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舍围炉向火，则无寒可言，
于陋室拥被读书，又何陋之有？
夜间端凝而坐，与先贤意接神交，
尤为人生之快事。
拥有窗明几净的大书房，这也许是一个读书人终生都难以实现的梦想，他认定自己革命尚未成功，仅需这一条理由就已足够。文人寄托于册籍，无异于婴儿仰赖于母乳，似乎不可一日或缺。因此，读书人有了钱，不置恒产而独爱满世界搜书，仍是出于对自己精神滋养方面的远虑，其筹谋正似初度为母的女士为婴儿购得大量奶粉，即可免于近忧。这种说法自然也有不当和不确之处，读书人离开书，并非像鱼儿离开水那样，濡沐虽可暂缓死亡，但很快就会两眼翻白，气若游丝，他也许还可以活得更好，比如说系了一条“儒商”的金腰带，晃得故友新朋头晕眼花，但他天生是怀旧的动物，只要心中的那盏孤灯还亮着，就会觉得这是一种生痛的剥离，肯定不像蛇蜕皮那样舒爽轻快。
一个穿惯了旧式中装的人，要他改穿西服，打领带，整日如吊死鬼一般，在这一点上，他偏偏不能学贯中西，真可怜见了。他的心愿小到只要有一刻清静，喝过香茗，然后等着开卷有益，可是那本书早已越境逃走了，且不知逃往何处，根本没有办法将它“引渡”回来。
一个痴心的读书种子，他的最高愿望是拥有敞亮的大书房，能拥有藏书楼就更美妙了，贮书十万甚至百万卷。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士对书房的迷恋与将军对武库的热衷是毫无二致的。他求其一应俱全，正如那位将军想据有各类最现代最精良的兵器，包括坦克、战斗机和航空母舰。然而这已经不单纯是钱的问题，嗅觉灵敏的读书人只要稍稍靠近繁富如山海的书册，就会掩鼻而逃。这些空前未有的垃圾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幸而我不是拾荒的小男孩，还可以退回到原来的境地。
公元前的年代，尽是出神入化的大好年成，哲学家赛似春天的蘑菇，品类出奇地多样。单纯的知识缚不住人们乐于作艺和遨游的手脚，大地上到处都留有空白，任由众生自由作画，创造的机遇唾手可得，瞎子踽踽出行，在路上也能鬼使神差地撞“见”几次。于是乎，师旷（春秋时的盲音乐家）高兴起来便说要秉烛夜游。这种忘形之语并不可笑，反倒是可敬。
无须皓首穷经，对那些志在求道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福泽吗？孔子生逢其时，典藏楼（国家图书馆）虽然收罗了天下载籍，说是汗牛充栋，并非夸张，但竹片和龟板上所刻镂的文字历历可数，高智商者，最多只须花费三年时间就可将古圣前贤的学说一览无遗赡后就是独立篱墙门户，自说自话了。这如同在旷野之中卜居，筑屋于山麓或水湄，都悉听尊便。完全避开了人马辐辏之地，免于左右掣肘和上下碰头。只有心灵犹如庙宇一般寥廓的智者才能建立起自己庞大的思想体系，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几句闲话就足够后世的趋奉者写成一千本书；而且全是瞎子摸象，各执一端，竟相以牵强附会和穿凿曲解为乐，往往又在互异的基础上进行求同性的探讨，简直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人们正是因为这样互相嗤笑而掉光了牙齿，因为寻章摘句弄坏了眼睛。但他们乐此不疲，建立起这个“学”那个“学”的，而这些所谓学派最大的特点竟是数“米”而炊，析“骨”而食，令黄泉下的古人恨不能再活一次，像农民从乡下的禾坪轰走麻雀一样，将这些专以阉割为乐的“徒子徒孙”全都逐出门墙，永不叙录。
