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悟殊
中山大学历史系
摩尼教是中古时代的一个世界性宗教，现代意义上的摩尼教研究，即作为一个独立领域，或独立学科的摩尼教研究，实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吐鲁番考古的大发现。其间摩尼教遗址遗物，尤其是大量以古代中亚文字抄写的摩尼教经残片的出土，掀起了国际摩尼教研究的热潮。0不过，吐鲁番的大发现，并非中国摩尼教研究的直接导因中国摩尼教研究的兴起，乃直接滥觞于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曝光。从该洞窟面世的众多遗书中，先后i只别出三部汉文摩尼教残经，及不少用回鹘文、摩尼文撰写的摩尼教着作5从而确证了摩尼教在中国内地的流行，遂吸引了诸多中外学者投入研究。
迄今已刊布的敦煌本摩尼教汉文写经，共有二部，均被收人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4，分别名为《波斯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和《摩尼教下部赞》。尽管《大藏经》的着录本多有错漏，但由于其发行的普遍，故各国研究着作中，有关这三部写经的文字，多据该版本。时至1987年，这三部写经的德文全译本出版，译者系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汉学家施寒微(HSchmidt-Glintzer)教授，其仍然是据《大正新修大藏经》版本。
在这三部写经中，最先被认定为摩尼教经刊布的是《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残卷的下半截。该截写本于1908年为法国伯希和(P.PelUot)所得，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P.3884；由清末学者蒋斧先生作为摩尼教残经，于1909年首刊于《敦煌石室遗书》。蒋氏刊布该文书时，将自己所撰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与罗振玉先生的《敦煌本摩尼教经残卷跋》一并发表。不过，考定该写本为摩尼教经的，并非蒋罗二氏，而是伯希和，正如罗跋所披露伯希和氏据经中二宗三际之文，证以《佛祖统纪》，定为摩尼教经。”1913年，沙畹(Ed.Chavannes)、伯希和（P，Pelliot)在其《中国发见的摩尼教经典》长文中，将该半截写本法译刊布。1929年，比森(T.A.Bisson)又将其英译发表。至于《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残卷的前半截，系1907年为斯坦因(SirAurelStein)所得，今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S.3969。该截虽冠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一卷”十个字，但至1923年方被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和石田干之助认定为摩尼教残经。而把上揭伯希和与斯坦因卷子当成一个整体，视为同一写本的前后两个部分，则是在1952年。是年，石田干之助发表论文《敦煌发见（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若干用语考释》，宣称两半残卷原来是连接在一起的，并就整篇文书的一些用语做了考证。同年，伯希和亦发表一篇短文——《敦煌发现的两篇摩尼教写经》，肯定斯坦因写本No.3969便是他的No.3884的前半。1952年，夏伦(G，Haloun)和亨宁（W.RHenning)教授该截残卷全文英译注释，连同原件照片，一齐发表。0该文提到伯希和曾表示要将该英藏残卷法译发表；后人在伯希和遗稿中，也有发现其翻译该残卷的手稿。不过，《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完整法译本，是到1990年才另由Tajadod完成出版。该法译本附有注释，但所注多为佛教术语。在这全译本中，也披露了伯希和部分该经译稿，不过是经后人整理的。至于两截残卷之间是否有脱漏，中外学者一直存疑。至80年代，经国人多方考证，已确定两截残卷的接口恰好吻合，中间并无脱漏任何字，国内学者全面考察该内容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等，认为该写本并非译作，而是公元731年在华的摩尼传教师遵照朝廷旨意，直接用汉语撰写的一个解释性文件。但西方学者多从语言角度，根据该经一些音译术语源自伊朗语而认定其为译本。
