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这篇文章写于元祐四年（1089年）四月二十一日，当时，苏轼从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改任杭州知州，即将离京。
这篇文章前面是叙述对范仲淹的景慕之情，中间是通过范公所上万言书，以及尔后为将，为执政等事业功勋，赞美他预见的正确性，也就是赞美范公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文末才概说这本文集的内容和价值。文章叙事业整，情文并茂。文末引用孔子的“有德者必言”，给这个集子作了准确而崇高的评价。
【原文】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1］，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2］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3］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没，既葬，而墓碑[4］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5］，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欤！”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6］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其后三年，过许，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7］。又六年，始见其叔彝叟京师[8］。又十一年，遂与其季德儒同僚于徐[9］。皆一见如旧，且以公遗稿见属为叙。又十三年[10］，乃克为之。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于畎亩[11］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12］。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主论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13］。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14］。至用为将[15］，擢为执政[16］，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17］。今其集二十卷，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18］。”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非能战也，德之见于怒者也。
【注释】
[1］总角入乡校：《东坡志林》卷二：“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2］石守道：《宋史·石介传》：“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庆历中，宰相吕夷简以疾罢归第，而杜衍代夏竦为枢密史，又命范仲淹、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欧阳修、余靖、蔡襄同时为谏官。介于是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历圣德诗》。[3］所颂十一人者：即杜衍、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4］墓碑：欧阳修作《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富弼作《墓志铭》。[5］十有五年：庆历三年（1043年）至嘉祐二年（1057年）相距十五年。[6］国士：是一国中的杰出之人。[7］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嘉祐五年（1060年）苏轼服母丧毕自蜀返京，过许（今河南省许昌），遇到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字尧夫。范仲淹有四个儿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8］始见其叔彝叟京师：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罢凤翔签判至京师任职，遇到范仲淹第三子范纯礼，字彝叟。[9］与其季德儒同僚于徐：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自密州改知徐州，时范仲淹的第四子（幼子）范纯粹，字德孺，知滕县，属徐州，故称同僚。[10］又十三年：自熙宁十年至元祐四年，为十三年。[11］伊尹、太公：见《留侯论》注。管仲：名夷吾，佐齐桓公，国力大振，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的第一霸主。乐毅：燕国名将，燕昭王任为亚卿，大胜齐军，连下七十余城。畎亩：田地中间的沟。这里是田间的意思。[12］无一不酬者：《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初见刘邦，向他献策，说：“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而“大王（刘邦）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齐邦采纳其策，举兵定了三秦。[13］终身不易其言：指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建议联合孙权，共同对抗曹操，先取荆州、益州为根据地。钱东湖说：“以文正公配淮阴侯、诸葛武侯，言其平生经略素定，非偶然得勦取者，见此集为有用之书。”[14］天下传诵：《宋史·范仲淹传》：范仲淹于天圣时“徙监楚州粮料院，母丧去官。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名，召寘府学。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凡万余言。”后在庆历新政时，又上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事。[15］至用为将：康定三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庆历二年改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16］擢为执政：庆历三年春范仲淹任枢密副使，秋改任参知政事。[17］无出此书者：《容斋续笔》卷三《一定之计》：“人臣之遇明主，于始见之际，图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计，据以为决，然后终身不易其言，则史策书之，足为不朽。东坡序范文正公之文，盖论之矣。……”[18］有德者必有言：语出《论语·宪问》。
【译文】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我刚刚结着两个小发髻到小学去念书，有个从京城来的读书人，拿山东人石守道写的庆历圣德诗给小学老师看。我也在旁边悄悄地看这首诗，并且能够把它背诵出来，我问老师诗里面赞颂的十一个人是哪些人呢？老师说：“小孩子不必知道这些。”我说：“倘若他们是天上的神仙，我就不必知道；如果他们也是人，为什么我不可以知道呢？”老师对我的话感到奇特，也就把十一个人的姓名全告诉了我，并且还说：“这十一个人当中的韩琦、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四个，是最杰出的人哩！”当时我虽然并不完全了解先生所说的意思，但我已称是私下认识他们了。
嘉祐二年（1057年）我才考取进士，去到京城时，范仲淹先生已经逝世、安葬，读到欧阳修先生写的《范公神道碑铭》，和富弼先生写的《墓志铭》
，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说：“我知道先生的道德文章已有十五年，但见上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这岂不是命运在捉弄人么？”就在那一年，我被取中进士，才被欧阳公认识，通过欧阳先生认识了韩琦先生和富弼先生，他们都把我看成一个杰出人物，说：“可惜你没有能够见到范文正公。”在这之后三年，我服完母丧从蜀中回京城，经过许城（今河南许昌），才认识了范先生的二公子、现在的丞相范尧夫。又过了六年，我在凤翔签判任满回京师时，才见到三公子范彝叟。再隔了十一年，我从密州改任徐州知州，就同当时任滕县知县的四公子范德孺同事了。我同他们都是一见面就像老朋友那样亲近，并且嘱托我给范文正公的遗稿写叙。然而却又过了十三年，我才写成了这篇叙文。
啊！先生的功勋和德行当然不是要等这篇文章来宣扬，他的文章也不是要等这篇叙言才能传世。但我不敢推辞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从八岁起就知道敬爱的范先生，到现在已经四十七年了。韩琦、富弼和欧阳修三位杰出人物都得到同范先生交游的机会，而范先生就独不认识我，我把这看成是这一生的遗憾；如果能获得在范先生的文稿上挂上我的名字，使我能寄名学范公的学生行列的末尾，这岂不就是我过去的一贯愿望么。
古时候的贤臣名将如商汤之伊尹，周武王时的姜太公，齐桓公时的管仲，以及燕昭王昭王时的亚卿乐毅等人，他们辅佐贤君实现其登王位称霸主的大政方略，都是他们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就谋划好了的，并不是当上大臣以后才学会的。淮阴侯韩信在汉中初次见到汉高祖刘邦，谈论刘邦同项羽各自所具备的长处和短处，出谋画策夺取三秦，就像对自己的指头和手掌那样清楚，后来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他在汉中所分析的情况，拟定的策略没有一件不实现的。诸葛亮住在隆中的茅屋里，同刘备议论天下大势，分析了曹操和孙权各自具有的优势，策划夺取刘表的荆州和刘璋的益州，倚仗蜀中的资源，同曹魏和孙吴争夺天下，诸葛亮坚定不移地为这个目标奋斗了一生。这岂能够是听到别人的建议就去试着做，企图凭侥幸而获得成功的么？范文正公在天圣五年为太夫人居丧期间，本着忧天下、致太平的意愿，写了万言书送给宰相，全国为之轰动。到范公累任陕西安抚招讨使，后来又升任枢密副使，再迁参知政事，考察范公一生的所作所为没有超出这份万言书所包容的范围。范文正公这部集子共二十卷，其中有诗赋二百六十八首，文章一百六十五篇。这些诗文的内容，以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就像又饿又渴的人需要吃食饮水那样，想暂时忘记一会儿也办不到。像火是炽热的，水是潮温的，任何事物的自然属性都是改变不了的。范文正公即使在笔下有几句玩笑话，文章即使写得直率随意些，但最后必然归结在仁义礼乐、忠信孝悌这个基本思想上，因此人们都信服他的诚挚，争着尊敬他为老师。孔子在《论语》中说：“有道德的人一定会著书立说。”并不是非要著书立说，是因为道德是需要阐述的。孔子又在《礼记》中说：“我每次辩论都能胜，祭祀也能得到福祐。”并不是非要比个高下不可，是因为有道德的人总是表现出强盛的气势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