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关于S.078V和S.1725V两件敦煌
写本书仪的史事和年代
1.S.078V敦煌S.078V写卷的背面，是一件失名书仪。残存文字共91行。楷书，字体小而工整清晰。计有书札22通，均属官场拜贺起居节候、求官求荐等内容。收书人有长官、仆射、着作、司马、判官、司官、太保、元帅令公、老丈、A官、大夫等。此卷《敦煌遗书总目索弓I》仅定名曰“书牍轨范”，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一书有录文。其题解据书札内容有“厶谬叨宰邑”、“厶忝居宰字”、“厶忝命官于宰邑”、“遂忝微官于宰邑”等语，认为作者身份是某县县令，其地在河东太原府属下。至于年代，根据文中仅避“民”字为“户”缺笔，但不避虎、治、显、龙(隆)等唐代诸帝讳的情况，认为属后唐通例(后唐庄宗同光元年闰四月立宗庙，定“(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后唐)懿祖以下为七室”，故太宗于后唐当避讳）；又据书仪录文第51-60行文字有致书某“老丈”求荐，提到前年中已随常调，导致参差……去冬又至京洛，重下文书，首尾三年，当始判就”，认为后唐是五代惟一定都洛阳的王朝，“洛京”、“京洛”都是后唐人称洛阳的习语，故判定此卷作于后唐时。此外，其题解还提出录文43至47行内“厶蒙恩旨授，伏蒙元帅令公台造，已赐指伪赴任”语中的“元帅令公”是后唐秦王李从荣。因李从荣“充天下兵马大元帅”在长兴四年八月辛未，本官是“守尚书令兼侍中”，同年十一月，李即遇害，故书仪年代可定为后唐长兴中，其全名为“后唐河东某县令撰书仪”。
关于赵书所定书仪作者身份，笔者并无更多意见。可以补充的只是从书仪中屡见作者自信“右厶启丘下士，鲁国小儒”、“瞒跚莫进[于宦]途，织柯尚拘于尘土”、“及第多年，未离一尉”、“厶弃耕郑国，嗜学邹乡”、“卑吏S从苦学，得继弓裘”、“出身已近廿年，人仕才经一两仕”、“偶随常调于铨衡，遂忝微官于宰邑”，知作者可能曾是在山东孔孟之乡求过学的儒生，进士或明经及第，但多年来仕途不顺，因此对仕宦之道看得极重，对上级长官也极尽哀求逢迎之能事。就书仪所道，其身份仅为地方一县令是可以无疑的。
但是，关于书仪的年代如核诸其中史事却不无疑问。该件录文第71-74行有：
伏惟么官风云间气，鸾凤殊姿；谦谦有君子之岁寒，耿耿禀大贤人之节操。分忧元市，能稗政事于万机；力副梁王，并掌繁难于四镇。尚留藩屏，未驾朱轮；始期作镇山河，岂止（竹）符治受书的“厶官”是“力副梁王，并掌繁难于四镇”，“终期作镇山河，岂止(竹)符治郡”的州刺史级官吏。这个“梁王”和“四镇”，依据唐五代史料，则非朱全忠莫属。
《资治通鉴》卷262昭宗天复元年(901)：
朱全忠奏乞除河中节度使，而讽吏民请己为帅五月）癸卯，以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
同书卷264天复三年：
(二月）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帅，进爵梁王。
朱全忠进封梁王的时间，《旧唐书》卷20上《昭宗纪》和《旧五代史》卷2《梁太祖纪》或记作天复元年。又《日史》同卷记天佑二年(905)十一月辛巳，复改封魏王。是朱全忠以梁王领四镇，不早于天复元或三年；而在天佑二年之前。作者编书仪若在后唐，则此信为朱梁事，应有避忌而删去，为何尚要保留如此宣颂之辞呢？
更应予以分析的是书仪录文第35行下致太保的一封书状。辞称：
