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是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任潮州知州时，给学生王巩家的“三槐堂”写的。文章当然是给王氏几代歌功颂德的，并且大讲其因果报应，这显然是苏轼思想的局限方面。但文章一开始就提出“天可必乎”、“天不可必乎”的设问，并引证了申包胥的“人众者胜天，定天亦能胜人”的思想，强调天可必的报应在于“积德”，在于“忠信仁厚”，同时人的坚持和努力也是可以改变天道的。这无疑包含着一层积极的意义。
【原文】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1］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2］。”此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3］。善者以怠[4］，恶者以恣[5］，盗跖[6］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固于蓬蒿[7］，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极，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8］，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至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9］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10］。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11］，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12］，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13］，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 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14］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15］。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16］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17］。封值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18］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19］，朝不及夕[20］。相时射利，皇恤厥德[21］。庶几侥幸[22］，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23］。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24］。呜呼休哉！
【注释】
[1］申包胥：又称王孙包胥，春秋时楚国的贵族。和伍子胥是知己朋友。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国用伍子胥的计谋攻破楚国。申包胥到秦国求救，在宫廷上痛哭七日七夜，终于感动了秦国发兵救楚国。[2］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史记·伍子胥列传》：记楚大夫申包胥使人对伍子胥说：“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苏轼引用此话时稍加以变动。[3］茫茫：渺茫，模糊不清。[4］怠：懈怠，怠慢。[5］恣：放纵。[6］盗跖：跖是春秋战国时期人民起义反抗贵族的领袖，见于《孟子》《商君书》《荀子》等书。《荀子·不苟》：“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仪之中也。”盗，是旧时的贵族对他诬蔑的称呼。[7］蓬蒿：是茼蒿的俗称。属菊科。有香气，春秋季节都可以栽培。这里是用来比喻散乱、蓬松、丛生而又茂盛的样子。[8］晋国王公：即王祜（注：旧刊本作佑，误），字景叔，莘（今山东省西部莘县）人，宋太宗称赞王祜的文章和清节，特拜为兵部侍郎。[9］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魏国文正公即王旦，字子明。是王祜的次子。太平兴国（宋太宗的年号）进士，真宗时累擢至知枢密院，进太保。王旦执政很久，能荐引人才。景德三年（1006年）拜相。对真宗后帝迷信道教，所搞的封禅、“天书”等活动，则从不反对，所以，能久安其位。景德祥符：都是真宗的年号。[10］十有八年：《邵氏闻见绿》：“王晋公祜事太祖为知制诰，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还与卿王溥官职。’时溥为相也。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飞语闻于上。祜至魏，得彦卿家僮二人，挟势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已。及还朝，太祖问曰：‘汝敢保符彦聊无异意乎？’祜曰：臣与符彦卿家各有百口，愿以臣之家保符彦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长，愿陛下以为戒。’