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状笺启类书仪是赵和平总结敦煌典籍中，除了吉凶书仪和朋友书仪外，所见第三大类书仪。此类书仪归类得名因其所用官文形式。据赵和平指出，它们“既包含公务往来的表、状、笺、启，也包含朋友往来的书、启，又增加了榜子、朝见及公务往来的口头用语等，略去了吉凶书仪中门风礼教、节庆仪规等内容，是一种专门适用于公私往来应酬的文范或手册”。但笔者以为，此类书仪既是以公文形式，又是按照官场等级、仪制操作、演示的官私信函，所以若称之为表状笺启类书仪固无不可，而如从其内容出发，此处姑将之称为官场酬应、官场往来书仪，或简名为“官场书仪”似乎更能切合本质。
官场往来或官场酬应书仪在唐五代并不都是单独存在的，特别是在唐前期，敦煌所见《朋友书仪》，与之并无共性。朋友书仪重在写情物景致，风花雪月，离愁别苦，游子思乡；其意不在官场职事。但是在开、天以后的《吉凶书仪》中，这类内容却已逐渐出现。如将敦煌写本中题为杜友晋撰的《吉凶书仪》(P.3442)、《新定书仪镜》(P3637)和不知撰人名的《书仪镜》(S.329S，361)三件书仪相比，便可发现其中内容特点的变化。
按照书仪的书体规格，《吉凶书仪》年代在另两件书仪之前是可以推断的。这一点前人也已有定论气从今存残卷来看，《吉凶书仪》的主要对象是内外族亲属。如其内有《四海吉书仪》五首：《与极尊书》、《与稍尊书》、《与平怀书》、《与稍卑书》、《与卑者书》。《与极尊书》注致书对象是“同居继父、父之挚友、疏居属长、见(现)艺师、姑夫姨夫、族祖族叔”。《与稍尊书》注对象是“谓己所事，或官位若高、姊夫妻兄”，其中并无长官及亲友尊长的特殊区别。可见其“四海”者并非注重官场内容。惟一和朝廷仪节有关的是此类书仪内有《表凶仪一十一首》及《启凶仪四首》。表名为《国哀奉慰嗣皇帝表》、《山陵毕卒哭濬庙奉慰表》、《国哀大小祥除奉慰表》、《皇后丧奉慰表》、《皇太子丧奉慰表》、《皇后遭父母丧奉慰表》、《皇期亲丧奉慰表》、《百官遭忧奉答敕慰表》、《百官期亲丧奉答敕慰表》、《百官谢父母丧蒙赠表》、《百官谢期亲丧蒙赠表》，内容皆为皇帝与群臣遭丧相互慰问及群臣谢慰赠表仪，此类表当属据开元五礼丧服规定应上的“笺表”，是专给皇帝的；启名为《皇后丧慰皇太子启》、《皇太子有期亲丧奉慰启》、《百官遭忧奉答令启》，《百官有期亲丧奉答令启》对象是太子亲王公主，亦属朝廷仪制，非属官场往来性质。其见于前期书仪还有R3900，赵和平定为《武则天时期的一种书仪》，其书仪内有《笺表第二》，名为《庆正冬表》、《庆平贼表》、《庆封禅表》、《庆赦表》等，亦属礼仪规定的笺表内容。可见唐前期如有官场应用礼仪，其对象也主要是皇帝。
但是年代略后的《新定书仪镜》即有所不同了。此书仪虽似乎仍以内外族吉凶书仪为主，并包括一定数量的朋友间往来书仪，如《屈燕书》、《借马书》、《遗物书》、《求物书》、《问马坠书》、《问疾书》、《霖雨书》、《雪中书》、《召激魏书》等；但除此外，此卷还出现了诸如《重贺官书》、《贺正冬启》、《贺平贼书》、《贺及弟(第)书》、《贺加官表(书)》、《贺雨书》、《喜晴书》等一类总题为《四海庆贺书题》的吉书仪。其虽注明“内外族同”，但其中明显已以官场往来为主。与此相应，凶书仪中也已有了“吊起服从政”（即年谓夺情复官)之类的内容。
变化更大的是《书仪镜》，这件书仪作者不详，而其内容虽有部分(主要是内外族吉凶书仪)同于《新定书仪镜》，却增加了许多后者没有的东西。诚如论者所指出，此件书仪中称为“四海”者最多。如《贺四海加官秩书题》、《贺四海婚嫁书》、《贺四海男女婚姻书》、《嘱四海求事意书》、《吊四海遭兄弟丧书》、《吊四海遭妻子丧书》、《四海奴婢亡书》、《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和《四海书题》等。这个“四海”的表面含义虽然还包括朋友亲属，但不可否认的是，内中如《贺四海加官秩书题》等已是完全的官场迎贺问慰。更值得注意的是《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全部是任职边疆的官吏间的往来书信，由于其中有“马麟”及平勃律事件出现，故荣新江曾推断它是一件“安西书仪”，且时代应在天宝中、后期(5)。而与此相应，是《四海书题》中有“重书”、“次重书”两种书信的不同规格。“重书”对象指明是“相国、左右丞相、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六尚书、三公九卿、节度使、太守”，也即是给官位隆重者，“次重书”的收书人及署名人也同样说明是在官吏之间。因此，“四海”的真正含义已从主要是朋友(包栝各地亲属长辈）向着官场的范围过渡。它所体现的已经是官本位之下，具有一定政治利益的社会关系。