右A今月A日得状探史佶状报，伏审太保天使到州，荣加宠命，伏惟庆慰。卑吏忝伏事阶墀，下情无任跃。太保官荣二品，位重三公，赤心匡辅于吾君，竭节保存于宗社。左擒右纵，勋高于汉代陈平；拓土尽疆，功盖于秦朝白起。故得编加渥泽，曲被皇恩；重驱斧钺于尧都，再受丝纶于晋国。奸豪摄(慑）怯，推心禀廉兰（蔺）之威，疲瘵讴歌，鼓腹贺龚黄之化。伫见追还龙节，入拜凤池，长为梁栋之材，永作股胲之任。
此书状，赵和平据“尧都”、“晋国”等词，认为“太保”是“在唐代河东道辖区的太原府作节度使的”。此推断或者不错。但是，这位太保是哪一位节度使呢？从书中得之，他其时不但官荣二品，位重三公，而且还是“入拜凤池，长为梁栋之材，永作股肱之任”了。凤池者，是唐代对中书省的美称人拜凤池”，按此太保之身份，是无异说已拜为中书令了。那么，谁是这位太保兼中书令呢？联系书中“左擒右纵，勋高于汉代陈平，拓土尽疆，功盖于秦朝白起”，则知此人势必是创有非凡业绩者。
而如将“伫见追还龙节”与“故得编加渥泽，曲被皇恩，重驱斧钺于尧都，再受丝纶于晋国”等语相对研之，便可发现其中还另有深意。首先，“重驱”、“再受”是指两次重复而非一次，所以“追还”者，还是指节度节钺罢而复归。其次，“重驱斧钺于尧都”固然可认为是因重授节钺而还河东，但“再受丝纶于晋国”者却并非仅指节度官告。因“丝纶”一语在唐朝常常是指封爵而非官告。例如P.3931书仪中指册命蕃王之事即有“先皇特降王臣，显颁册礼；雨露之恩尚湿，丝纶之诏犹新”之语。因此“丝纶”与“晋国”合观，只能是指封于“晋国”，也即爵封晋国公。查唐末被封为晋国公者，惟有二人，其一即统帅军队镇压黄巢的王铎，其二则是身为后唐开国之父的李克用。
查《新唐书》卷185《王铎传》，“乾符六年，贼破江陵，宋威无功，诸将观望不进，天下大震。朝廷议置统帅，铎因请自率诸将督群道，帝即以铎为侍中、荆南节度使、诸道行营统帅，封晋国公”。王铎后因败贬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僖宗人蜀，拜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复以太子太保平章事。至中和二年，乃以检校司徒、中书令为义成节度使。王铎曾任太子太保，封晋国公，复拜中书令，但他的中书令只是官职提升，并非因“追还龙节，入拜凤池”，又据《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下》，王铎以义成军节度兼滑州刺史、郑滑观察处置使，与“尧都”无关。故作为受书人的可能性似不大。
但李克用的情况似有不同。《旧五代史》卷25《武皇纪上）称：“中和三年(883)七月，晋国公王铎承制授武皇东北面行营都统”，进收京师。“七月，天子授武皇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仆射，河东节度使”。《旧唐书僖宗纪）也记同年五月，以李克用“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李克用以平黄巢功封河东节度使，这可以认为是他一人“亮都”。
此后朝廷因宰相张睿之谋讨李克用，旧纪复记大顺元年(890)六月，“天子削夺武皇宫爵”。同年十二月，李克用上表诉冤，左仆射韦昭度等议“克用在身官爵，并请却还，依前编入属籍”，制从之。二年“二月辛巳，李克用复检校太师、中书令、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此可称是二入尧都。且官爵均复，亦可称是“再授丝纶于晋国”。所谓“追还龙节，入拜凤池”正其事也。李克用本为世居唐朝代北边陲的沙陀。曾与土浑赫连铎战争蔚朔之地，后率沙陀及鞑靼降唐，并为唐降黄巢，故如说其“拓土尽疆”、“赤心匡辅”并不算过誉。朝廷曾赐其父国昌姓李氏，故复官爵后又有“依前编入属籍”之说。而品味李克用的这些曲折经历，与“编加渥泽，曲被皇恩”看来也是相合的。
