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者说，远者来。
——《论语·子路》
孔子说：“使境内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使境外的人民来归附。”
叶公向孔子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使境内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使境外的人民来归附。”
孔子63岁的时候，带领弟子到了负函这个地方，负函属于蔡国，因蔡国是一个小国，夹在吴、楚两国之间，处境艰难。负函住的是蔡国人民，却由楚国的叶公统治着。当孔子到达负函时，叶公就来请问孔子如何才能把一个地方治理好，针对叶公当时的状况，一个强国的统治，恐怕带有歧视的眼光，而领导者不能得到民心，自然就无法治理好地方，所以孔子告诉叶公，为政之道就是要使“近者说，远者来”。：“近者说，远者来”，后来成为成语“近悦远来”，今天我们常在古装片中看到“悦来客栈”，店名也是出自于《论语》呢！
古代和现代虽然政体不同，但是为政者想要政通人和，道理都是千古不变的。汉代刘向在《说苑·政理》中有言：“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唯有人民丰衣足食、心情愉快，为政者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孟子·公孙丑》中有一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意思就是：如果站在正义的一方行事，就能得到许多帮助，相反的，就会失道寡助。寡助到最后，甚至连亲戚都会背叛你，而如果得道多助至于极点，天下人都会来归附，自然可以得到民心。
为政之道，首重民心，唯有民众才是立国的根本。这道理自古以来都是颠扑不破的。
朱元璋出身农民家庭，对百姓的疾苦了解很深，加上游历乞食的游方僧生活，使他更广泛地接触了平民百姓。他当皇帝后，用很朴实的语言阐述了民唯邦本的思想，那就是为官须替民做主，要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先民后国。朱本人可说是体察民情的典范。他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说：“农夫勤四体，种五谷，身不离田间，手不释农具，终年勤劳，不得休息。他们住的是茅草屋，穿的是旧布衣，吃的是粗饭菜羹，却负担着国家的经费。我们衣食住行，都不要忘了农民的劳苦，取用要有节制，不能让农夫遭受饥寒，更不能横征暴敛，让农民忍受不了这种苦难。”朱还阐述爱惜民力的思想：“天下初定，百姓财力非常困难，就像刚刚会飞的鸟，不可以拔它的羽毛，才种下去的树，不可以摇它的根一样。现在必须‘安养生息’。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而国独富安者。”
当了父母官，对待百姓的事情，应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尽心办事，才不辜负父母官的称呼。
乾隆即位时，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两朝70余年的治理，已呈现出繁荣景象。在此基础上，乾隆帝通过推动农业、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建设，使清朝达到了强盛的顶峰。乾隆天资聪颖，“幼读诗书，颇谙治理”。即位后，实行宽严相济的治国之道。他吸收了康熙、雍正时期治国政策的经验和教训，认为从康熙以来，治国之策时宽时严，利弊相生。康熙以宽大治国，导致官民不畏法，诸事废弛；雍正从严治理，却政气繁苛，民受苦累。乾隆帝刚柔相济的为政之道，稳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上，乾隆在即位之初便以宽大为政，重视农业发展，认为“务本足国，首重农桑”。他减免农民的租税，提倡开垦荒地，注重农业耕种技术的提高，兴修水利设施，关心民众疾苦，推行“摊丁入亩”的土地政策等等。经过治理，到乾隆中叶，农业、商业和城镇发展十分兴旺，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
中国历代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不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对“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万分熟悉。成功者固然要以之作为自己政治合法性的根据，失败者也往往习惯从这句话里检讨其所以失败的原因。
一个政治集团能得民心，说明它的政治主张符合或基本符合其时人民的需求。人民什么时候最需要什么，这是政治家最应该关心和深入研究的事情。就是说，政治家应该成为人民脉搏的号脉者，否则，得民心是谈不上的。
记得听过刘欢曾唱的一首歌：《得民心者得天下》（《雍正王朝》主题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很耐人寻味：
数英雄论成败
古今谁能说明白
千秋功罪任凭说
海云天风独往来
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
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
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
终不悔九死落尘埃
轻生死 重兴衰
百年一梦多感慨
九州方圆在民心
斩断情丝不萦怀
谁不想国家昌盛民安乐
也难料恨水东逝归大海
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看江山由谁来主宰
得民心者得天下
看江山由谁来主宰
从这首歌曲我们不难看出，政治管理就是一个得民心的问题。古语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众是水，得民心，施政就像顺水行舟，自然“近者说，远者来”；但如果不得民心，施政将如同在急流中逆水行舟，困难重重。关于为政者要如何使近悦远来，《老子》强调：”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意思是，想要处于领导人民的上位，一定要成为在下人民的喉舌；想要在人民之先领导人民，就要把自身的利益放在人民之后。《晏子春秋》中也有云：“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对于这样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前头，又能倾听人民声音的领导者，人民自然“乐推而不厌”，这不就是”近者说，远者来”的境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