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晁错，西汉政治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受到信任，有“智囊”之称。太子即位，是为汉景帝，任晁错为御史大夫。他看到诸侯强大的危险，建议削夺诸侯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七国诸侯联合叛乱，要诛杀晁错。景帝和晁错商议出兵平叛，景帝对此很不高兴，此时，晁错的政敌袁盎趁机向景帝说，只有杀了晁错来向诸侯表示歉意，叛乱就能平息。于是景帝就下令斩杀了晁错。
历来大都认为晁错的死是受袁盎的谗害，苏轼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新观点，他认为，只有德才兼备的英雄豪杰才能挺身而出，为国家的安危去冒最大的危险，从而求得巨大的成功。晁错出于忠心但最后却被景帝杀了，究其原因，是当诸侯乱起时，晁错不敢为天下而挺身上前，承担危险，为皇帝分忧解难，相反他却为了自己的安全，把景帝推到第一线。这才是他被杀的真正原因。苏轼在这篇文章里批判了晁错的错误，分析了他错误的原因，同时也表示了对晁错被杀的惋惜，真是英雄失足，千古遗恨。这对有志于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人是很有启发的。
【原文】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1］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2］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3］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为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4］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5］。天子不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6］，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 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7］。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叹自将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8］，错亦未免于祸[9］。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10］，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呼！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11］，奸臣得以乘其隙[12］。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注释】
[1］不测：指不可揣度的意外灾祸。[2］狃：习以为常。[3］期月：一整月。[4］循循：依照。[5］以诛错为名：《晁错传》：“错建言宜削诸侯，景帝听之，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6］龙门：即禹门口。在山西省河津县西北和陕西省韩城县东北。 《尚书·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7］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汉景帝三年，晁错忧虑七国强大，请求削减诸侯的郡县。于是吴王濞、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菑川王贤、济南王辟光、楚王戊、赵王遂共同合兵反叛。归罪于晁错，七国都想诛杀他。景帝与晁错商议如何出兵去讨伐，晁错想叫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而自己留下来担任守卫。这是晁错自己取祸。[8］袁盎：字丝，楚人。历任齐相、吴相。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审讯袁盎，判断他接受吴王财物，蔽匿吴王不会反叛，应抵罪。景帝赦其为庶人。袁盎后来以事为梁孝王所怨，被刺死。[9］错亦未免于祸：《本传》云：本国反叛，“上问袁盎计安出，盎对曰：‘吴楚相遣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七国，复其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受一个谢天下。’乃斩错于东市。”[10］淬砺：刻苦磨炼兵刃。[11］不悦：不快乐。[12］隙：缝隙，裂缝。
【译文】国家的灾祸，最不好办的就是，表面上太平无事，实际上却潜伏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如果只是坐着看它的发展变化，而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恐怕恶化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如果起来采取果断措施，又怕人们过惯了太平日子而不相信我的所作所为。只有德才兼备的英雄豪杰才能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为了国家民族的安危而冒最大的危险，从而求得巨大的成功。这当然不是那种不管有没有可能勉强要在短暂的时间里，图侥幸来追求名声的人所能做到的。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在还没有发生变故的情况下去揭露那个大灾祸的迹象，如果我去揭露它，又能解决它，然后就能对天下人解释清楚。相反，如果事情发生了，自己却想躲开让其他人去承担责任，那么这个灾祸的矛头，必然会集中到我身上。从前，晁错为汉王朝尽忠，献计要削弱太行山以东的诸侯的势力。吴、楚等国联合起来，以诛杀晁错为借口，进行武装叛乱。而汉景帝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用杀晁错的办法来说服七国叛乱者。天下的人们都为晁错出于忠心而最后被杀的事感到不平和悲伤，却不知晁错是有自取其祸的原因的。古代做成大事业的人，不仅要有超过常人的才干，还必须具有坚强、忍耐、毫不动摇的意志和毅力。从前大禹治水，开凿龙门，疏通黄河，让河水流进大海。当他还没有大功告成的时候，也存在着河堤崩溃、洪水横流的可怕危险，只是因为大禹事先就估计到它的各种可能性，事情一旦发生就不会惊慌失措，而是从容镇定地
加以解决，因此终于得到成功。吴楚七国那么强大，突然之间要去削弱它，它们起来反对，进行叛变是并不奇怪的事。晁错不在这个时候以勇于献身的精神，为了国家的安危去承受这巨大危难的冲击，从而制裁和左右吴楚七国的命运，却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想让皇帝去御驾亲征，而自己反而在后方留守。再说，引发七国叛乱的是谁呢？自己想博得忠君爱国的好名声，哪里又能逃避因此引起的祸患呢！在亲自带兵出征这种最危险的事，和留守后方这种最安全的事这两者之间，自己这个引发这场叛乱的首要人物，却选择了最安全的留守后方，而把最危险的带兵打仗推给了景帝，这就是当时的一般忠臣和天下义士们感到愤怒怨恨，从而不满晁错的原因。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那个用杀晁错的办法来向七国道歉的建议，晁错也避免不了要承受灾祸。为什么呢？自己想留守后方，而叫皇帝去带兵打仗，按情理来说，景帝本来就很为难了，但又很难反对他的意见，所以袁盎的建议在这中间就能够行得通。假使吴、楚七国反叛时，晁错能够挺身上前承担风险，白天黑夜抓紧部队部署，面向东边严阵以待，使这场平叛战争不会给景帝增加太大的压力，那么景帝就会倚仗着晁错，认为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是这样，虽然有一百个袁盎，又哪里可以得到挑拨离间的机会呢？唉！世上的有志之士，要追求不同寻常的功绩，就不能为自己的安全打算。假使晁错自己带兵去讨伐吴楚七国，未必没有成功的可能。就因为他想自己保全自己，使景帝很不高兴，于是奸臣得到了可乘之机。由此可见，晁错为了保全自己，恰好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