惟一不符的是信中称“太保”，而史料记载其复官时是检校太师。然此其或史料有误记或失记，姑存疑也。又克用曾授行营都统之职，复爵后，乾宁中更“进太师，兼中书令，邠宁四面行营都统”，都统即元帅职，联系另一书有“元帅令公”之称，书仪作者既是太原节度下的属官，则此元帅令公不是李从荣而是李克用也是说得通的。
故此王铎与李克用相比，李克用更符合受书者的身份。如所推不误，则此通书状的年代应在大顺二年(891)前后，这与前述“力副梁王，并掌繁难于四镇”的时间也是相近的。这就是说，此件书仪所载书状，多是唐末而非后唐o唐末是强藩争霸的乱世，儒士若求作官，不能不纷纷投靠诸雄以寻求庇护，唯其如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朱梁与李克用会同时出现于一件书仪中。
然如书仪所涉事多为唐末，则如何解释前所云“去冬又之京洛”之“京洛”语呢？《新唐书）卷十《昭宗纪》略曰：
(天佑元年正月）戊午，全忠迁都唐都于洛阳。（闰四月）甲辰，至自两都，享于太庙。乙巳，大赦，改元。
《旧唐书）卷20上同纪、《旧五代史）卷25《武皇纪下》同记此事，由是知自天佑元年至四年朱全忠迫唐帝禅位之前，唐都应在洛阳。故称“京洛”未必是指在后唐。
不易解释的只是此书仪出现的避讳问题。避讳与立宗庙有关。唐代后期宗庙常为九世十一室，凡有新皇即位，则其神主便依昭穆次序相次迁拊，而保持此一常数。根据“亲尽则毁”的原则，凡迁出之主例不再讳。但是太祖(虎）、高祖(渊）、太宗(世民)三代为永祧不迁之主。所以，虎、渊、世民等字终唐之世始终应讳。此卷避讳仅避“民”而不避“虎”字，确不合唐法，而比较符合后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书仪史事在唐代而避讳却不符的情况呢？我认为一种可能是作者整理和汇集这些书状的时代较后，且虽在后唐本人却已远离政治中心，故不讳朱梁事。另一种可能是原作与抄件不是一个时代，原作作于唐末，而抄件则在后唐，且在敦煌地区，故能保持唐末史事风貌。然此两种解释或均未稳妥，故提出质疑，以待识者正之。
2.S.1725V
敦煌S.1725残卷的正面，是一件综合性的吉凶书仪。内有较详细的婚丧礼俗制度。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据其“礼及令”部分所载假宁令与开元假宁令相同，而该卷期字不讳的情况，断此卷应撰成于玄宗当皇帝的开元年代以前。谭蝉雪认为，其中丧服制反映的是初唐旧礼，姜伯勤也提出，该卷的“礼及令”体现了高宗显庆礼“其文杂以式令”的特色，从而肯定了此卷在开元以前。
S.1725的背面有两部分内容，前部为《释奠文》、《祭社文）、(祭雨师文）、《祭风伯文》的几件祭祀文程式和祭祀所用器物、人夫，以及一件对祭祀器物加以说明的“刘智刚牒”。另一部分则是倒书的书启。这部分书启现存8首，共35行。题目为《诸起居启》、《贺加官启》、《贺至岁启）、《贺破贼启）、《蒙奏改官及与上考不许谢启》、《蒙与物谢启）、《牧宰初授百姓故旧及名位相亚者起居启）、《有疾及马坠损起居启）等。从内容及字体看不出与前部祭文及卷子正面书仪有何关系。但自第一首书札第一行“名启”下注“至万福，与前启同”知道，这首书启前还有其它书札。赵和平认为从八首启文的内容来看，似表现了唐安史乱前中央政府对各地官吏有绝对影响的事实。如《贺加官启》云伏承天恩加荣命；《贺破贼启）云伏承奏宣圣德，克震戎威蒙奏改官及与上考不许谢启云伏奉某月日敕，改授某官等，均显示了皇帝对臣下的影响”。因此他提出此件书仪“反映的是八世纪中期以前的情况，即可能撰成于八世纪中期，约略和杜友晋书仪同时或稍早”。此外，还根据写本有省略语较多的情况，认为它可能是属于《书仪镜》一类的简本。
