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弄清香行像窟小龛的年代，我们和龙门石窟其它有纪年造像进行比较，从中可以看出这28个小龛应属武周至中宗时代(690-710年)。
三、关于北市香行及元行冲诸问题的讨论“北市”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记载广次北市，本临德坊，显庆中立为北市。”又据《册府元龟》卷五百四《邦计部关市》条高宗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雒州北市隶太府寺，并不须禁可知显庆二年前，设立了北市。其位置在洛河以北，上东门内第四个街坊。在龙门石刻记载中就有“北市香行”、“北市系行”、“北市系帛行”等题记。可知“北市”经营规模之宏大，行会组织的完善。
从北市香行题刻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行会组织状况。行会里有“社官”、“录事”等职务。社官是社团的领导人。录事是管理文书的人，该组织成员中有安、史、康、何等姓氏，推测这些人应为中亚昭武九姓国之人。
元行冲两唐书有传。据《唐书元行冲传》(列传第125)记载元澹字行冲，以字显，后魏常山王素连之后。少孤，养于外祖司农卿韦机。及长，博学，尤通故训。及进士第，累迁通事舍人景云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无编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祥文约，学者尚之……（开元）十七年卒，年77。”又据《旧唐书元行冲传》元行冲是河南人(即洛阳人)。元行冲生卒为(653-729年），其外祖父韦机是龙门奉先寺工程组织者之一。由元行冲造像龛的形制判断，该龛约造于武则天至唐中宗之时；但造像铭中已无武则天造新字，则又可知，该龛造于706-710年之间。时元行冲约50多岁，铭中可知他的儿子叫元允迪，女儿叫元九娘，可补《两唐书》之不足。
综上所述可知，“北市香行像窟”是由唐东都北市香行内，从事贩香及香料行业的一批中外商人所完成的洞窟。
“香行”的成立，反映了当时行会组织的成熟，也反映了香即香料行业的繁荣。同时也反映了西域和中国广大地域内信仰佛教的人很多。
北市香行像窟内，存在着一批武则天至中宗时期的小龛，他们供养的主要有“阿弥陀佛、药师佛及观世音菩萨等。反映了当时人的信仰。其中的元行冲龛，开凿于中宗时代，他的儿子元允迪，女儿元九娘，补充了《两唐书》元行冲传记载的不足，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注：本文插图均由贺志军描绘。
第一章关于大足石刻文殊菩萨造像的考察——1995年9月陪同故友孙修身先生考察大足石刻纪实之一
宋朗秋
中共重庆大足县委员会
1991-1992年，我在敦煌考察学习时，结识了孙修身先生。他给人印象是勤学苦思，记忆力强，知识广博，也乐于助人。与我交谈最多的是佛教史迹画、瑞相图、王玄策去印度考察等方面的问题。关于这方面，他的观点、知识已陆续刊登于有关的论文与他的专着中。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我趁参会之机，邀请他考察大足石刻，这次我们谈论最多的是北朝石窟与考察大足石刻的准备工作问题。1995年9月，大足石刻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大足召开，修身先生如期到会。会后，我与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胡良学先生陪同修身先生考察了大足多处石窟点。这次我们谈论最多的是大足石刻的保护、研究水平的提高、文殊菩萨的考察、宝顶山石窟的认识以及唐宋石刻的分析比较(修身先生是中国唐史学会成员，对唐史研究造诣较深)。这次我们在大足的相聚与相别，万万没有想到他身体健壮却英年早逝，我们之间竟是最后的相聚与永远的诀别！石窟文化界失去了一位同行知音，我只能更加奋进，以寄托哀思，告慰修身英灵。
