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口之店画面为一歇山顶式小屋，右侧设一马槽与栓马桩，左侧有二人正在推磨，颇富生活气息。此店可能是圆仁所记位于镇州城北40里处的属于灵寿县所辖的南接村中的客店，“灵口之店”或由此而得名。圆仁曾经记述了南接村刘姓人家热情接待过往僧人的情景，与画面上小店中的完备的设施及店主人的辛勤劳作相一致。
龙泉之店、柳泉之店画面底部的小河两侧分别是柳泉之店与龙泉之店：柳泉店为一地处深山的简单房屋，依圆仁所记，应该是太行山谷中的净水普通院；龙泉店的场面较大一点，歇山大屋顶建筑之外，有二人从事踏碓舂米作业，圆仁记太行山中的龙泉普通院“有饭粥”，此画面所示即是龙泉店的店主们为过往僧侣、使臣准备粥饭。
石觜关门、石觜关镇及永昌之县石觜关在今山西省代县境内，唐属河北东路的代州，史籍记载谓其为金代所置，而此图于一座山两边绘同一名称之关门及镇，表明此处在当时已有并具特殊性。永昌县无考，据图中所示位置，应在石觜关镇之东。此三处很可能是五代后汉时新设置之城、关、镇等，其位置当在龙泉镇与大复岭之间。
青阳之岭与河北道山门根据画面位置青阳之岭”与五台山相连，推测其可能是《入唐记》所记大复岭。大复岭是东入五台山的最后一道大山；画面上为我们展现了朝圣者们翻山越岭的景象。河东道山门，史籍无载，可能是设置在大复岭上的关隘，从镇州来往的人都是从这里出入五台山。
《五台山图》所绘五台山至太原的路线是：五台山一五台县一河东道山门一定襄县一昕州一石岭关镇一太原白枧店（白杨店)一太原三桥店一太原新店一太原。
《人唐记》所记从五台山至太原的路线是：五台山佛光寺一西南2里至上房普通院一西南12里至思阳岭一西南13里至大贤岭(岭上有重山门楼)一西南50里至五台县一西南30里至定襄县七岩寺一西南30里至胡村普通院一30里至宋村普通院一35里名（石)岭镇南关头普通院一20里至大于普通院一25里至蹋地店一35里至白杨普通院一15里至三交驿一15里至古城普通院一15里至太原(河东节度）府。
在这条道上，《五台山图》所绘与《入唐记》所记地名相同者为太原府和石岭关；异名同地者，除太原白枧店即是白杨普通院已经专家们认定外，还可能有：太原新店一古城普通院和太原三桥店一三交释等处。
五台之县即今山西省五台县，隋代因山改此县名；这里是南北出入五台山的必经之地，古今依然。在《五台山图》中，它所在位置也与实际相符。画面所示城廓亦是象征性的。
河东道山门西南路画面所示为当时五台山向西南至太原的道路，即今山西省境内东北一带。按图中方位所示，“河东道山门”位于五台县之西南；《入唐记》记位于五台县东北之五台山大贤岭上有重山门楼，圆仁认其为“五台南山门”，可能与“河东道山门”有一定联系，容待日后探讨。
忻州定襄县定襄县，东汉所置，位于忻州以东与五台山之间，东北距五台县15公里，西距忻州22公里，即今山西省定襄县。从五台山到太原，定襄县亦是必经之地。
石岭关镇即今太原以北约70公里的石岭关与石岭镇军，为太原之北大门、历代战略要塞；据记载，石岭关分南北两处，北为关，南为镇，中间相距10里，即为定襄县与阳曲县之交界处；画面上“石岭关镇”题榜上下共绘三处位于崇山峻岭中的歇山单檐式建筑物，均当于石岭关有关；题榜右上方的小房屋象征北面的石岭关；题榜左侧稍大的建筑当为石岭军镇，中坐一人即为守镇军将，已进关(朝太原方向）的一行当为犯人与押解人；题榜下侧的建筑物可能是当时石岭关镇专为过往行旅所设的通道，画面所绘进关者均为普通行旅们，这可能就是圆仁所记其经过之石岭镇南（圆仁未从秀容县城经过，而是于定襄县境内向西南方向直插石岭关）；右侧画一城，规模大于下方的定襄县城，无题榜，拟即石岭关北面约20公里的忻州治所秀容县城，前述罪犯及押解人等即是出由此城过石岭北关。这幅画生动地表现了石岭关的交通要道及战略要塞地位。
太原白枧店白枧店之“枧”为笔误，应为“白杨店”，有文献记作“白杨树店”，即《人唐记》之“白杨普通院”，位于太原城北45里，今址待考。
太原三桥店定襄县城左侧绘一篱笆墙围起来的房屋院落，题榜已泯灭不清，1908年法人伯希和抄为“太原三桥店”；根据《入唐记》的记载，太原城北30里处有三交驿，此两者当在一地。
太原新店这一歇顶式土木小房之正面，左侧二人作铡草状，右侧一马于木槽中嚼食草料，亦富生活气息。此店可能就是《入唐记》所记太原城北15里处的古城普通院或相关客店。
送供天使出城、过桥送供天使即朝廷派遣的朝礼五台山的使团，他们来自位于太原西面的帝都长安，所以太原是去五台山的必经之道；画面上即是天使马队出太原城过汾河桥的情景。
河东道太原唐代河东节度使治所并州太原府，即今山西省会太原市之南。河东道太原城被绘制于《五台山图》的西侧下部，图中所示即唐代河东节度使治所太原府，即今山西省会太原市之南。画面下部所绘为旅行者们出太原城东门、过桥向五台山进发的情景；右上角绘前述“太原白枧店”。太原城右侧绘前述“送供天使”。