但是，书仪的年代与性质是否如赵和平所说呢？仔细分析这个写卷的内容，我们可发现，八首书启中，虽然有几首提到“天恩”、“圣德”，但是致书的对象没有一首是皇帝或朝廷，而是全部上于上司、长官。例如第一《诸起居启）原文如下：
名启：“(注：至万福，与前启同）名卑守有限，末由拜伏，下情无任驰恋。谨因（注；已下依前启）内“名卑守有限”、“下情无任驰恋”，明显是下级问候上级的习用语。第二首《贺加官启）所说“天恩加荣命，下情无任庆跃。名卑守有限，不获随例拜贺，伏增战惧”清楚地说明其意在贺长官被皇帝提升。第三首《贺至岁启》的“伏惟某官公膺时纳佑”一语，同样说明了受书人地位远较自己为高。第四首《贺破贼启）是庆祝长官在“奉宣圣德”之下“克震戎威”。第五《蒙奏改官与上考不许谢启）虽说明是奉敕改授或蒙注上考，但“感戴”的却是“推荐”、“超奖”自己的“恩造”。“恩造”是荐拔自己、于己有恩的上司长官，同样不是皇帝和朝廷。至于第六至第八首的《蒙与物谢启）、《牧宰初授百姓故旧及名位相亚者起居启》、《有疾及马坠损起居启）也从书题到用语，无一不透露了“下级对上级(或百姓对长官广的这样一种关系。由此可见，书仪所推崇和宣扬的主要不是皇帝朝廷的天威圣德，而是长官对属下的恩惠，和属下对长官的恭顺、惧服、焰敬。特别是，所谓破贼、牧守初授，至少是指州刺史一类官员，而“蒙奏改官”、“超次上考”更是只有节度观察等使才能有的权力。所以，与其说书仪反映了地方对中央的臣服，不如说是表现出地方长官职权之盛，而这种倩况，显然不会出现于安史之乱以前。我们将在下面说明，本件书仪的内容所具，事实上是晚唐五代官场往来书仪的共同特点。
可以对书仪年代作补充说明的还有书仪所用的贺节习语。该件书仪第二首《贺至岁启》云：
名启：晷运推移，日南长至。岁云，元正训祚，万物唯新。伏惟某官公膺时纳佑，罄无不宜。名卑守有限，不获随例拜庆，下情无任战惧。（注：无职任云，名不获拜庆，下情无任驰恋。以下与贺官启同）注文中的“以下与贺官启同”是指下面还要附上“谨遣某官姓名位谨附启不宣谨启”的结语。
对照赵和平同书录S.6537V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寮属起居第六》有《贺正冬启》云：
某启：元正启拃，万物唯新，冬至云晷运推移，曰南长至。伏惟官位膺时纳佑，启（罄）无不宜。某乙限以卑守，不获随例拜贺，下情无任惶惧。谨奉启不宣。谨启某月日具官衔姓名启。
可知它们在内容、形式及用语方面均大体相似。而更重要的是郑氏书仪在其序言中曾提到又观夫，冬至云[晷]运环周，今改云晷运推移也。
这也就是说，将冬至贺语的“晷运环周”改作“晷运推移”是自郑余庆作仪始。郑氏书仪作于元和六年(从赵和平考)。赵和平同志曾据此点证P.3900书仪中出现的“晷运环周”语是在唐前期，且指出无论是大中时期的张敖《吉的书仪》还是五代时佚名的《新集书仪》，冬至用语都是“晷运推移”。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P.1725V的书仪是作于元和六年以后的唐后期五代呢？我想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二、官场酬应书仪的扩大及相关类型与制作
1.吉凶书仪中的官场往来文范
以上两件书仪时代或皆属唐代后期五代，然制作方式却显然并不完全一致。S.078V看得出是将实寄过的书信汇集而成，只不过是隐去了作者及收书人的真实姓名。而S.1725V则是完全规范、抽象的书仪制作，无具体收书人和致书人，是符合书信格式使用要求的范文。相比之下，前者更像是文集，而后者才更符合书仪制作的本来用意。但就内容而言，两者颇为相似，即均不出官场中求官求迁、候问长官僚属起居寒温及谢贺启状等范围。因此S.1725V和S.078V同样都应归入“表状笺启类书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