修身先生这次大足之行，有关文殊的考察结果已刊于1997年4期《敦煌研究》中《四川地区文殊菩萨信仰述论》一文。该文所列有文殊像的窟龛有如下叙述：大足北山佛湾51号三世佛龛(晚唐），105号毗卢佛龛(宋），111号双身佛龛(宋），136号转轮经藏窟（宋），176号弥勒下生经变窟(北宋）；北山营盘坡5号窟(晚唐或五代），10号千手千眼观音龛(晚唐）；北山北塔1号窟普贤、文殊(南宋），2号释迦佛龛(南宋），11号文殊师利菩萨龛(南宋），12号华严三圣龛（南宋），16号文殊菩萨龛（南宋），17号文殊龛(南宋），系文殊指善财童子南行找53位善知识的起首龛，23号华严三圣龛(南宋），有陆来文殊像，47号文殊裳(南宋），49号文殊裳(南宋）；北山观音坡2号释迦牟尼裳(宋），26号释迦牟尼佛龛(宋）；北山佛耳岩25号三世佛龛(宋）；宝顶山大佛湾14号毗卢道场窟(宋），窟内有几处文殊像；宝顶山倒塔坡转法轮塔(宋），第一组像正面第六尊为：“南无妙善(吉)祥菩萨”(文殊)(宋）；宝顶仁功山华严三圣佛龛(宋）；宝顶山佛祖岩华严三圣像龛(宋）；宝顶山三块碑华严三圣像龛(宋）；宝顶广大山华严三圣像龛(宋）；宝顶山松林坡华严三圣像龛(宋）；石篆山5号文殊；普贤龛(北宋），主尊为文殊、普贤二菩萨，文殊一侧立有一童子为东海阿难，光头，右侧一童子，为香花童子；陈家岩1号圆觉洞(宋），主尊为三身佛，佛左为文殊，右为普贤。左右壁各刻圆觉菩萨，加文殊、普贤共12圆觉菩萨；妙高山3号窟十六罗汉洞(宋），主尊为毗卢佛，正壁两侧分别左为文殊，右为普贤，左右壁各八罗汉。
通过1995年对四川重庆多处石窟与大足石刻中35幅文殊像的考察，修身先生得出如下结论：1.四川地区出现文殊与五台山信仰的时间，较之中原、敦煌为晚，但由旧样文殊变为新样文殊转变进程，几乎与北方同步。2.四川、大足等地文殊题材和北方相比，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和多样，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完成和四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在中国居住、游止的四大灵山（五台山、蛾眉山、普陀洛迦山和九华山）的确立，文殊、普贤这一对释迦佛的胁侍菩萨，也随着其神格、所主职司、居住游止灵山的确立，与释迦的关系以及在佛侧胁侍位置，基本上也得到固定，一般左文殊，右普贤。这是文殊居于众菩萨之首的体现，也是旧有的排位法。修身先生认为如按智慧法门考之，文殊所主职司为主佛之智德，应居佛之右侧，普贤所主佛之定慧、理德应居于佛之左侧。笔者查阅《大正藏图像部文殊法》文殊、普贤易位，表示理智融通，金胎不二。有如大足宝顶山大佛湾5号龛那样；3.文殊菩萨在四川石窟与大足石刻中未见有单独存于佛龛中者，总是文殊普贤一对出现。据笔者查阅资料所知，二位菩萨分别骑狮、象是盛唐时在中国石窟中所出现的，之前未见有骑狮、象等鸟兽座的。雄狮表文殊智慧之勇猛，六牙白象表普贤理德之纯洁有力，均为《华严经》体系造像，即五台山民间故事《文殊化贫女祈斋》衍化而成。故事情节是：文殊化贫女祈斋遭僧冷遇，留誓出斋堂腾空化作文殊，所携小狗化雄狮，小儿化于阗王为其牵驭雄狮，及其腹中子化现善财章子；4.“新样文殊”的出现是在盛唐时期，唐玄宗幵元十三年(725年）以前。“新”在何处？即表现了佛教思想是“即身成佛”，具体形象表现为文殊三尊即文殊、善财、狮奴不是一般昆仑奴而是于阒国王。修身先生上文所列大足石刻中35幅文殊像基本是新样文殊。虽然有的造像风化、残损，但根据时代、刻像处所作如此判断，也许是不错的。