我所感到惊异的，是那时的思想者普遍能安贫乐道。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于瓮牖绳枢的破屋中，醉心于自己对宇宙的思考，不置产业，清水粗食而甘之如饴。人们因此指责他的哲学，认为那是无用之物。泰勒斯精于天象，于是他以自己所有的积蓄租下丘斯和米利都的全部橄榄榨油器，由于无人与他争价，他的租金极其划算。到了收获时节，突然间需要比平常年更多的榨油机，他便抬高价格，猛赚了一大笔钱。他这样做，无非是要向世人证明，只要哲学家愿意，就很容易发财致富，但他的雄心是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不愿营营于财货，他更喜欢追求真理。泰勒斯不仅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同行争得了应有的尊重。
“吾生也晚”的感叹是一句真心的感叹。随着著作积累而造成知识密集，人类渐渐退化成了蚯蚓那样的环节动物，在板结之地虽然也能孜孜不倦地掘土，但功效却未可乐观。人类心胸小如蜗牛之腹，思想的格局已变得愈益狭隘了，还怎能瞻天地之广大，吞吐无穷呢？这不是某个人某些人的悲哀，而是人类整体已经不肖于大父远祖。有时，两位当代的智士唇枪舌剑，且大张旗鼓，斗得不可开交，热闹固然热闹，戏台却小如盆钵，他们也只是像蟋蟀那样子使出“十八般武艺”。倘若庄子能从时间隧道的始端乖虚而至，看过这样的大比拼，他必定会当场笑死。那些为一字一词而斗得昏天黑地的“智士”，胜则顺手捋须，败则满地寻牙，所上演的剧目比《动物园的故事》还要荒诞十倍。
读书多，夸曰“学富五车”，先前是指牛车，这样的学问在今人看来不过尔尔，现在的计量单位已变成卡车和火车，古人（比如孔子和亚里斯多德）若从墓中一觉醒来，仅以知识容量与今人相较，就真要小巫见大巫了。然而说得不客气一点，今人的这种学问只是一潭浊水，底里既不分明，就令人无法判断其优劣。现代人要掌握的常识比古人平生所学还要多出十倍有余。可是仅仅因为常识的淤积而使河床抬高，并不说明水位深得可容吞舟之鱼。诚然，这样的东鳞西爪使我们愈见其富，同时也愈见其穷。
柳宗元笔下有一种小动物叫蝜蝂，它见什么爱什么，而且把这些东西都一一背在背上，它如此贪多务得，不累死才怪。世间的读书种子就怕迂腐成这等情形。求知欲太旺，亦如肝火太炽，亢极则崩。这里所说的“崩”，不是像寻常意义上所喻的山崩和雪崩，而是扛鼎绝脉似的气尽。蝜蝂那样的小动物固然不值怜悯，但它还是以其不幸昭示我们一贴“务必解除负累”的千金良方。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或许可算作开给腹胀者的一剂泻药吧。驾一叶轻舟入于书海，垂钓何须用心，张网必有所获，悠哉游哉，洵非渔猎可比，才可以尽兴。
一个人除了为择业而苦修若干功课，一生只须读透一本大书就可以生而无悔，死而无憾了。至于具体读什么书，则要因人而异，因性情志趣而异。梭罗去瓦尔登湖时，只带一本《圣经》，这样的书真可以读一生而不废。如今早已没有瓦尔登湖那样的地方供人们退隐，若有那样的所在，除了一把斧子，我也想与庄子同行。他将是我最好的长夜之友，想要孤灯之下无茕茕独独之心，一本大书就足够了。多则如极情竭欲，不免有七损八伤。
我想象的书房是在灯影和月光中漂浮不定的。里面只供奉极少的典籍，这样的书，纵然举世而观之，也不过二十部左右。我每天只读上短短一节，这样是达不到读书人功课的最低要求的，那么我很乐意放弃那个漂亮而浮泛的称号。
一个人家中若只剩最后一块钱，不用说，他的生活是真正的贫困；若他手上只残存一本书，如《圣经》和《庄子》，那他的心灵仍然富可敌国。他甚至比拥有万卷书的人更富有，那些贤愚并取、良莠不分的收藏家视珠玉与瓦砾同值，他们的谫陋简直无药可救。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人（赵普）死于宋朝初期，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可惜《宋史》中语焉不详。我天性疏懒，没有胡适先生那样不依不饶的考据癖，他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是后人捏造的，宋朝的史志和笔记中并无此语。那么，只好就此存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