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北京大学考古实习组在克孜尔石窟所作的大规模调查与研究外，还有一批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北京大学李崇峰博士的《中印支提窟比较研究》论及了克孜尔中心柱窟的形制与印度支提窟的源渊关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先生的《龟兹艺术的风格与成就》，从美术史的角度论证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的龟兹艺术风格的特点及其成就。吴焯先生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画法综考》和《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问题初探》、许宛音先生的《克孜尔石窟新1窟试论》、王伯敏先生的《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山水》等文章都从各个方面研究探讨了克孜尔石窟艺术。
对新疆壁画的艺术特色进行深人研究的谭树桐先生，在70-80年代先后七次考察龟兹石窟，1987年11月在赴克孜尔石窟的途中不幸因车祸而殉职。谭先生主编了我国最早的龟兹石窟的画册一-《新疆乃壁画》（日本美乃美出版社）。他撰写的有关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文章有《丹青斑驳尚存金壁》和《装饰性与生动性——克孜尔壁画散记之二》等，谭树桐先生是从艺术风格方面对克孜尔石窟艺术进行全面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敦煌研究院的许多专家和学者也很关注克孜尔石窟，段文杰先生和樊锦诗院长于70-90年代曾先后考察过克孜尔石窟，他们对克孜尔石窟的保护和研究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修复专家参与了克孜尔石窟一些洞窟的修复，美术专家参加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临摹。李其琼、施萍亭先生的《奇思驰骋为“皈依”——敦煌、新疆所见（须摩提女因缘）故事画介绍》和谢生保先生的《克孜尔石窟故事画对莫高窟故事画的影响》等文章都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与敦煌壁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新疆学者从70年代起就开始对克孜尔石窟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原克孜尔千佛洞文物管理所所长姚士宏先生是新疆较早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学者之一。70年代末，他参与了北京大学考古实习组的考察工作，研究成果有：《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主室正壁塑绘题材》等。以后又先后发表了《克孜尔的佛传四相图》、《克孜尔阿阇世王题材壁画》、《克孜尔佛本生故事题材种类》、《克孜尔第175窟生死轮图》、《略述克孜尔戒律故事画》等一系列文章，姚士宏先生以他多年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结合佛籍，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若干题材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与研究。
80年代以来，新疆学者对克孜尔石窟的调查与研究有所深入，从石窟考古和佛教艺术扩展到艺术史的多领域研究。李遇春先生的《试论敦煌石窟艺术和新疆石窟艺术的历史关系》，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了龟兹石窟与敦煌艺术的交流。霍旭初先生在研究音乐史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龟兹石窟乐舞形象。对克孜尔壁画中伎乐的性质、特点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和宗教问题作了全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汇集在霍旭初先生的学术论集《龟兹艺术研究》中。新疆研究克孜尔石窟的论着幵始逐渐增多，这些成果收录在《丝绸之路造型艺术》一书中。韩翔和朱英荣先生合作编撰的《龟兹石窟》是一本比较全面研究龟兹石窟的专着，该书重点探讨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形成的历史条件、分期、壁画内容、所反映的宗教问题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等。
1986年，我国开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该巨型画册中又分有《中国壁画全集》，新疆石窟壁画共占6卷(后改为《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其中克孜尔石窟3卷。编辑组一改过去出画册都按洞窟序号编排的方法，而采用了按年代顺序编排。编辑组用较长时间全面考察了各石窟，在前人分期研究的基础上，从龟兹佛教的历史背景、壁画题材内容、绘画风格、洞窟形制并参照碳14测定数据，对龟兹石窟的分期和时代提出了初步意见。分期意见发表在霍旭初、王建林先生撰写的《丹青斑驳千秋壮观——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及分期概述》中，意见将克孜尔石窟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创期(公元3世纪末-4世纪中）、发展期(4世纪中-5世纪末）、繁盛期(6世纪-7世纪)和衰落期(8世纪-9世纪中）。另外，霍旭初先生的《克孜尔石窟前期壁画艺术》、袁廷鹤先生的《龟兹风壁画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贾应逸先生的《霞光夕照余辉浓》三篇论文分别就克孜尔石窟各个时期的内容变化、艺术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述。