但为了对故友的铮直，笔者仍然保留当年对北山136号窟新样文殊三尊的争论意见，即不能赞同先生大作《四川地区文殊菩萨信仰述论》中对该窟文殊三尊的分析窟的南壁内端，刻有文殊菩萨赵会图……文殊……左手持经卷，右手置于胸前结印(为灯明印——笔者)……雄狮旁边站立一人……为文殊菩萨牵驭雄狮……过去刊布的资料中，俱称其为狮奴……可以明确地断定其为于阗国王。在文殊像后的转角处，还有童子像一身，双手合十……过去研究者们，却将此人物放在正壁画面中介绍。经过我们的考察和研究，认为它当分别是两壁文殊和普贤菩萨图像中的人物……他即为佛经中的善财童子……”在引文中，先生前半段分析完全正确，是文殊骑狮赴佛说法会，是于阗国王为其驭狮。先生只从文殊这个局部作了初步而留有余地的判断，这就不妥当了。本窟是萧梁时代傅大士创制的“转轮经藏”与佛说法道场结合起来的一个龛窟，佛说法是主像，但“转轮经藏”是本窟主体性的法器(也是佛经藏书架），按造像仪轨，前应有傅大士像，今已不存。正壁，即修身先生说的文殊后的转角处一壁（即东壁，也是正壁）两端应是傅大士长子普建(左）、次子普成(右），如果把正壁(东壁)人物附会到南壁文殊像介绍以及把正壁右端童子附会到北壁普贤，也介绍为善财童子就未免太牵强了。可惜！先生与我神人阴阳两分隔，不能像当年友好争论，真是无可挽回的痛心憾事！为了告诸世人与来者，只能作如此不恭之独白。
第一章试析大足石刻宝顶石窟的造像结构——1995年9月陪同故友孙修身先生考察大足石刻纪实之二
宋朗秋
中共重庆大足县委员会
在陪同孙修身先生考察中，谈及宝顶山造像结构与宝顶大佛湾定性问题尚不够系统，不够深人。这主要是我缺乏理论的、思想的、资料的准备。孙先生当年是带课题“文殊菩萨和五台山信仰研究”人川考察的。因此孙翁之意不在宝顶山造像的定性，而在于有无文殊？是什么样文殊？在其《四川地区文殊菩萨信仰述论》一文末尾提及“过去的研究者巳注意到这一点，认为大佛湾是一密宗道场，是高僧赵智凤晚年活动之地……在人们称说的道场中，不仅有密宗的东西，还有诸显宗的经变，尤以中国佛教文献中判为伪经者居多，如《大方便报恩经》(应为《大方便佛报恩经》——笔者）、《报父母恩重经》(大佛湾15号龛系根据《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而刻——笔者）、《圆觉经》，还有《柳本尊十炼图》等等，这些既是中国高僧的作品，又多是显宗的经典……同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相比较，则有诸多相似处”。
一、关于宝顶山各称问题
对宝顶山大佛湾4号《广大宝楼阁》三仙人像之下有宋杜孝严以柳字楷书“宝顶山”，也许是当年创建僧人赵智凤之意，“宝顶山者广大宝楼阁也”。即金刚不坏之地。因而请杜孝严为之作此书法。宝顶山之顶在圣寿寺维摩殿上，因其双峰，据说当年赵智凤因名其山为宝顶山。按《大正藏图像部白宝口抄道场观事》记载大海中有宝山，山上有楼阁……三轮土上须弥山顶金刚峰大宝楼阁，故今宝山须弥山顶也……”宝顶山也许有佛说法处须弥山演绎之意。宝顶山又名香山，有可能系后来朝山进香转化的名称，更有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谓“赡部洲之中池无热恼之地”的意思。孙先生对我以上述说是基本赞同的。
二、关于宝顶山大佛湾与印度阿旃陀石窟对比问题