唐代后期，在吉因书仪中所反映的这些官场往还痕迹仍然十分明显。可以注意到的是，杜友晋《吉凶书仪》中出现的因凶事臣下上皇帝的奉慰表及答敕慰表等在上两件书仪均已不见。但是在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朝廷仪制重又被突出。其书仪序目内有《年叙凡例第一》、《节候赏物第二》、《公移平阙[式]第三》、《祠部新式第四》、《诸色笺表第五》，就该件所记这些内容看，它们显然都是以朝廷令式和皇帝为中心的但与此同时，这件书仪也有《寮属起居第六》及《典吏(史)起居第七》的内容。说明一方面朝廷威望得到推崇，另一方面僚属对长官的礼仪也得到明确规定。元和之际朝廷有着裁抑藩镇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种种努力，但藩镇体制和地方势力的强大又是不能不面对的事实。书仪的两种规定正是应和上述政治现实的需要。
晚唐五代吉凶书仪在表现官场酬应方面继承发展了上述书仪的特点。PJ646唐大中张敖《新集吉凶书仪》自称是在《元和新定书仪》基础上“采其的要，编其吉凶”而成。但他编撰的书仪已无上于皇帝的笺表，而只保留了僚属上于长官的启状部分。并且，这部分也从郑氏书仪原来只有《起居启》、《贺正冬启》、《贺人改官启及加(加)阶[启]》等增加为《起居启、寮属起居启状等》、《贺止(正)冬启》、《贺改官启》、《起居状》、《贺正献物状》、《贺端午献物状》、《谢赐物状》、《谢蒙问疾并赐药物状》、《边城职事遇疾乞替状》、《蒙补职事谢语》、《天使及宣慰使并敕书到贺语》等大量启状，及《贺四海朝友加官语》、《四海平怀参慰语并书跋》等类似前揭《书仪镜》的“四海”书题。同样，时代更晚些的《新集书仪》(见P.3691)也有诸如《官寮起居启状》、《贺正献物状》、《端午献物状》、《[冬至]献物状》、《边镇献土仪物状》、《相亚之类谢状》及《边城职事遇疾乞替[状]》等大同小异的名目。这类启状对象由于是从“上司”、“长官”到“四海朝友”，并是以前者为主，所以明显地脱离了“朋友”氛围，而充满着下属恭礼上级和官场内相互逢迎的特色。这除了说明围绕求官求职，官场往来已成为唐人生活主导之外，更说明唐后期在中央日弱、藩镇权力日强形势下，地方长官对僚属的任用支配增强，而地方的政治生活也围绕节度使府为中心以展开。这不但是边镇敦煌一地的特色，也是唐后五代官吏生活的一个共同点。
2.专门的官场往来文仪及其实用性
在吉凶书仪中巳出现大量官场往来文范的同时，有一个趋势是值得注意的，这便是此类官文书范已被逐渐集中而独立化，如S.078V和S.1725V便是其中范例。业已发现的此类书仪年代均在晚唐五代，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收录有多件。
如前所述，此类书仪的制作方式不尽相同，有些是实用过的书信集成，有些则是依照某种模式和习语制作的标准书范，规模大小、具体对象场合亦不一致(有些甚至仅是口头用语而非书写形式），但作为官场酬应、交往及应对各种官仪程式、处理各种政务关系的性质则万变不离其宗。因此，它们与主要以家族为中心，以婚丧礼仪为重点的吉凶书仪及表现朋友情谊的朋友书仪主旨有别。而从某些具体实例看，即或此类书仪间有吸收吉凶书仪与朋友书仪特点者，也只是作为陪衬。如赵和平定名为后唐《灵武节度使表状集》的P.3931卷书仪，内有朋友书仪常见的十二月景致用语，然而细研其中如“伏惟尚书德冠标时，功名间代”、“伏惟厶官望美官常，德光圣廿(世)”之类的内容，便知不过是按月起居的贺官仪。又如S.4394书仪分两部分，其一部分称为书题样，内有上大官的“大人书启”和给父、父母、贱者的书启封题，第二部分则完全是贺冬、贺正、贺端午上大官的“别纸本”，其以官场实用为主的性质也与前述吉凶书仪完全不是一回事。