上揭《大藏经》所着录的《波斯教残经》，今名《摩尼教经》：原件藏北京图书馆，旧编号为宇字第五十六，新编号5470d当初的名称系罗振玉刊布时所暂定；因原件首尾均未留题名，而就其内容，显为波斯流入的宗教，但罗氏没把握属于哪一种，不敢遽下结论，“故姑言之曰波斯教经”，刊布于1911年的《国学丛刊》第二册。刊本系请人照原件着录，未加点断，未经校勘，差错较多。次年，日本学者羽田亨据罗氏刊本，考定其为摩尼教经。与此同时，沙畹、伯希和在上揭《中国发见的摩尼教经典》一文，据罗氏刊本译成法文，并对其内容详加考释，在法国《亚洲报》刊出沙伯氏这一法文译注本，被公认为研究该部汉文写经的奠基性着作；尤其是不谙汉文的西方学者，更无不通过该文本来认识是经。目前旅居法国从事笺证敦煌出土汉文摩尼教文书的张广达教授，在其《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一文中，对沙伯氏这一译注本作如是评价就其注释的渊博深邃而言，今天只有因新材料的发现和考释而能对之做局部的订正。”1923年，《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以《摩尼教残经一》为名，重刊该经产这回是据陈垣先生更为准确的点校本。陈垣先生在其名着《摩尼教人中国考》中，疑该经即为延载元年波斯摩尼教僧献给武后的《二宗经》。按《二宗经》的伊朗文本，已在吐鲁番出土物中找到并被解读，两相对照，盖可判定陈垣先生的推测不能成立；但国人或考该经即为摩尼的《证明过去教经》，虽言之有理，但持之无故；因为迄今并未发见可确认为该经的其他文字版本作对照。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力图从吐鲁番和埃及发现的其他文种的摩尼教文献，找到与该部经典对应的写本。在这方面的努力，国际摩尼教学界认为宗德尔曼(W.Sunderrnann)教授最有成就。宗德尔曼教授是当今德国最着名的古伊朗文字学家，多年来潜心研究解读德国收藏的吐鲁番文书，成果斐然。现在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北图收藏的汉文摩尼教经，乃译自中亚的一个帕提亚文(Parthian)本，而该文本与埃及发现的科普特文（Coptic)本《克弗来亚》（Kephala-ia)，同是源自古叙利亚文本的摩尼教经。不过，笔者对此不无存疑。因为当代这些西方学者，毕竟多不谙古汉语，更不熟悉唐代译经的体例和习惯。北图的汉文摩尼教经，虽云残经，实际所残缺部分文字不多，现存约7千言，作为该经主体内容，文字连贯，阐发明暗二性之教义，一气呵成。而所谓《克弗来亚》，不过是个对话集，盖属语录性质，并无汉文经典那样完整系统的论说。西方学者以他们释读出来的其他古文字片断，来与沙、伯氏的汉文法译本比较，虽确发现某些术语词句意思类同近似，但要把两个不同文字的写本目为同出一源，似乎还要借助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法，进行一番考据。
早在20年代，我国着名宗教学家许地山先生所发表的《摩尼之二宗三际论》，对该经内容，已多所征引，以说明摩尼教的根本教义。至80年代后，国人也有从义理角度探该经者，其中以元文琦先生所撰的《人类自身明暗二性论——读（摩尼教残经一）》最有深度这自与元先生的伊朗学素养分不开。
被《大藏经》名为《摩尼教下部赞》的敦煌写本，原件题名并没有“摩尼教”三字，其于1907年被斯坦因带至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S.2659。原初也不知道该写本与摩尼教的关系；时至1916年夏天，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该馆的斯坦因收集品中，偶然发现该写本，方认定其为摩尼教经。但直到1988年，他有关该写本研究的论文才正式发表，见矢着《摩尼教与东洋诸宗教》。1928年，该写本被全文着录，与上揭另外两部汉文摩尼教经一道，收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在此之前，伯希和曾计划将该经译成西方文字刊布，但因忙于其他研究，遂拜托德国学者瓦尔茨米德(E.Wadschmidt)和楞茨(W.Lentz)进行此事。瓦、愣二氏于1926年在《皇家亚洲学报》发表论文《敦煌汉文摩尼教礼赞诗》，将《下部赞》的内容向学界做了简要的介绍；同年，又在该刊发表了一篇短文《敦煌汉文摩尼教礼赞诗补正》，对上文作了一些补正。瓦、楞二氏对该经研究的重要成果，则发表于是年的德国《普鲁士科学院论文集》哲学历史版第四辑上，题为《耶稣在摩尼教中的地位》。在这一长篇论文中，作者讨论并德译了《下部赞》的部分内容，对其中一些源自中古伊朗语的音译词汇，也加以解读。1933年，瓦、愣二氏复在德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哲学历史版第13卷，发表了长篇论文《汉文和伊朗文中的摩尼教教义》。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再次德译了部分《下部赞》的内容。如是，就英藏的这卷敦煌摩尼教写经，他们差不多德译了其三分之一，成为西方研究该经的开路人。尔后，西方学者对该经的研究，大致都是对上述瓦愣氏着作的补正。1943年，《下部赞》除了其中三首中古伊朗语的音译诗歌外，全部被英国华裔学者崔骥(UChi)译成英文，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学报》发表。崔氏的英译既未作任何注释，也末附录汉文原经。倒是德国着名的伊朗学家亨宁(Hennning)教授，给该译本附上一篇评注该评注特别提到《下部赞》中一首题为《叹明界文》的诗歌，乃译自帕提亚文摩尼教赞美诗《胡威达曼》(Huwigdaman)。西方学者多认同亨宁这一观点。不过，帕提亚文的《胡威达曼》颇为残碎，其复原并释读出来的意思，也并非完整，西方学者根据这些零碎的意思，便肯定其就是完整的汉文《叹明界文》之所本，研究古代汉译经典的中国学者，恐未必苟同。