1996年《中国新疆壁画全集》荣获中央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在编辑《中国新疆壁画全集》的同时，新疆壁画编辑组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龟兹石窟中60余个洞窟作了植物采样，进行碳14测定。取得了一批测定数据，其中克孜尔石窟的数据达40余个。除这一批数据外，在8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已经在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作过一批碳14测定。日本名古屋大学也对克孜尔石窟取过少量的植物标本并进行了碳14测定。近来，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从馆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提取标本进行碳14测定，取得一批数据。据统计，目前中外取得的克孜尔石窟碳14测定数据已近100个。如此大规模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一处石窟进行测定，在国内外是不多见的。虽然碳4测定的年代误差和上下年代幅度较大，不能取得准确的年代，但碳14测定数据的参考和辅助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碳14测定是当前考古学年代划分的一个重要的科学手段。它是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碳4测定的应用，是文物考古事业进步的表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高科技手段解决石窟年代问题，是大有前途的。
近十几年来，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出现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趋势。陈世良先生的《龟兹佛寺之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克孜尔石窟寺即为雀梨大寺的观点。贾应逸先生撰写的《克孜尔与莫高窟涅盘经变比较研究》、霍旭初先生的《克孜尔（优陀羡王缘）壁画与敦徨（欢喜国王缘）变文》、《鸠摩罗什大乘思想的发展及其对龟兹石窟的影响》、《对龟兹流行密教几个论说的辨析》等文章从佛学角度深入对克孜尔石窟进行研究。另外，冯斐先生的《龟兹佛窟人体艺术》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人体艺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克孜尔石窟的菱形格构图是龟兹佛教艺术模式里有特色的一个部分，是美术界探索的热门课题。史晓明、张爱红先生发表了《克孜尔石窟菱格画形式探源》等论文。谭树桐、徐永明和王征先生也就此题目作过研究。1985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成立，标志着龟兹石窟的保护和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新C研究龟兹佛教文化的队伍开始形成。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克孜尔石窟为中心的龟兹石窟研究在考古、美术、文化、技术保护、文物保管等专业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先后编辑出版了《龟兹石窟》、《龟兹佛教文化论集》、《龟兹艺术研究》、《龟兹石窟研究》、《龟兹壁画丛书》(一、二册）、《回鹘之佛教》、《王玄策耵迹勾沉》等，参与编辑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卷》等大型画册。并与阿克苏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联合编了《克孜尔石窟志》，这是当时比较全面的一部关于克孜尔石窟的志书。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论文。最近出版的《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是对克孜尔石窟全面考察的第一手资料的总汇，为研究克孜尔石窟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新C龟兹石窟研究所的美术工作人员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临摹了约300平米洞窟壁画，这些都是克孜尔石窟研究的基础性的工作，对克孜尔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推动西域文化、龟兹文化、龟兹石窟艺术研究的发展，让世界了解和研究龟兹石窟和开展龟兹石窟研究的国际合作，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在克孜尔石窟举办了几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1994年召开了“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年召开了“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佛教美术考察会)”；1998年召开了“唐代西域文明一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活动对进一步提高克孜尔石窟的知名度与深人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都大有禆益。1995年，在克孜尔石窟举办了为期二个半月的第二届全国石窟考古培训班，由北京大学的宿白教授、马世长教授、李崇峰博士、中国文物研究所黄克忠高级工程师以及龟兹石窟研究所所长陈世良研究员任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部分业务人员参加了专门的石窟考古培训，提高了业务素质，为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培养了人才。
三、今后急待开展研究的几个问题
