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集邮的队伍日益蓬勃壮大，旧版的珍稀邮票早已被发烧友信炒出令人挢舌的高价。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1980年发行的猴票，八分小票，现在已涨到数百元一枚，一个四方联竟开价两千块，吓死人啦不赔钱。我读大学那会儿，也就是猴票上市后两年，集邮者零零落落，还形不成什么队伍和气候。整版猴票（共有八十个猴头）才不过八十多元（约摸相当工人两个半月的工资），很少有问津者，大家都对这座“露天金矿”熟视无睹，真是咄咄怪事。倘若那时我有先见之明（这是财迷们必备的基本天赋），倾尽囊中所有，斥资买他两版，攒着不卖，现在也有几分牛气作底气了。
有时，讲到猴票的暴兴，我也会觉得自己当年在“方寸”之间无主张，不集邮而藏书。负笈京华四个寒暑，我从各处老店和新店搜购书籍三百多册，不免有点踌躇满志，自以为独拥书城，富埒王富。现在大梦方醒，才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书虫一条，终归逃穷乏术。刚毕业那阵子，我购书的热狂变本加厉，一如既往地节衣缩食，只为快意于金题玉躞之间。友人见我走火入魔，便委婉劝道：“事有轻重缓急，你一味迷书，完全不搞基本建设，像个苦行僧。你应该先攒点钱聚老婆才是。”我明知这是一席忠言，大大地有理，但一时无法收束心性，仍不由自已地让书店掏空自己的腰包。我常常自宽自解道：“书籍是世间最不势利的物事，穹们大都嫁入‘寒门’，长年与贫士萧然独处而不发怨声。书籍造就男儿，实不逊于慈母和贤妻。”
由于攒书的速度加快，其中大部分新书我都未及细读和浏览，但呼吸俯仰之间无非墨影书香，已经惬意之极。淮阴侯韩信曾在汉高祖刘邦面前夸海口：“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若仿照他的口气自吹自擂，便是：“王某藏书，亦同此慨。”
书多了竟会成灾，对此我始料未及。刚毕业那阵子，我只有一间栖身的小屋，不到十平米，满架满床的书将我挤得透不过气来，偏偏这房子还漏雨，逢着暴雨封门的坏天气，我就必须密切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没有排涝的绝招，无非用大盆小盆接它一阵。听雨点着陆声，全然没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悦耳美感；雨夜辗转反侧，倒真有点“空阶滴到明”那种沦骨浃髓的冷清。当时，我最怕的就是出差，总担心家里会变成书籍的水牢。由于房间里的湿气重，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像陶侃运砖习劳那样，把书搬到窗台上去晒一晒。我特别羡慕东晋的郝隆，据《世说新语》记载：“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郝隆满腹经纶，只须让大太阳晒一回肚皮，真是非常省事。庄子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这里的“车”，当然指的是战国时的马车和牛车，当时的书是笨重的竹简，即使汗牛充栋，若浓缩一下，充其量也不过几百万字。然而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学富五车的“车”就是卡车和火车都不行。这样一思谋，我又觉得自己的藏书生涯还根本没有达到“小康”水平，种种学问也仍有扶贫之必要。
这两年，我搜购新书旧籍的兴趣有所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好些出版社一味地追求利润，书价涨到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另一方面，我深感藏书只是手段，阅读才是目的，因此我沉下心来，只读自家书，不再像先前那样贪多务得地泡书店了。这也可以称得上是“心灵的回归”吧。
藏书本该有许多的讲究，一般说来，首先应该在卷册的扉页上钤藏书印，注明购得的日期，这就像是订了婚，表示名花有主了。然后再编上书号，若不厌其烦，还要特意制作一枚藏书票。最后一道程序就是给它“上户口”，完全的中国特色，登记完毕，将它植入书橱，在柜门上写一条醒目的提示：“唯书与老婆不借！”请务必牢记一点，最好的朋友也只可借钱不可借书。然而我藏书却没有这么多讲究，买回来，插入书架就算万事大吉。因此书多了，日子一长，便不能一一记住它们的来龙去脉，被人顺手牵羊或据为己有，也只好自认倒霉。英国著名随笔作家查尔斯·兰姆称那些借书的人为“成套书的残害者”、“插架对称的破坏者”和“散装书的制造者”，且提出警告：“看官，君家藏书若不甚丰富，切莫轻易示人。”可谓过来人的忠告之语。
藏书的效用究竟如何？乃是因人而异，有的意在囤积居奇，有的意在研讨学问。前者多少掺杂了商人的眼光，故而考究版本；后者纯是学人的态度，以致用为第一要义，二者实有轩轾之分。我是比较偏向于后者的，但比起郑振铎先生家藏万卷书来，我连小巫都算不上。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说：“遇书史百家，字不剜缺，本不讹谬者，则市之，储作副本……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犬马之上。”这才是藏书家的一席真言，深获我心。
我以为，如果仅仅乐在收藏典籍，而不肯费博览之功，就无异于葛朗台死守金币十万，皇帝老儿独占佳丽三千，可说是暴殄天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