国外讨论《下部赞》音译文字的论着颇多，其中，莫拉诺(EnricMorano)的论文《粟特文夷数赞诗》，刊于罗马出版的学术刊物《东方与西方》，尤受学界重视。日本学者吉田丰兼通古汉语和中古伊朗文，其有关的研究文章，包括英文《汉文摩尼教礼赞诗中的阿拉美语》气日文《大谷探险队带来的中古伊朗语文书管见》、《汉译摩尼教文献中的中古伊朗语汉字转写》等，得到学界推崇。1985年，瑞典学者翁拙瑞(PeterBryder)出版博士论文《汉文摩尼教术语的演变》，书中也讨论了《下部赞》一些音译、意译的词汇，追溯其伊朗的源头，西方同行对翁氏书多有征引，不乏好评。在1997年7月柏林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摩尼教学术讨论会上，澳大利亚学者费雷拉(JohanFerreira)递交了论文《（珍珠赞诗）与汉文摩尼教（下部赞）衣饰喻言之比较》。其根据古代叙利亚基督教文献《珍珠赞诗》中的一个寓言故事，将个中涉及衣饰的比喻，与《下部赞》有关的诗句作比较，说明叙利亚衣饰喻言在中国新的表述形式。是文或许就是二十世纪西方学者最后一篇研究《下部赞》的着作。
国人多不谙古代伊朗文字，故对《下部赞》中的翻译文字，似未提出什么特别见解足以与西方学者切磋商榷；不过就《下部赞》的取名，国内学者从古汉语的角度，结合该经的内容，认为“部”是门类之意思，经文的译者所选编的这些礼赞诗，专门用于一般信徒，故取名为“下部”，并由此而推测当年还编译有较为高雅的《中部赞》或《上部赞》；中国学者的这一考证看来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西方学者已在伊朗摩尼教文献中发现摩尼教的赞美诗，确有专门用于一般信徒者至于《下部赞》的二首音译诗歌，国内学者推测为是配有乐谱，在宗教仪式中采用的“主题歌”。
《下部赞》卷子本并无日期可稽。国人根据其内容和摩尼教在华传播史，判断该经为译着，翻译于唐代后期，上限为大历三年(768)，下限为会昌二年(842)。刘铭恕先生对该写本早就关注，并考证其曾为后唐取经僧人智严所有。荣新江教授则进一步考证写本原件，曾作为废纸，背面被智严用于抄写佛家文书，由邝州带到印度，回程中最后留在沙州，时在同光二年(924)。虞万里《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37-46)则据讳字考证，判定该卷子书写于唐建中元年(780)至贞元二十一年(805)之间，使年代更趋具体。中山大学历史系95级学生李鹏宇君也据原件书写的诸多避讳，认为该经是在唐宪宗时代(806-820)翻译的，惜未成文发表。
上述三个汉文摩尼教写本，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缺。特别是篇幅最长的《下部赞》，原件纸质绵薄，大部分又两面书写，墨色渗透，从照片上很难辨认，准确着录，殊为困难。以往外国学者虽能接触原件，但囿于汉文程度，一些字难以酿别；中国学者则无条件亲睹。80年代后，由于各种条件的改善，这三个写本巳被我国学者较为完整准确地着录和句点。
对汉文摩尼教写经的语言学研究，陈寅恪先生早年曾十分注意。20年代陈先生在清华大学执教期间，指导研究生之课程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季羡林先生在清理陈先生遗留的笔记本中，发现一本专记摩尼教，“封面上题摩尼教经。里面写的是摩尼教经文词汇，比如粟特文等。有汉文、德文、英文注解”。在其一本土货罗文德文笔记中，“抄着大量的书目，内容牵涉到古代天文、亚述天文表、丝绸之路、摩尼教等等，只摩尼教一项就有书目七十九种”。遗憾的是，陈先生的研究成果未能嘉惠学林。
对写经的语言学研究，近年国人也日益注意：有若干年轻学者笃志于此，并取得了喜人成绩。尤其，432是在世纪末，马小鹤、芮传明先生所合撰发表的《摩尼教“朝拜日夜拜月”研究》，马氏的《摩尼光佛考》、《摩尼教宗教符号“大法药”研究》、《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中的“大医王”比较研究》，芮氏的《摩尼教文献所见“船”与“船主”考释等研究汉文摩尼教术语的论文，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该等论文表明新一代的中国学者，也正在语言领域上努力与国际接轨。若我国人以深厚的国学底蕴，复充分吸收西人之研究成果，甚或接触解读其他文本的摩尼教经，那么对于汉文摩尼教经的研究，无疑将高出西人一筹。目前旅居法国的张广达教授，正在从事这一工作。吾人翘首以望，期待其硕果早日面世。展望21世纪的国际摩尼教研究，对汉文经典取得更大突破的，很可能是中国学者。
2000年6月27日参阅拙文《本世纪来摩尼教资料的新发现及其研究概况》，刊《世界宗教资料》1984年第1期，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