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志
大丈夫措身于天地之间，得志则雄居于上，不得志则雌伏于下。
贾谊说：“贪夫殉财，烈士殉名。”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不同的结果。孔子之志是恢复王道，却“斥乎齐，逐于宋卫，围于陈蔡之间”，不免有点怏怏失意。虽说“君子疾没世而不称”，但当世的创建斩获尤为紧要，孔子固然有千秋万岁名，王道之志却渺然成空，真令人兴叹不已。
世人得志后的情状各不相同，其中妙趣却又有相似之处，若让史家用匠心绘出蓝本，便是极好的图画。
“项王居数日……曰：‘富贵不归故乡，如夜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这是《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一段话。项羽随叔父项梁起事，身经百战，罕有败绩，赫然而为领袖群伦的西楚霸王，不免踌躇满志。他虽是豪迈丈夫，却也有小儿心性，急切地想在江东父老面前炫耀一番，这着实有点幼稚可笑。因此那位吃了豹子胆的家伙放肆地讥嘲了他一句“沐猴而冠”，当然文责自负，为此脑袋搬家。项羽后来兵败于垓下，大唱一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虞兮虞兮奈若何”终于自刎，不肯重返江东收拾残局，再作卷土重来的打算。究其原因，仍是面子观念作怪。除非荣归故里，其他任何方式他都不会选择。
刘邦是楚霸王的活冤家死对头，他一生侥幸逃脱了不少灾厄，其中数次更是被项羽窘逼得走投无路，命若悬丝。然而他笑在最后，笑得最好，听人把“吾皇万岁万万岁”叫得响遏行云，心中自然特别受用，得意洋洋之时，还少不了顺势挤兑他老爸一顿。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孰与仲多？”
读《史记·高祖本纪》到此处，你肯定会放下书来，被刘邦的志得意满的口吻逗笑。他富有天下，哪是他二哥可以望其项背的？这回刘太公吃瘪，不敢再有任何脾气，只好讪讪地退到一旁，面红耳赤地喝闷酒，但笑脸还要自始至终地陪着，刘邦就更加开心了。
“斯人而有斯言，斯人而有斯疾。”这又何足讶怪呢？
项羽和刘邦似乎都是“童心未泯”，一旦得志则喜形于词色，以他们的出身和素质而言，无论为王为寇，都不过是小人得志而已。因此项羽得志则坑杀章邯四十万秦军，焚骊山八十里宫殿；刘邦在龙椅上坐稳之后，又有何功德？功臣韩信、彭越们都不由自主地变成了春天的韭菜，只费他一刀的功夫，真正斩截痛快。项羽、刘邦的根性太残忍，最终，不是自己要为此付出代价，就是别人要为此付出代价。
这样的得志太可怖了。
“子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此语活画出了不少小人的嘴脸，可惜能在第一时节间识破他们真心实面的智者寥若晨星。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达到了忍术的最高境界，他得范蠡和文种的大力辅佐而复国，功成之日，范蠡泛舟五湖，悄然隐退，逍遥以度余生；文种恋栈不去，危乎殆矣的后果可想而知，当薄情寡义的越王派人送鱼肠剑来让他自裁时，除了痛心疾首，他还能如何？
按世俗的观念，最大的得志莫过于称孤道寡，为天下至尊，袁世凯连终身总统都觉欠然，还要补上登基称帝那灶鬼火，就是这个心结未曾打开。从这个角度去看人性深处那些隐秘的角落，却并非风景独好，我们就该觉悟和明白了。
知命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其中，“天命”是尤可畏者。人类生息于天地之间，为什么要信奉宗教，敬拜鬼神？为什么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为什么人类在与命运掰腕和拔河的比赛中总是极少能够取胜？就因为人类触冒风霜，仰承日月，常有刀兵水火相侵，其血肉之躯犹如薄薄的瓷胎一样脆弱。绝大多数人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都很难保持自信，蚍蜉撼树，螳臂挡车，这些寓言都把底细泄露无遗了，悲壮与悲催乃是硬币的两面。那么人类究竟是命运手中的牵线木偶，还是这位牧羊人鞭下的羊群？前者受其制约，可谓了无生机；后者虽也任其宰割，但要逃脱，还有一线希望。人类的这一番用心和挣扎，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历史大剧院中长演不衰的剧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命运是如何颠倒众生，又是如何评判出剧中角色的优劣高下。
在历代暴君的排行榜上，商纣王堪称翘楚，他领衔主演的话剧上座率极高。他发明炮烙酷刑，远在四大发之前和之上，示范意义和价值劳动人民高。在杀死极言切谏的王叔比干时，他令人发指地说：“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于是，他叫行刑的刽子手“刳视其心”。商纣王如此残忍暴戾，必然有恃无恐。且听听他狂妄的台词，就可以知其大概了。
