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冬之际，雪将至未至之时，在寒舍围炉向火，则无寒可言，于陋室拥被读书，又何陋之有？夜间端凝而坐，与先贤意接神交，尤为人生之快事。几番披览韩文，除了拍案叫绝，击节称奇之外，我真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表达我对这位先贤的钦敬之情。
一千三百年只不过是一页风云，揭开去看，唐朝中叶被宦竖操纵的官场已险象环生，而安史之乱后的疆场依然血流漂杵。身逢国事蜩螗、人命危浅的艰难时世，仁人志士必然是进亦忧，退亦忧，不知何时而乐。
韩愈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进士后，由于个性卓荦不群，行为独立不羁，再加上鲠言无忌，故而被当道者视为异己，奸小之中，挤之而欲其死者也屡屡落井下石。韩愈在官场中既然不肯见风使舵，看人下菜碟，在仕途上就不可能步步莲花，一帆风顺。德宗时，他上疏极言宫市（宫中经商，实为官倒），惹得龙颜不悦，当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随即由监察御使贬为阳山令。然而，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宪宗时，他又上《谏迎佛骨表》，措辞尖锐激烈，贬斥佛教只是“夷狄之一法”，贬称佛骨只是“朽秽之物”，它们使愚民为之迷狂，“灼顶燔指，十百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時，老幼奔波，弃其生业”，真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自东汉奉佛以来，君王寿命夭促，国家败亡相继。此表结尾处，韩愈还向佛祖公开叫板，“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大意是，如果佛真有无边的法力，能够降下大灾大厄，那就让他拿我开刀吧，我无怨无悔。
这岂不是履虎尾而批龙麟吗？疑罪从有，宪宗首先认定韩愈是在借题发挥，诅咒天子，他震怒之余，决意杀韩愈以立威。幸而当时朝廷中有贤相裴度和崔群极力谏阻，为之陈情，为之缓颊，总算求得宪宗的宽宥。然而死罪可免，活罪难饶，韩愈被贬谪到三千里外的潮州。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韩愈在陕西蓝田关写了一首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韩湘即八仙过海中的那位韩湘子的原型），情词甚苦，他已做好了一去不回的思想准备：“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中国历史上，敢拿自己的骨头与佛祖的骨头去硬碰硬较量的文人确实寥寥无几，韩愈在这场实力极端悬殊（因为佛骨的背后有皇权支持）的比拼中可谓虽败犹荣。
当官岂不是很容易吗？只要尸位素餐，自然不做事便无事了。真正乐意为民请愿，为民除恶，为民谋利的清官廉吏却是凤毛麟角。文人入仕，因为大多缺乏魄力和干才，便难免迂阔平庸。韩愈多次遭到贬谪，每至贬所，则访贫问苦，兴利除弊，可谓治绩斐然。在阳山，“有爱于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新唐书·韩愈传》）。在潮州，他为当地百姓铲除鳄鱼之患。在袁州，他订法使卖身为奴的人恢复自由。
韩愈的胆色尤其令人称道。如果说他捋皇帝的虎须侥增不死是仰赖裴度、崔群的施救，那么他单骑驰入哗变的王廷凑营去抚军，其情势则可谓人为刀俎，他为鱼肉了。幸亏他刀剑加于颈而不乱的舌辩之才丝毫也不逊于那些一言兴邦的战国纵横之士，才化险为夷，化干戈为玉帛。
“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新唐书·韩愈列传》）韩愈是一代文宗，当时文坛的圭臬，首屈一指的标杆人物。他天生识珠之眼和怜才之心，赞赏孟郊、张籍、李贺、贾岛、李翱、皇甫湜等人的诗艺文才，为他们延誉。他待这些同侪后辈如兄弟子侄，在人心浇薄的世道里，根本不以势利为取舍的标准。仅此一端，即可看出韩愈为人的本色。李贺为避父讳，不能参加科举，这无疑是对这位天才少年的政治生命宣判了死刑。韩愈激于公心义愤，为之作《讳辩》一文：“……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为仁，子不得为人乎？”此文极为雄辩，指斥这一古已有之的陈规陋俗对人才的扼杀。孟郊是一位偃蹇不遇的落魄才子，韩愈兄事之，而且结为莫逆之交。在《与孟东野书》中，韩愈对孟郊的拳拳之意昭然可见：“与足下别久矣，以吾心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而和者，谁欤？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是非无所与同也，足下知吾心乐否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韩愈与柳宗元这两位文坛巨擘却惺惺相惜，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他对后者坎坷的身世和非凡的才具表达了尤深的同情与赞美。这岂是寻常的谀墓之文。读之令人五内俱沸，感慨万端。从中我们能看到真正的人格力量。
韩愈的文章涵泳诸子百家，汪洋恣肆，无渚无涯。《新唐书·韩愈列传》说他“深探本源，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要为不蹈袭前人……沛然若有余……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师之，如泰山北斗。”历千年以下，有几人能同其旨归，又有几人能望其项背呢？韩愈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这并非盲目盲心的自负之语，而是有根有底的自信之词。
唐代之后的大文人都对韩愈推崇备至。欧阳修收藏韩集旧本，受其激发而撰作古文，摒弃时文，开一代风气。苏东坡为潮州韩文公庙撰写碑记，其中数语尤为精要：“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亦不可谓不当。
先前，我对“文如其人”一说时常存疑，后来读书多了，见识广了，才信服斯言。从古迄今，都有品格低下而暴得大名者，令当时的有识之士感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世无英雄，乃使竖子成名”，细细寻思，其人皆成朽骨，其文俱为尘埃，虽偶然也有因人废文的案例，但还轮不到他们到文学史里去鸣冤叫屈。
我曾三读《韩昌黎全集》，深感他是一位伟大的“母性作家”，其诗文中源源不绝的养分使无数后学的幼弱之躯免于饥馁。我初习散文时，纯然是自发为之，及至读过韩集，便如苏东坡所言：“读韩柳……要知作文体面。”因此豁然开朗。然而，先生之宏博，虽假我百年，也难以学成其万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瞩望遥远而高大的丰碑，不禁也要感叹：“千古一人，千载一时！”
先生之道不孤，先生之学未绝。在此时文浮滥之际，韩公又将以何言教导晚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