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所著的《国富论》成为了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这本书发展出了现代的经济学学科，也提供了现代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的头像被印在2007年3月13日出版的二十元英镑的背面。
1723年6月5日，在风景秀丽的苏格兰，亚当·斯密降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不幸的是，他的父亲——一名海关审计员已于斯密出生几个月前故去。斯密是这家的独子，得到了母亲很好的照顾与教育。小时的斯密体弱多病，很爱读书，记忆力惊人，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沉醉于自己的遐想之中。
他坚持经济自由发展的观点
14岁时，斯密以优异成绩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他在那里修完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伦理学等课程。
1740年斯密毕业，获得奖学金，这使他得以骑马旅行至牛津。一次，学院当局发现斯密在阅读休谟的《人性论》，立即将书没收，并对斯密严厉训斥。但这种陈规戒律并未束缚住斯密自由奔放的思想，他在牛津的六年中，饱览群书，牢固地掌握了经典哲学和当代哲学两门学问。后来，他与休谟相识，两人志同道合，常一起讨论理论与现实问题，结下了终生友谊。
1748年，斯密受聘担任了爱丁堡大学的讲师，讲授英国文学史。三年后母校格拉斯哥大学聘请他出任教授，讲授道德哲学。斯密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他旁征博引，并不断引用社会上的新观点、新事例，他的讲演内容丰富，方式灵活，使斯密声名鹊起。1759年，他将伦理学部分的讲义整理修改后以《道德情操论》为名出版，受到社会的欢迎与重视，斯密从此跻身于国内一流学者之列。
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的14年是斯密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斯密热衷于接触各界人士，进行社会调查。他常常到车间、工厂了解实际的生产情况，与瓦特也成了好朋友。
同时，他还是爱丁堡择优学会的成员。择优学会很重视经济问题，尤其偏重于农业问题。一些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斯密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坚定了他应让经济自由发展的观念。
他在法学和政治学的讲演中，痛斥了当时存在的封建残余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初步说明了实行经济自由政策的优越性。他的这部分讲演在1896年根据一学生的笔记以《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讲演》为名出版。
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
1764年，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作为贝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他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欧洲大陆游学。在法国期间，他考察了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结识了魁奈、杜尔哥等著名经济学家及许多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与他们广泛地交流思想，丰富了他的知识。
回国后，他在刚刚建立的大英博物馆进一步搜集了资料，就回到家乡，潜心著书。经过七年殚精竭虑的研究与思考，他的著作终于写成了。
1773年春，他携书稿到伦敦出版，不料在伦敦又发现许多新资料，特别是杜尔哥寄来的《关于课税的备忘录》，以及北美殖民地日益强烈的反抗的详细报道。他立刻对自己的书稿进行修改补充。
日月如梭，一晃3年过去了，斯密呕心沥血的这部巨作，到1776年3月终于问世。书的名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这部宏大庞杂的著作中，斯密勾画了政治经济学的整体结构，论述不同的经济政策、经济学说、财政制度与国民财富增长的关系。
尽管在理论上有矛盾之处，在经济政策上却始终主张在社会经济中实行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反对封建残余的束缚和重商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
书一出版，立刻在社会上引起积极的反响。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敏锐地察觉到斯密的经济理论对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纷纷研读这部著作。
传说，在一次政治家的聚会上，斯密一到场，全体与会人员立刻起立欢迎，斯密请大家坐下，英国首相尊敬地说：“不，您先坐，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国富论》一书成为了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增长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也成为了开展现代经济学科的先驱。它也提供了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最为重要的论述基础之一，极大影响了后代的经济学家。斯密的许多理论都只简单地描述历史的走向将会远离重商主义并朝向自由贸易。无论如何，斯密的作品广泛地组织了他们的理论，因此至今仍是经济学界最为重要而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税务司司长，年薪600英镑，他携母亲到爱丁堡定居。
长期以来，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始终未论婚娶。1787至1788年，斯密两次被母校格拉斯哥大学选为名誉校长。1790年，斯密去世。
名人逸闻——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似混乱的自由市场实际是一种自我调控机制，它能自动倾向于以最合适的数量生产那些社会最欢迎和最需要的产品。例如，假定某种受欢迎的产品处于供应短缺状态，它的价格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升，而较高的价格就会为那些生产它的人带来较高的利润；由于有较高的利润，其他的生产商们也希望加入进来生产这种产品。结果是产量的增加将缓解原先的短缺……用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都只是打算赢得他自己的利益”，但他确确实实“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去促成一种不是他原来希望的结果……通过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将社会推进到更有效率的状态，这大大超过了他原来实际想要做的”（《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