“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这话的意思是：我生为国王岂不是有上天保佑吗？他们能拿我怎么办？商纣王深信有天神罩着他，他可以为所欲为。
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大获全胜，其先锋部队已逼近京畿，商纣王却依然在酒池肉林中寻欢作乐。为何他能如此高枕无忧？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商纣王虽非上等智者，却也不是下等蠢货，他恶事做绝，却心安理得，就是因为他深信王权天授，命运之神跟他站在一边，姬发（周武王）那些叛军只是瞎折腾，前来送死。商纣王坚信自己是老天爷膝下永不失宠的骄子，殊不知，天道有轮回，天理有定则，多行不义必自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命运之神要改变主意，不比一位司机打转向灯更难。
天命有常，但天心容易生厌，它掌握生杀予夺之权，若要用巨灵的手指捏死一个讨厌鬼，即使他是一位国王，也只当捏死一只跳蚤。
天命有时特别宠顾一人，例如商纣王，而这人迟早会让局面失控，搅出腥风血雨来，惹得天怒人怨，最终不免于烈火焚身。天命有时特别厚待一人，例如楚霸王，而这人却不能于接受隆恩后，善待众生，以人道情怀悲悯一切，而只知以杀伐为功，一旦老天爷也犯了晕血症，他就会被摒弃到失败者的行列。商纣王和楚霸王都不是真能够知晓天命的智者，他们算是辜负了天命的那种暴戾者。
“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项羽设下鸿门宴，杀刘邦如瓮中捉鳖，易如反掌，却为妇人之仁所误，纵虎归山，千载良机失之交臂。这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拐点，天命没有站在他这边，脑子里就会进水，就会灌进糨糊。刘邦则不然，垓下之战，包围圈越缩越小，楚歌越唱越悲；乌江之役，追兵越追越紧，悬赏越加越高。项羽在穷途末路上，不肯渡江，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拼光了八千子弟兵，愧对江东父老，另一方面，他深感自己已是命运的弃儿，不可能咸鱼翻身。他黯然叹息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虽然是至死不悟自己的过错，但也算明白了天命的无常。
真知命者，不怨天，不尤人，天与则取，时至则行。命运固然吝于给人机遇，但尚未吝啬到一毛不拔的地步。唯有抱大志者难酬己愿，强力强行也未必成功，没有各方面的辅助，没有机缘的凑泊，就只能像陆游、辛弃疾那样徒唤奈何。
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孟子知命，而非吹牛。在兵火交侵的乱世里，他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因此他只能以身殉道，而不能以道殉身。
知命者安时处顺，不知命者倒行逆施；知命者无忧，不知命者多恨。从来如此，岂有它哉。
忧贫
“人生在世，衣食二字。”这话再平实不过了，衣之蔽体，食之果腹，都是草民不可或缺的生存需要。饥寒加身，室如悬罄，釜底生尘，谓之赤贫。人若久在冻馁之途，能不忧心如捣？这就难怪郁达夫哭穷时最见真情实意：“贫穷是最大的灾星，富贵是至上的幸运……”然而孔子早就有“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垂训，古史传中，更有以贫穷为可贺，以贫贱为可骄的奇文。
“叔向见韩宣子，宣子忧贫，叔向贺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无以从二三子，吾是以忧，子贺我何故？”这段话出自《国语·晋语》。
韩宣子韩起是晋国的正卿，享受正部级待遇，当时还未实行官员俸禄制，韩起的食邑物产不够丰饶，家族人口很多，估计是有点收不抵支，入不敷出。他忧的是与同官阶的正卿相比，自个儿显得寒碜了一点，颇伤体面。怪就怪在他说出自己的困窘情形后，晋国的贤人叔向非但不表示同情之理解，反而说这样子才可喜可贺，弄得韩起满头雾水。于是叔向给韩起讲了栾武子三代兴亡的故事，从中得出“贫而立德则免于难，富而贪心则没其身”的结论。
“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叔向贺贫，大有深意。贫穷容易改变，富贵难以长保。若要避免及身而没，三世而亡，就只有立德一途可行。韩起手面不宽，但他没想做贪官，因此叔向才会恭喜他，只要有立德的愿景，好日子必定长远着。韩起确实争气，不负叔向的期望，深得国君的倚重和百姓的爱戴，执政长达二十七年，成就了大业。
以贫究为可骄的人，则另有一番洗心涤髓的高论。