从上列画面中可看出，来五台山的旅行者们，有朝拜者、使臣和商人等几类，他们来自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所以，这里所表现的交通运输形式也是来自四面八方，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更有中国北方和大漠戈壁特色的驴驮队及骆驼队。因此，《五台山图》所展示的古代交通的范围和代表性是十分广泛的。
在《五台山图》所展示的东、西两条出人五台山的道路上，无论是沿途的山川、河流、道路、桥梁以及城镇、关隘、驿站、客栈等形象，还是正行进于其中的各国、各族、各个阶层、各种形式的朝圣者，看不到任何一幅车舆，这里可能客观地反映了五代时期五台山地区一般交通情况，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长途运载工具的使用和运输形式方面较有代表性。当然，《入唐记》也没有发现圆仁一行乘坐车舆出入五台山的只言片字。
到五台山的旅行者们，有朝拜者、使臣和商人等几类，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但在《五台山图》中所表现的交通运输形式，基本上是中国北方和大漠戈壁特色的驴驮队及骆驼队(插图2)，也有用人背负行囊、肩挑杠担的(插图3)。因此，《五台山图》所展示的古代交通的范围和内容等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一头不堪重负的毛驴因困乏而卧倒在途中，前面一人在用力拽缀，后面一人执鞭猛抽驴之臀部。这幅画生动地表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通向五台山“圣域”道；路的艰辛。另一辐“赶驴上山图”也很富有生活气息(插图4)。
驼队西归图在《五台山图》所绘向西珲锋石岭镇的山路上，有一椹“驼队西归图”，画面上一驼夫手牵H头骆驼，行进在出五台山向西南固归太原的道上，反映中国古代北方的广大地区普遍使用胳驼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情况。这支队伍没有从上部的忻州城经过，而是径直向石岭关镇行进，所行路线即圆仁所记从定襄县至石岭镇南的路线，属定襄县境内。
山中行旅在图的中部，画了四人一马排成一行沿山谷中的小溪行进，前面第一人牵马，第二人赶马，后面的第三背负行囊、第插图4赶驴上山四人挑担，这里表现的是朝礼五台山的普通百姓的形像。
敦煌壁画中，作为道路的桥梁图像不是很多，而且画面较小，所画多为小型木桥，《五台山图》亦不例外，我们在前边的画面中已见到一些。《五台山图》中所绘各种桥梁，包括绘在五台山中的“化金桥”(神灵化现之金桥)，在建筑结构和型制方面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象征性的，或者可能都是敦煌本地画工依其所见而绘，它反映的是地处大漠戈壁的敦煌一带罕有的桥梁。如绘于《五台山图》中部的“五台县西南大桥”，是整个敦煌石窟壁画中最清晰的一幅桥梁图，与本图中的城池村镇一样，这座大桥也是象征性的，两边的栏杆分别只绘了四根蜀柱。结构简单但造型别致精巧。又如绘于图正中的山中商队与红桥，有四人一马向山谷深处行进，即将临近的小红桥在结构上与五台县西南大桥也完全一致，只是造型更简单。另外，图中除画在太原、镇州城外的几座小桥(护城河桥)之外，其它小桥及河岸桥头，都只有肩挑背负的行人，驼、马等牲畜则是从桥下涉水过河。看来这些小格只是供人通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敦煌一带一般的小河上所建桥梁的承载能力和使用情况。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五台山图》是一幅地图，前贤论述颇多，兹不赘。
二，《五台山图》是一幅古代交通画卷，这是本文上面表述的内容。
三，《五台山图》有更深层、更丰富的内涵，其中心就是史苇湘先生在《产生敦煌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一文中所指出的：“它反映了远在西域边塞的古郡敦煌居民对中原山河的向往和热爱，它包含着浓厚的浸染着佛教色彩的民族感情。”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需要日后进行深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