回顾百年来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与研究，经过国内外几代学者的努力，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在全国甚至在国际上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日益产生影响。然而，对克孜尔石窟所具有的深邃文化内涵来说，这些成绩仅仅是个研究的初级阶段，大量的研究课题有待幵拓，不少的研究成果需要深化。就目前而言，比较突出且亟待着手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是克孜尔石窟的分期断代问题。这是克孜尔石窟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前人在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分期问题上有突破性的贡献，但是真正解决克孜尔石窟的年代问题仍是个非常艰难的事业。以往中外学者大部分都是针对有壁画的洞窟进行年代研究，实际上，有壁画的洞窟，不到克孜尔石窟洞窟总数的13。而大量的僧房窟和其它一些无壁画洞窟的年代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总之，解决克孜尔石窟的年代问题任重而道远。需要中外学者共同协作，把它当作一项工程，利用一切科学手段，攻克此项难关。
窟洞窟内龟兹文和其他古文字题记以及出自洞窟中的一批龟兹文木简的释读问题。克孜尔石a有壁画洞窟的榜题栏内以及僧房窟壁面上保存有许多珍贵的龟兹文和其他古文字题记，出自洞窟的龟兹文木简也多达几十个。毫无疑问这些题记和木简的内容蕴涵着颇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经过时光和人为的损害，有些题记已不甚清晰了，需要尽快的抢救，同时需要开展解读工作。1993年，德国吐火罗语专家施米特(Klaus.T.Schmidt)先生考察克孜尔石窟时，解读了一部分木简。1995年5月，法国学者皮诺先生考察克孜尔石窟时，释读了一部分洞窟中的龟兹文题记，尤其是对第的窟壁画中的一则龟兹文供养人题记的释读，使第69窟有了断代的可靠依据，同时也使与第69窟文化特征相同的洞窟有了一个断代的坐标。1998年，参加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施米特先生又释读了克孜尔110窟佛传壁画榜题栏内的部分龟兹文题记。这些古文字的解读，不但有利于克孜尔部分洞窟的断代分期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龟兹佛教和当地的历史、民族、语言和文字等多方面的情况。解读克孜尔石窟的龟兹文和其他古文字，将把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工作同样是一项多学科，需要中外有关学者长期合作开展的工程。
三是对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20世纪初，欧洲和亚洲的一些考察队到克孜尔进行考察，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从这里劫掠过壁画、塑像以及其它一些文物，其中的大宗藏在德国，还有一部分散见于新德里、东京、汉城、圣彼得堡、伦敦、牛津、巴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等地。1998年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雅尔迪茨教授考察克孜尔石窟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当年德国考察队拍摄的壁画照片，根据实地核对和测量的结果发现，实际剥取的壁画面积与德国公布的数字出入很大，并且有一部分壁画的出处混乱，有漏记和错记洞窟的现象。近年来，通过我们反复实地考察与逐个核对，搞清了一批壁画所属洞窟和部位，纠正了多年来的错误。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深人进行，有的必须搞清楚。例如二战期间究竟炸毁了多少壁画，现存的还有多少，除了可以展出的壁画外，还有多少壁画和文物尚处在库存之中。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和收藏有克孜尔石窟壁画等文物的各国共同努力，合作研究才能解决。
克孜尔石窟在中国，但它是属于全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希望在新的世纪，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将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推向更高的阶段，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书目：
《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二）、(三），文物出版社。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1993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龟兹佛教文化论集》，1993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考古三十年》，198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佛学研究》第6期，199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霍旭初.《龟兹艺术研究》，199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韩翔、朱英荣X龟兹石窟》，1990年，新疆大学出版社。
晁华山：《清末民初日本考察克孜尔石窟及新疆文物在日本的流散》，载《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1996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1996年，中央党校出版社。
大谷光瑞：《丝路探险记》，章莹译，199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珍妮特米斯基：《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田卫疆等译，1992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