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莉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
佛教东渐，自中亚首及我国新疆地区。在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龟兹是佛教最盛的地区之一。龟兹(即今库车、拜城、新和、沙雅一带)西承印度、犍陀罗佛教的絮脉，东启新疆以东内地佛教的发展，是北传佛教的重要纽带和阶梯。龟兹境内佛教石窟遗迹丰富而集中，并且具有浓郁、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中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七公里的克孜尔石窟则是龟兹古国中现存规模最大、开凿时代最早的石窟寺。克孜尔石窟不仅在龟兹石窟中是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在全国石窟中也位居大型石窟之列。其洞窟数量多、窟形完备、壁画遗存丰富，是当之无愧的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因此，要研究龟兹石窟，就不能不先了解克孜尔石窟。
一个世纪以来，中外有志于研究龟兹佛教文化的探险家和学者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探索。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和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热潮。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考察过克孜尔石窟就考察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以德国学者的工作最为突出，成田户々朱最多。
50年代，中国对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佛教艺术的研究开始起步。一批初步的研究成果开始显露。70年代末，中国综合研究龟兹石窟的局面形成，涌现出一批龟兹佛教文化的研究人员。80、90年代龟兹石窟研究出现高潮，特别是新疆本地成立了龟兹石窟保护研究机构，龟兹石窟研究的队伍形成并不断发展，出现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总观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克孜尔石窟这份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考察与研究及取得的成就和教训，理所当然的是世界近现代文化史中重要的一章。笔者不敏，试图对一个世纪以来克孜尔石窟的考察与研究的历程作简要的回顾。
一、国外的考察与研究
最早到达克孜尔石窟的是俄国人。在克孜尔后山区的第213窟西壁上有几行用铅笔题写的俄文，时间是1879年1月15日。在谷西区的第38窟东甬道西侧壁上也有俄文铅笔题记，时间是1893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俄文题记中的人名相同，仔细辨认后发现字体也出于一人之手。这个名为缪恩汉克的俄国人曾两次到达克孜尔石窟，但却没有留下有关探险考察甚至游记之类的文字材料，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上述题记表明，俄国人是先于日本人、德国人等最先到达克孜尔石窟的。20世纪初以来，先后又有几批俄国人到过克孜尔石窟。1906-1907年别列佐夫斯基(M.M.Berezovsky)率领考察队到库车地区，考察了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等石窟，揭取了克孜尔第198窟旁侧条形窟内的壁画，并收集了一些梵文写本。1909-1910年，奥登堡(S.F.Oldenburg)率领的俄国第一次中亚考察队赴新疆考察，曾调查过克孜尔石窟等遗址，此次考察收获很大，但详情披露的不多。在今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的2210件中国文物中，库车出土的壁画和雕塑品约有100件。
1903年4月15日至23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考察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在克孜尔石窟活动，他们调查了各区域的洞窟，拍摄了一部分壁画和洞窟外景，记录了近100个洞窟，记录内容繁简不一，有洞窟性质、形状、壁画内容、保存状况和当时农民使用洞窟的情形。他们在洞窟中清理出一些汉文和民族古文字残纸文书。渡边哲信试图揭取壁画，但未能成功，只割走了少量小块壁画，其中有第224窟东甬道西壁八王分舍利图中的一块。1909年3月18日至20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二次考察队的野村荣三郎到克孜尔石窟，发掘了13个洞窟，一无所获，匆匆离去。1912年5-6月，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考察队的吉川小一郎曾在克孜尔停留数日，挖掘了部分洞窟，没有得到出土文物，便采集了若干壁画。期间还拍摄、临摹了部分壁画。大谷考察队自新疆带回日本的文物，1910年曾由专家从中选出精品，于1915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其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6幅，佛典写本6件。大谷藏品在保存的初期就已开始流散。日本国内的大谷采集品主要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龙谷大学，还有一部分在私人手中。其中流散至朝鲜汉城的大谷藏品收藏在中央博物馆，藏品中就有出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和塑像。流散在中国的大谷采集品收藏在旅顺博物馆。
大谷考察队的队员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训练，所作的工作比较粗疏，对发掘品未作编号，致使后来在整理探险收获时发生混乱，所以他们的发掘都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因此，队员的工作日记便成了了解他们调查发掘和文物出土状况的文字材料。这些日记直到1937年才发表在《新西域记》两卷本中，书中有克孜尔壁画和外景照片、洞窟形制和壁画示意图。
日本有较多的学者研究新疆石窟和佛教文化史。他们不但研究其国内的新疆出土品，而且还非常注重欧洲国家的研究成果。关于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在年代和分期方面，日本学者比较推崇德国瓦尔德施米特(E.Waldschmidt)的观点，并以他的分期推断日本所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年代。
20世纪上半叶，在日本研究新疆石窟和佛教传播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羽溪了谛和羽田亨两人。羽溪了谛关于新疆佛教史的代表着作是《西域之佛教》。他在《西域佛教之研究》中认为，佛教传人龟兹的时间约在公元纪年之初。克孜尔出土佛典有龟兹语写本和梵语写本，大都属于小乘有部，这和文献记载以及克孜尔石窟壁画题材是一致的。羽田亨在其所着《西域文化史》一书中认为，龟兹石窟的洞窟建筑和壁画所受外来影响主要是犍陀罗的。
近十几年来，日本对中亚石窟及新疆石窟给予较多注意并取得成果的，主要有名古屋大学的宫治昭教授和中川原育子博士。宫治昭先生的研究论文有：《论克孜尔石窟——石窟构造、壁画样式、图象构成之间的关系》、《克孜尔石窟涅盘图像的构成》等。中川原育子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以及76窟的研究发表有专题论文。在日本出版的《丝绸之路》1997年第3期《美术播t变容》上有宫治昭和中川原育子等关于克孜尔石窟佛传的研究论文。