与综合性的吉凶书仪相比，此类专门的官场书仪针对性更强。由于某些书仪本身就是实用过的表状书启合集，所以取材现成，真实生动，便于模仿。而如果说我们从前揭《书仪镜》“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中已看到开天之际因边境战争频繁骤增的将士来往书信及书仪制作趋势，那么后来的这类专集便更加证明了唐五代藩镇体制下对此种书仪形式的追求。并且与前期吉凶书仪、朋友书仪制作者多为大族名士不同，此类文集往往出自幕僚之手。这是因为中唐以后，随着中央、地方关系的复杂化，及彼此间政务往来的需要，所谓“朝廷章奏，临道书檄”之作不但应运而生，也成为节镇“掌书记”的专职。韩愈《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曾就此而论曰：
书记之任亦难矣。元戎整齐三军之士，统理所部之氓，以镇守邦国，赞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与宾客四邻交。其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凡文辞这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
掌书记之“文辞”既涉及诸多方面而如此重要，故亦被视为“节度之喉舌”。
而唐后期的文才之士便多有任掌书记之历史，且自地方升至中央，由掌书记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以至执掌中朝重权。唐后期宰相如杨炎、令狐楚、李德裕等即是其中的代表《g)。这种情况发展至晚唐五代，就不仅是中央人才多自藩镇出，而且藩镇竞相延聘、争夺人才的情况亦日趋激烈，尤其是唐末动乱之后。其如《旧五代史》卷60《李袭吉传》所说：
自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竟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袭吉齐名于时。
形成以上状况虽有过程，但表笺书檄之作及相关掌记人才为时势所需却可见一斑。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这类“表状笺启”书仪文集都产生于晚唐五代。敦煌的表状文集亦不例外。其中如着名的刘邺《甘棠集》(P.4093)便是这类“唐季掌书记家之遗文”之一刘邺任官自藩镇掌记至朝廷宰相，该书仪文集的前三卷便多是他在被辟为摄陕州参军充观察巡官后，代陕虢观察使所作上皇帝及中书门下表状，及给宰相、仆射、御史大夫、翰林承旨、中书舍人、中尉、枢密等朝廷权要和各藩镇节度使的书启。第四卷为本人大中四年自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后，给皇帝、宰相和朝廷僚友表状书启等。刘邺之《甘棠集》，较多地反映了藩镇(陕虢)所极力维持的朝廷和藩镇关系，某种程度正是所谓“朝廷表状、临道书檄”的代表。类似性质的还有如“乡贡进士郁知言”的《记室备要》（P.3723)与“相州马判官”本的《新集杂别纸》（P.4092)。前者是为“护军常侍太原王公”所作，由于“护军常侍”即宦官节度监军，所以书仪的对象也是应和监军的需要。其中既有着属于南衙系统的太师、宰相乃至诸司要职及节度刺史以下的内外百官，也有着属于北司系统而为其它书仪所很少反映的宦官诸司诸使。后者的收书人是围绕相州节度使及后唐统治区域洛京、魏府及磁、邢、铭、镇、齐等州的官员，它所反映的是后唐时代地方节镇刺史及高级僚属所要应对的地域范围及官场往还圈。在这两件书仪之外，致书对象比较明确而值得提到的还有P.2537V，被拟名为《灵武节度使书状集》的一件书仪。这件书仪中收书人除了“沙州令公”外，又有如“前袁州司徒”、“西京太傅”、“青州侍中”一类给诸道节度及“朝要”的名目o以上书仪文集在反映唐五代朝廷、藩镇彼此间政务关系方面可谓是具代表性的，但唐五代藩镇体制下的政治关系毕竟是错综复杂而多元化的。正像韩愈已指出的，藩镇除了“赞天子施教化”和“外与宾客四邻交”之外，又有“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之事。这就涉及到藩镇内部乃至所属州、县各级机构之中僚属与长吏的关系问题。在上述一些书仪中，已有此方面的内容。例如《甘棠集》中，即有刘邺作为观察官给使主高少逸及同院僚属的几件书启。《新集杂别纸》中亦不乏见到有如《不赴打猎状》、《打猎(迎)司空状》、《冬节司徒请不到衙》、《出孝送物》、《私忌回书》等明显属于僚属给长官(使主)的书状。以《私忌回书》为例：
伏奉荣示，以月旦合申陈慰，不令专候门墙。既承雅怀，敢不遵禀，谨伏状陈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