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年是指五谷不丰之年。干旱、水灾、疫病、虫害、战乱等天灾人祸都是影响农业收成的重要原因。农业的歉收直接导致的社会现象就是饥馑。
日本文献史料记载的最早饥馑，发生在钦明二十八年（567），当时因为水灾，倭国的部分地域出现饥馑。推古三十一年（623），从春季至秋季，霖雨洪水，五谷不登。3年之后，即推古三十四年（626），自三月至七月倭国再次遭遇的霖雨不断。连续的自然灾害造成农作歉收，造成社会的大饥馑，“老者噉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在古代社会，饥馑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时间较长，常常是两年以上。两年后（628年），推古女王离世。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推古女王留下了薄葬的遗嘱，其理由是“比年五谷不登，百姓太饥”。天武五年（676）夏季，大旱。朝廷既向四方的诸神祇奉献币帛祈愿，同时也请僧侣祈求法力，但是天依然不下雨，造成该年五谷不丰，民众饥馑。从推古女王的遗嘱以及天武朝祈愿神佛的做法，可以看出在7世纪，天皇或大王的责任似乎并没有与凶年的发生原因直接相连。
8世纪以后，农桑生产作为律令制国家的支柱性产业，被比喻为“农者，天下之本也”，“惟王经国，徳政为先；惟帝养民，嘉谷为本”。庆云元年（704），由于夏季发生旱灾，导致当年的五谷不登。对此，朝廷采取了免除当年田租、课役等应对措施。翌年（705），文武天皇发布了以下诏令：
朕以菲薄之躬，讬于王公之上，不能徳感上天仁及黎庶，遂令阴阳错谬，水旱失时，年谷不登，民多菜色。毎念於此，恻怛於心。宜令五大寺读金光明经，为救民苦。天下诸国，勿收今年举税之利，并减庸半。
文武天皇虽然在诏文中将旱灾发生、谷物歉收、民众饥馑的原因与自身的德相连，但只是强调自身的德不能感及上天，所以责任主要还是在于上天。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事的失缺与凶年的关联被进一步强调。
养老四年（720），水旱两灾并至，导致秋粮不收，再加之虾夷人、隼人的反乱，社会处于不安稳的状态。翌年（721）二月，平城京的上空出现了日晕（即所谓的白虹贯日）的天文现象。为此，元正天皇非常不安，几番发布诏令，命令臣下谏言政事，其中的一道诏令有以下内容：
世谚云：岁在申年，常有事故。此如所言，去庚申年，咎征屡见，水旱并臻，平民流没，秋稼不登，国家骚然，万姓苦劳。（中略）今亦去年灾异之余，延及今岁；亦犹风云气色，有違于常。朕心恐惧，日夜不休。然闻之旧典，王者政令不便事，天地谴责以示咎征，或有不善，所致之异乎。今汝臣等位高任大，岂得不罄忠情乎。故有政令不便事，悉陈无讳，直言尽意，无有所隐。朕将亲览。
依据诏文的内容可知，对于养老四年的凶年发生，朝廷最初仅仅用世间流传的申年多事的说法加以解释，但是日晕天象出现后，政事的因素开始被提及，甚至认为灾异是天地对政事有失的谴责。也就是说，中国的天人感应思想被应用到解释灾异发生的原因上，即灾异是人政有失的反映。天平十八年（746），平城京及其周边的畿内地区发生旱灾，年谷不稔。翌年（747），畿内地区发生饥馑。为此，圣武天皇下达免除左右京田租的诏令：
自去六月，京师亢旱。由是奉币帛名山，祈雨诸社，至诚无验，苗稼燋凋。此盖朕之政教不徳於民乎。宜免左右京今年田租。
当祈求诸神祇无效之后，圣武天皇将灾异的原因归结于自身的政教没有德至民众。与前代相比，人君的责任被进一步强调。
进入平安时代后，一旦出现饥馑，朝廷一般采取赈济、免租税等应对措施，并且通过举行神事、佛事，祈求神与佛转祸为福，但是却较少地言及政事与凶年之间的关联。贞观十七年（875）十一月，阴阳寮根据《黄帝九宫经》预言翌年（876）是三合年（即被称为大岁、客气、太神的三神相合），将会发生“毒气流行、水旱摄并、苗稼伤残、灾火为殃、窃盗大起、兵丧疾疫竞并起”，为此上奏朝廷：“弭灾之术，既在祈祷。夫祸福之应，譬犹影响。吉凶之变，慎与不慎也。当此时，人君修德施仁，自然锁灾致福。”从阴阳寮的上言可知，进入9世纪以后，凶年的发生依然被视为是天皇的德政有失的结果，向神与佛的祈祷只是寄予消灾的手段。但是，这种理念至10世纪开始有了改变。昌泰元年（898）十二月发布的太政官符中有以下内容：
每年正月，修吉祥悔过者，为祈年谷攘灾难也。其御愿之趣，格条已存。而顷年水旱疫疠之灾，诸国往往言上。盖时代浇薄，人情懈倦，修行御愿不如法乎。宜下知诸国，令长官专当其事，率僚下讲读师，相共至诚，如说修行，广为苍生，祈求景福。
吉祥悔过是以吉祥天为本尊的法会，初见于天平宝字八年（764）。神护景云元年（767），为了祈愿“天下太平，风雨顺时，五谷成熟，兆民快乐”，称德天皇命令诸国的国分寺每年的正月“修吉祥天悔过之法”。承和六年（839），仁明天皇曾以僧侣懈怠为由，一度下令将举行吉祥悔过的场所从国分寺移至国衙的府厅。上引的昌泰元年的太政官符，是醍醐朝廷命令诸国的国司长官亲掌吉祥天悔过举行之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该太政官符将凶年发生的原因归于诸国在修吉祥悔过之法时，“人情懈倦，修行御愿不如法”。显然，在灾异的原因中，人政的因素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神佛之力。关于这一点，从平安后期的藤原通宪（1106—1159）在其撰集的《法曹类林》中的阐述也可以得到佐证：
攘厄会期丰年者，莫过于仰佛神之感应。因兹曩代圣主，每有异难，所被修是等祈祷也。抑崇神之道，币帛最一也。早奉币京畿七道诸国名神，可销彼灾也。（中略）又尊佛事之中，吉祥悔过者，殊胜之御愿也。（中略）国司专当其事，撰定知行之僧侣，如说可令修行也。然则国土之丰平不期而来，内外之诸难不攘而止矣。
即佛神的感应是丰年抑或凶年的决定因素，而佛神的感应取决于奉神尊佛行事的举行，与政事的善劣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