帝怒其语，直贬护国军行军司马，华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召，不及见而薨。”[11］左契：古代契约分左右两联，双方各执一联。[12］懿敏公：即王素，字仲仪，王旦之子，赐进士出身，仁宗擢知谏院，遇事敢言，官终工部尚书，死后谥懿敏。[13］出入侍从将师三十余年：王素擢天章阁侍制，端明殿学士；又乞换武职，改澶州观察使。[14］李栖筠：字贞一，赵县（今河北省赵县）人。庄重寡言，文章劲拔。唐肃宗时累官至给事中，有宰相的声望，元载妒忌他，外调为常州刺史。唐代宗想任命他为宰相，怕元载（字公辅，代宗时的宰相）只好中止。栖筠忧愤而死。[15］不及魏公父子：元载当国很久，越来越恣横，唐代宗阴引用刚鲠大臣帮助自己，于是拜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栖筠素来方挺无屈，多方辅助。其子李吉甫、李德裕相继为相，都以功业显。但吉甫和德裕颇挟私修怨，遂成朋党之祸，所以赶不上魏公父子的为人。[16］巩：字定国，王素的儿子。[17］萌：发芽或萌芽。[18］砥：磨刀石。《淮南子·说山训》：“厉利剑者必以柔砥。”[19］侪（chái）：辈，类。杜预注：“侪，等也。”[20］朝不及夕：《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吾侪偷食，朝不谋夕。”[21］厥：通“掘”。 [22］侥幸：企图偶然获得成功或意外地免去不幸。《庄子·盗跖》：“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23］不有君子，其何能国：《左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对曰：‘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答曰：‘寡人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厚贿之。”[24］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初，王祜被贬时，亲朋送别于都门外，对祜说：“本来是想你会作薄官职的。”祜笑说：“祜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二郎即是文正公旦，祜知其必贵于是手植三槐于庭说：“我子孙必有为三公者。”种槐即是种德。其子孙果然皆做宰相。
【译文】
要说天道是确定无疑的吧，那么贤良的人为什么不能活得长久一些呢？要说天道是不可捉摸的吧，那么仁德的人为个么总是有好的后代呢？这两种情况应该如何取舍才是正确的呢？我听到申包胥曾经这样说过：‘人只要能坚定不移就能战胜大自然，但天道的规律不是随着人以任意改变得了的。’世间议论天道的人，都没有等待自然规律的逐渐形成就去探求它，因此，做好事的人懈怠疏懒了，做坏事的人任决意放纵起来。其实盗跖的长寿，和孔子颜渊等人遭遇的艰难，都是在天道规律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发生的，松树柏树生长在山林里，起初它的幼苗也会被蓬蒿野草掩荫纠缠，被牛羊任意践踏。但最终结果呢？它们贯串四季，经历千年却仍然能够挺然直立，这就是天道规律所决定了的呵。好善或作恶的报应，会在子孙身上体现出来，这也是天道决定了的。从我亲自看到的和听到一些事情来考察，天道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十分清楚的。
一个国家将要兴旺发展，一定有前朝的大臣做了很多好事而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报答，他的后代子孙才能同太平天子共同享福。已去世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祜，在五代的汉、周就做了大官，后来又经历了宋太祖、太宗两朝，能文武、忠孝两全，人们都希望他来当宰相，但终于因为他的刚正不阿，为当时的当权者所不容。他曾经亲手种了三棵槐树在院子里，他说：“我的子孙一定会有担任三公（太师、太傅和太保）的。”后来，他的儿子魏国公、王文正公王旦，在景德、祥符年间担任真宗皇帝的宰相，当时朝政清明、天下安定、安享荣华福贵达十八年之久。当前，如果把东西寄放在别人家，第二天去取，有能取到，但也有可能取不到，而晋国公自身修养积德，向天要求报偿要几十年后才能得到，如像拿着半张契约，到时就会兑现。从这里，我了解到天道果然是无可怀疑的。
我没有赶上见到魏国公王旦，但见到他的儿子懿敏公王素，仁宗皇帝御笔亲自任他为谏官，在朝侍从皇帝，在外担任将帅三十多年，他的德行远远超过了他所居的的职位。这是老天爷要使王家进一步兴旺发达吧！否则，为什么王家会有这么多优秀的子孙呢？
有人把晋国公比作唐肃宗时的李栖筠。他们二人在雄才大略、刚正不阿这些方面，真是不相上下，栖筠的儿子吉甫，孙子德裕，在得到功名富贵上也同王家差不多，但在忠信仁厚方面，李家父子就赶不上王家父子了，从这里看，王氏的福泽还没有终止哩！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同我交游，他注重品德，又会写作，以此来继承他的家世。我以他的家世作了这篇铭。铭辞就是这样的：
啊，多么美啊！魏公的业绩同槐树一道萌发生长，经过辛勤地栽种培植，要经过一代人才能长成，他当真宗皇帝的宰相，把天下治理得平安无事。回过头来看看他家里的槐树，树阴把整个庭院都遮满了。我们这些目光短浅的普通人，早晨顾不上晚上的事，只能观察有利时机，谋取直接利益，没有功夫去修养德行。也许可能因为一时侥幸，没有播种就得到收成。然而，如果没有修养德行的仁人君子，国家怎么能够存在呢。在京都的东边，晋公的家里，那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正是王家几代人修养德行的象征。啊，那是多么美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