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孔子说：“以德行来从政，好比天上的北斗星，在自己的位置上，其他群星都环绕着他。”
德行，是考察干部的一个主要标准，历来如此，起码在尧、舜时期已经开始了。可是翻一翻五千年中国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那么几个奸臣当道，而且当道的时间跨度那么久，给国家百姓造成的损失那么大。
唐史中记载，武则天问武三思：朝中谁是忠臣？武三思说：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则天说：你这是什么话？武三思说：我不认识的人，怎么知道他好不好？只要回头看看就会发现，一个人的德行优劣，往往并不是在他受到提拔时就显示出真实的一面，那些祸害朝纲、残害苍生的大奸臣，无一不是在获得权柄后为所欲为，而在政坛纵横捭阖若干年之后，才被继起的良臣揭露并打倒的。
现代干部考察机制的一大变化，是将考核标准做了一定的量化，德行的考察终有抽象的一面，而学识、治政能力的水平则可以通过量化而获得。
从政之人不修官德，品行不端，难以服众。强调为政之德，地位变了，职务变了，但一个人的好本色不能变。为政之德，贵在常修和长久保持，这才是根本。孔子的“为政以德”形成了中国政法思想史上特有的德治主义。这一理论对于限制滥施淫威的暴政，维护社会安宁和改善人们的生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孔子认为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内圣外王”。“内圣”是对个人修养方面的要求，而“外王”是对社会政治教化方面的要求。他心目中的治国者需要有德行，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特别强调统治者自律，以自身的言行为民表率。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对当时一些行为不端的当权者进行了抨击。比如，臧文仲是鲁国一位名声显赫的大夫，但此人在生活上奢侈无度，排斥贤者，孔子就批评他是“窃位者”。孔子对有德之士倍加赞扬，比如，他曾经称赞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能而称焉。”孔子的抨击与赞美之辞，显出他的“贤人治国”的政治思想。
针对孔子这段话，宋代的学者程颐、范纯夫与朱熹都将它与老子、庄子的学说相连接。范纯夫解释“为政以德”就是以简、静、寡三德治国，“以至简而能御烦，以至静而能制动，以至寡而能服众”，也就是用最简单的原则处理繁杂的国事，以不变应万变，让最多数的民众相信。而朱熹认为，“为政以德”之后便是无为而治，如此就能够天下归心。
孔子在此讲“为政以德”，便能如众星拱北极星般政治清明，在《论语·季氏》里，他也提到了“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是认为为政者应先修德，修好德之后人民自然是近悦远来。《吕氏春秋·具备》记载了一个“为政以德”的范例。宓子贱担任鲁国的地方官，经过三年，鲁国国君派人暗地查访他的政绩，使者看到渔夫即使在夜晚都把抓到的小鱼放生，便问他们为什么，渔夫回答说：“宓子贱不希望因捕小鱼，而让鱼源枯竭，所以我们就放回去。”
后来使者请教孔子，为何宓子贱能将地方治理得这么好，孔子回答：“以诚待民，以德治众。”宓子贱必定是率先做示范，所以在他的影响和感召下，百姓也都成了有德之人。
清朝曾国藩所说的“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便与“为政以德”相当接近，就是说领导应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
我国历史上大禹含辛茹苦治水13年，曾3次路过家门而不入，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他是我国第一位功绩卓著的治水英雄，他那吃苦耐劳、克己奉公的忘我精神，传为千古佳话。这种把快乐留给后人、自己吃苦的精神，是修养品德和心性的本质。一个不能吃苦的人，万事不能成功，苦尽甘来才是真理，一味追求名誉地位的人，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的苦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要不断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作为领导，更应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品德高尚，你才能使“近者悦，远者来”，才能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只有吃苦耐劳、克己奉公的忘我精神，才能把快乐留给后人，吃苦的精神，是修养品德和心性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