我与孙先生共同提及1994年在敦煌召开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印度考古局局长所论说的阿旃陀石窟。从世界佛教史来看，石窟一词来自古印度。在印度公元前3世纪开凿了阿旃陀石窟，是世界佛教石窟开山第一窟。全部30个窟(其中有一个窟未完成），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文达雅山麓，离谷底76米的悬崖峭壁间，玄奘7世纪到达阿旅陀石窟，他所着《大唐西域记》描述：“国东……叠岭连嶂，重峦谳，爰有伽兰，基于幽谷……疏崖枕峰……背岩面壑……中有大佛镡高七十余尺……闻诸先志曰：斯乃罗汉愿力所持也。”着名艺术家吴作人1955年考察该窟也记有“垂直的悬崖，下面淌着清流，谷口倾挥着瀑布；山崖环抱，湾作新月一样”。我与孙先生回忆这些大方之家名着之后，我提出宝顶山大佛湾多么与之形似，只是小于阿旃陀石窟，这决非偶然，是否赵智凤读过《大唐西域记》，有意为了形似而选择大佛湾造像，这是一个历史上难解之谜。大佛湾在群山岩壑之中，东背叠嶂，山泉下泻于深深幽谷，流出南北山岩夹谷，口西面高壁，T为一小山圹，长约500米，在东、南、北岩崖高2-15米不等岩面刻有显密兼有，佛、儒并容的龛窟32个，内容十分丰富，佛教中国化、人间化进程之成熟、技法之精美均进人了中国石窟艺术的一个新时代——大足石刻艺术时代。因此，它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13世纪中后期，佛教处于衰落之中的“菊残犹有傲霜枝”。是中国石窟艺术最后的一座丰碑。从整个世界佛教史分析，有如此巨大的石窟群与开山第一窟——阿旃陀相对应是一种奇迹，可说宝顶山石窟是世界佛教石窟的压轴之作。在人类即将进入双千年之前夕，步敦煌石窟之后，为联合国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是理所当然的。
三、关于宝顶山造像的基本脉络与结构
大佛湾旧时山门的左边，包括30号龛《牧牛图》等是禅宗，讲禅修的龛窟。与中原洛阳龙门石窟伊阙东岸“看经寺”中部、“大万五佛洞”下部罗汉图讲禅宗法嗣传承相辉映的。旧时山门右边为理教，包罗大小乘经典变相：护法神、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释迦普贤文殊与八十八佛、千手千眼观世音、部分佛八相成道图、孔雀明王经变、毗卢道场、父母恩重经变、大方便佛报恩经变、西方净土变、锁六耗图、地狱变、柳本尊十炼图、十大明王像、圆觉洞与右边禅宗合龙。这种合龙不仅是外形的合龙，更重要的是由密宗、华严、净土、唯识、禅宗等诸宗内融，外合儒道于大佛湾。由累世、若干大劫成佛（净土）到即身成佛（密宗)到立地成佛(禅宗）；由华严城、净土极乐国到主观心性的解脱；由他力（净土诸佛、菩萨导引）到自力(心外无佛，佛在心中）。从客观唯心论到“万物皆由心造”、“净六根，明六识”、“诸佛菩萨与我无异”，这样大佛湾似乎又形成“主客圆融一体论”，如何判定大佛湾总体造像的性质，过去脑中空空，今天仍然空空。我初步根据孙修身先生在大佛湾考察中的交谈与在《四川地区文殊菩萨信仰述论》末尾提及的一番话以及敦煌研究院史苇湘先生所说，要作大量的分宗菩萨统计与调查，然后分析结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先生所说，也许可看作密宗道场，但还要作大量调查分析。经过诸多大方之家的启示，个人读书、思考，初步认为：大足石刻研究者大多弓I述也确信大佛湾“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几乎将一代大教搜罗毕尽”之说基本上是对的。但尚嫌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如大足似乎多宗并存，外包儒道但基本无一教独盛，如何判定其性质。从1945年4月杨家胳先生组团考察大足石刻以来，诸家对宝顶大佛湾的认识，似乎重庆惟贤法师在圣寿寺僧人澄静所着《宝顶石刻》前言中所说“大佛湾石刻之特点……显密圆融……遍摄空、有、台、贤、禅、净、律、密诸大乘宗派……”这一思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调查研究，从而作出接近实际情况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