虑和不安，起源于对道德完善的向往，而且，还起源于爱的复活和同情心的觉醒。忏悔是彻底放下了虚荣心和骄吝心的内在的自愿和自觉，是心灵对自己的肯定，而不是由外在的压迫和挟制导致的消极的道德反应。因此，所谓“思想改造”，所谓“教育运动”，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所谓“狠批私字一闪念”，都是对人的羞辱和伤害，毫无积极意义可言，因为，这些可怕的行为，不仅不能推人向上、向善，而且还使人恐惧、不安，——它最终造成的后果，只能是巨大的人格灾难和严重的道德毁灭。
强烈的罪感意识和自觉的忏悔精神，使忏悔成为西方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叙事模式。我们从古希腊神话里，就已经可以看到以忏悔为主题的故事。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无疑是一桩巨大的罪恶——人生在世，实在没有比这更大的罪孽和不幸了。但是，他自己惩罚了自己。他戳穿自己的双眼，然后自我放逐，“再到过去被他父亲放逐的喀泰戎山地上，或生或死，全听命于神意的安排”。俄狄浦斯的自我惩罚，赎清了自己的罪孽，“国王俄狄浦斯已经消逝了。不再有电火在空中闪击，不再有雷霆的轰震，不再有暴风雨横扫树林。空气宁静而澄清。地府的黑门无声地张开，解脱了老人的一切痛苦和悔恨，好像被载在精灵的翅膀上，降落到地府的深处去了。”俄狄浦斯的故事，典型地表征着西方人对“罪”的理解，显示了自我忏悔的道德自觉和担当惩罚的道德勇气。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以其崇高的伦理境界和丰富的情感内容，为“罪与罚”叙事奠定了稳定的道德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