“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奈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怿而去。”这一段话出自《史记·魏世家》。
子击是魏文侯之子，继位之后为魏武侯。他路遇父亲的师傅田子方，赶紧下车谒见，后者却并不回礼。子击的涵养还算不差，只按捺怒气问了一句话，田子方有意要敲打这位公子哥儿，讲出一篇道理来。富贵者骄人，很可能亡国亡家，贫贱者骄人，顶不济，拍屁股走人，另找一个地方刨食谋生。瞧，这话说得多带劲，让子击很不开心，却顶不上嘴来。
说到君子忧道不忧贫，显例还不是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而是同出孔门的原宪。
“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闾，过谢原宪。宪掇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这段话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同是孔门贤人，在此分出高下。原宪学道能行，子贡却还停留在炫耀富贵的层面，相去甚远。我们从原宪对“贫”与“病”的定义，可以见出他求道的执著。这种放弃现世荣华的举动肯定会被一些聪明人讥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但原宪这样的求道者（而非那些及时行乐的聪明人）才是社会道德良心最后也最可靠的维系者。子贡毕竟在孔门受教多年，识得好歹优劣，原宪的敲打令他惭愧。这也说明，子贡有服善之智，与那些将平生所学当敲门砖的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当今之世，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笑贫不笑娼正可以见出这个时代心灵深处的迷狂。谁要是还处变不惊，安贫乐道，就会被讥为冥顽不化。忧贫者日众，忧道者日寡，这正是社会道德良知高开低走的根由。若要再从茫茫人海中找出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真得在电视和报纸上打满一年半载的寻人启事才行。
观鼠
自古迄今，鼠辈一直为人类所鄙视。以我的见识所及，虽有《酒德颂》《钱神论》之类的文字笃定于故纸堆中，却不曾听说过谀鼠的只言片语为人称道（《诗经·硕鼠》篇中就纯是痛恨、诅咒之词），近日读《史记·李斯传》，眼界顿开，不免自惭孤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好一个“在所自处”，可见李斯当时颇有点大彻大悟。他从鼠类不同的境遇看出为人为官之通理：那些厕中鼠吃的全是秽恶的东西，而且时时担惊受怕；仓中鼠饱食好粮好粟，却无惊无恐。二者命运的根本差别在于各自境遇不同。似硕鼠那般在皇家仓廪中大食甘肥，这正是李斯先生的理想。后来他果然如愿以偿，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秦帝国的丞相，只可惜晚节不终，临到灭族时，竟向落难的儿子悲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由此可见，做仓中鼠也并非是零风险，就看何时清仓，以何种方式清仓。
李斯只看到跻身大仓中坐享利禄的好处，做这样的“鼠”，固然足可傲视那些食秽受惊的同族贱类，却很容易结仇树敌，必然会有垂涎于侧的鼠辈窥伺和觊觎这个肥缺。世间的风水宝地多乎哉不多也，拼挤的结果便是权力的更替，而有所得必有所失正是自然之理。丢掉身家性命虽然代价不菲，但毕竟潇洒走了一回。因此另有火中取栗者放言于稠人广众间，比李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乃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这段话出自《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主父偃可谓快人快语，并不用遮羞布挡它一阵。他厕身汉武帝之朝，位极人臣，也是皇家仓廪中一只享尽威福的硕鼠，他似乎对凶险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因此才振振有词：“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其“义”无反顾的胆色真该令他的同“道”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利欲的诱惑大矣哉，如此香饵令过河之鲫们纷纷追咬，几无尽时。很少有人能真正超脱出去，且不说毫无定力的凡夫俗子，就连圣人的门徒也未能例外。
“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第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不能自决。’”这段话出自《史记·礼记》。