1906年，法国伯希和(PaulPdliot)率领的考察队在库车停留了几个月，考察了克孜尔和库木吐拉石窟，重点发掘了库木吐拉石窟南面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伯希和收集品中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则人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
二战后，由韩百诗(L.Hambis)组织一批学者从事伯希和在新疆和敦煌所获文物的系统分类整理工作，编有《伯希和考察队考古资料丛刊》，共16卷，这项工作现在还未结束。在已出版的第一卷《吐木休克》和第八卷《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语铭文》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塑像和龟兹文题记。
伯希和在库车地区发现的梵文和龟兹文写本，早年由菲诺(LouisFinot)和列维(SylvainLevi)整理研究。80年代以来，这些龟兹文写本由皮诺(GeorgesPinault)负责重新整理。近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法藏龟兹文佛典和世俗文书的论文。此外，他还转写和翻译了全部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护尔发现的木简文书和考察队在库车地区石窟中所拍摄的龟兹文题记，着有《龟兹语铭文》。皮诺教授于90年代几次考察克孜尔石窟，参观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收藏的龟兹文文书，并对部分壁画中的龟兹文题记作了释读。
英国的斯坦因(AurulStein)在敦煌劫走大量文书和写本后，曾于1915年1月17-25日在库车停留过几天，并访问过克孜尔石窟，拿走了一些壁画和塑像。斯坦因的中亚收集品分藏在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印度国立博物馆。
本世纪初，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曾派遣“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调查。后两次考察队分别于1906年和1913年在克孜尔石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工作。
1906年2月26日，德国第三次考察队到达克孜尔石窟。这次考察队由四人组成，队长是格伦威德尔(AlbertGrunwedel)，队员有勒库克（AlbertvonLeCoq)、巴图斯（TheodorBartus)和波尔特（HPohrt)0格伦威德尔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勒库克和巴图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写本、木板画、塑像、壁画残块等文物。波尔特拍摄了洞窟外景、洞窟形制和壁画的照片。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题材内容及位置分布的记录，主要是这次考察期间完成的。考察队还给洞窟编号并命名。另外，虽然在格伦威德尔的强烈反对下，考察队还是割取了一部分壁画，连同其它文物一起运往柏林。这次考察的收获，除获取壁画外，在第67窟等发现的大量古写本最为重要。
第四次考察队由勒库克率领，队员有巴图斯。他们于1913年7月到达克孜尔石窟。在没有格伦威德尔的约束下，便肆无忌惮地割取壁画，这次割取壁画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上次。
考察队前后两次在克孜尔石窟究竟割取了多少壁画，在割挖、包装和运输时又损坏了多少？在已发表的材料中看不到准确的数字。考察队运回柏林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到20年代末大部分已修复。1933年，德国公布揭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数量是252块，328，07平方米，出自37个洞窟。
考察队从新疆所获的古写本和古印本，据早年统计，编号有3万多个。其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的没有确切的数目，估计应占其中的大宗，尤其年代早的写本大都出自克孜尔石窟。从克孜尔石窟掠走的塑像大多是残破的，仅发表了一部分，估计现存的塑像可能超过100件。其他出土品有幡画、木板画、木雕像和饰品等。其中以木质品数量居多，大约有200件。
考察队运到德国的新疆文物总称为新疆藏品，由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保管。20年代中期，博物馆为出版壁画图录，曾将少量壁画与塑像进行义卖，以募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柏林遭到盟军的轰炸，在匡尼类特街民俗博物馆保存的壁画损失最多，约占40%。被毁的都是展出的精品，其中有不少是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原藏在民俗博物馆的大量文物和文献，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分藏在各地，二战后分别归东西德国所有。现在，除了一部分材料仍在原东德科学院所在地以外，其它所有文献全部归人德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而藏在各处的文物则归印度艺术博物馆(前身即柏林民俗博物馆)收藏。现任馆长雅尔迪茨教授所着《新疆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手册》一书，即以馆藏品为主要依据编撰而成。
德国学者对克孜尔石窟以至整个新疆石窟的研究，集中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时期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编写考察报告，二是就少数写本进行专题研究。1907年勒库克回国后，当年就将他在新疆考察经过写了报告，题为《中国突厥故地考察纪行》。1912年，出版了由格伦威德尔编写的第三次考察队的报告：《中国突厥故地的古代佛寺》。这本书将各地石窟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克孜尔石窟在这本书中占有较大比重。另外，还出版有一批有关考察经过和收获的着作。第二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壁画的出版与研究的展开是本阶段的主要工作。1920年，格伦威德尔编着的《龟兹》一书出版，这本书中收有克孜尔七个洞窟的壁画，并探讨了主要洞窟的建造年代和壁画内容。1922-1933年，陆续出版了由勒库克和瓦尔德施米特合编的《中亚与新疆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七卷本大型论文图集。除第二卷外，都是有关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图版与研究文章。克孜尔石窟的出土文物，到此时大体都已出版。勒库克在《新疆艺术与文化史图说》一书中用大量的图片资料来论述克孜尔的壁画和塑像受到中亚的强烈影响。瓦尔德施米特发表了《犍陀罗、库车、吐鲁番》，作者认为新疆佛教石窟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期，前期是以库车为中心的龟兹时期，后者是以吐鲁番为中心的在中原影响下的回鹘时期。在这个阶段，有关龟兹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着作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