人们一脚踏空就掉进了利欲之网，鼠辈尚且知道在仓廪之中坐大食肥妙不可言，更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呢？鼠的头很尖，这是生存的需要，人中之鼠的脑袋同样极善钻营，大抵也是锥子形状。子夏在孔门修习多年都不能去除向慕虚荣实利之心，可见“毒”根顽固，极其难拔。
一个人若不能从根本上超越鼠性，他即使暴得大富大贵，做了城狐社鼠，终不免一朝被捉，为天下笑，如李斯、主父偃之流，就是高悬于历史大堂里的殷鉴。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那些不愿为“鼠”的人若都能有此深省，就好了。
拒贿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腐败的王朝无一不是贿赂公行，贪污之风犹如恶疾顽症易于传染，却难以根治。清正廉洁往往只是极少数官员的个人美德，清官廉吏总是在现实中难以获得伸展的空间。官场是一个放大了许多倍的名利场，耳闻目睹的都是种种好处，权与钱之间只隔一层薄纸，真可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其人若不能自持，贪心一动，则如脱弦之箭，逝而莫返。
“官者，民之父母也。”这种说法令人将信将疑。岂不见《诗经·硕鼠》篇中有一声愤怒的断喝：“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有谁会称自己的父母为“硕鼠”，又有谁的父母会像硕鼠那样贪食民脂民膏？
然而一事总有多面，贪官有贪官的算盘，清官也有清官的逻辑。即使在最黑暗的王朝，也会有持身正、律己严、不肯同流合污的官吏。某些史籍中辟有专门的“廉吏传”，对他们的行为褒赞有加，使之流芳百世。守法之官谓之循吏，已属难能可贵了，其中不乏智者，守官全身之术可为千古借鉴。
“客有遗相（公孙休）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受也？”相曰：“以嗜鱼，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死，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这段文字出自《史记·循吏列传》。
身为鲁国的宰执，公孙休官高位显，但他守法谨到，无所逾越。有客赠鱼，投其所好，公孙休并未贪图这个现成的便宜，也没让口腹之欲变成蛋壳上的裂缝。他清醒地认识到：今日有人赠鱼，他若接受了，明日就会有人赠金，诱惑随时都有可能升级。只有防微杜渐，方能避免蚁穴溃堤的危险。他是宰相，衣绣吃鱼原不在话下；倘若因为受贿而罢相，谁还肯送鱼上门？因此公孙休拒绝馈赠乃是明智之举。官场中，上行下效，有公孙休这样的光辉榜样，当时的鲁国，政治上就不会太黑暗。
公孙休很典型，是个老实的聪明人，也可称他为忠厚长者，他并未对赠鱼者疾言厉色，一席坦诚交心的话讲得在情在理。他婉言退鱼的举动与人无尤，于己无伤。既守法，又守官，公私两便，大有可爱之处。不像某些贪脏枉法的官员那样惺惺作态唱高调，原本是吃鱼的猫儿，却硬是声称自己不好这一口。
古有不受鱼者，也有不受金者，二者异代不同时，却异曲同工。
“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之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这段文字出自《后汉书·杨震传》。
杨震暮夜拒金，可谓不欺暗室，这种作风比公孙休更胜一筹。《礼记·中庸》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独也。”杨震将君子之道和为官之道合璧，修身则慎独，做官则拒贿。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水造诣，又岂是黄金万两可摇动其根本的？天下为官者若能以“四知”为明鉴，贪墨之事就会锐减，这本是一条及格线，却早已变成了道德的上限，遥不可及，高不可攀了。
公孙休的婉拒虽然技巧很高，却不如杨震的峻拒来得干净利落。王密行贿不成，肯定灰溜溜的，固然抱愧，但未必真能幡然猛省，说不定下次他仍要挑一个好说话的上司做成这笔“买卖”，毕竟这世上不爱黄金的人很少。也很有可能王密在心里大骂杨震是呆子和傻瓜，彼此都是官场中人，又何必驳我的面子呢？
史书虽厚，拒贿的典故却并不多。那句“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话，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吓唬小孩子的把戏。“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古时候，官员登记财产的制度尚未建立，就算有，他们也不会短缺瞒天过海之术，把自己的尾巴藏得好好的，谁也休想轻易捉住它。唯其如此，拒贿者的德操才特别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