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自1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龟兹回鹡中约活动于敦煌西南苏干湖(唐宋时期名西同海)一带的一支，又以“沙州回鹡”之名出现于史籍之中气龟兹回鹘的首领与宋朝天子以甥舅相称，贡使不断。正为此，沙州回鹣与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之间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的大量资料证明，回鹘人不仅取汉姓，学习并使用汉语文，吸收了不少汉文化成分，且与汉人互相通婚。就连向宋朝派遣的使节都结伴同行。例如：
[天圣九年(1031)正月]己未，龟兹国、沙州并遣使贡方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另(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四亦栽此事，且较详）[景佑四年(1037年）]正月九日，电兹国遣使李延责贡花蕊布、褐、乳香、病砂、玉彳过、独冷驼、马。沙州遣使剁杨管盖靡是贡玉、牛黄、棋子、绿黑皮、花蕊布、琥珀、乳香、病砂、拾桐、黄矾、名马。（《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五，又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皇佑四年（1052年)正月癸已，电兹国、沙州并遣使贡物。（《群书考索后集）卷64)上引第二条史料不仅表明“龟兹国”朝贡者与沙州朝贡者属同一使团，而且是以“龟兹国”为主。就连沙州贡使也属于少数民族。
沙州归义军政权甚至于还与沙州回称联合，共派一个朝贡使团。例如：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闰三月二十六日，甘、沙回鹡遣使裴溢的名似等来贡橐驼、名马、着期、琥珀、良玉。（《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元忠卒。三月，其子延禄遣使裴溢的名似四人来贡玉圭、玉碗、玉、波斯宝毡、安西细毡、葺褐、斜褐、毛罗、金星矾石等。（同上书《蕃夷五）之一）从使者同为“裴溢的名似”判断，所记无疑是同一使团。至于“三月”与“闰三月”之别，则当是某一条误记(疑“三月”前漏一“闰”字)所至。两条所列的不同贡品名色正表明分别出自不同的贡主。
以上史料所记载的朝贡时间，按先后顺序排列，分别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天圣九年”(1031年)、“景佑四年”(1037年)和“皇佑四年”（1052年)。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自公元980年至公元1052年的72年间，龟兹回鹘与沙州汉人政权一直是同时并存且和睦相处的两个政权。
有的研究者认为，从U世纪初开始，沙州已“为回鹘的天下”，“处于回鹘包围之中而又弧立无援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就不得不接受回鹘人的控制。到曹贤顺统治期间，瓜、沙归义军干脆就被称作沙州回鹘了”，“回鹡人确在当时已成为瓜、沙一带的实际主宰”气这一论点的依据源于以下两条史料：
开泰三年（1014年)夏四月，沙州回鹘曹（贤)顺遣使来贡。(《辽史》卷15《圣宗纪）)开泰九年（1020年)七月，辽遣使踢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贤）顺衣物。九月，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贤)顾遣使来贡。（《辽史》卷16《圣宗纪）)参照上文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条史料均不能作为沙州已为回鹘人控制的论据。也即是说，在“沙州回鹘，与“曹(贤)顺”和“沙州回鹌”与“敦煌郡王曹(贤)顺”之间应标一顿号，其二者之间应为并列关系，属联合词组而非偏正词组。
沙州曹氏政权自曹宗寿谋杀叔父节度使曹延禄和节度副使曹延瑞，篡夺归义军大权后，甘州回鹘便与沙州关系失和。曹宗寿及其儿子曹贤顺不得不采取近拒远交的策略，同位于甘州回鹘背后的辽国保持友好关系。不但与辽国有过多次贡使往来，就连曹贤顺本人也曾于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冬亲赴辽京活动。辽亦派兵至沙州接应。甘州方面更对此事十分敏感，于当年12月立即上表宋朝告状，请求制止沙、辽勾结。表云契丹即日多益兵马于沙州往来，未知何计使？即目断绝贫此后，辽朝还于开泰八年(1019年)遣韩横至沙州封贤顺为敦煌郡王。曹贤顺受封一事以及甘州方面对沙、辽关系的反应亦表明，沙州曹氏为一独立的政权。
宋景佑三年(1036年)十二月，西夏元昊“举兵攻回鹘，陷瓜、沙、肃三州”。据前引龟兹国与沙州于景佑四年正月九日共同遣使人贡的情况来看，西夏兵当年便被龟兹回鹘和沙州军民逐出。不仅如此，龟兹回鹘游牧于沙州地区的部落首领还主动于康定元年（1040年)上书宋朝，表示愿出兵协助宋朝讨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载庆历元年四月甲申，徙秦凤都部署、知秦州、定国（军）留后曹琼为陕西副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副使……琮欲诱吐蕃犄角图贼(指西夏——引者），得西州旧贾，使谕意。而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上善琮策，故使副(陈)执中，寻加步军副都指挥使。”原注琼本传载此二事皆不得其时，今附见之，更须考之。除步军副帅乃五月己巳，今附见。”由上文通过途经沙州的“西州旧贾”传送信息，而“沙州镇国王子”随即做出反应的记述观之，以沙州镇国王子为首的沙州回鹘亦当属龟兹回鹘的一支。
据李焘原注可知，“沙州镇国王子”上书的确切时间大致在庆历元年即康定二年（1041年）四月之前不久。这位“沙州镇国王子”当即是其后不久便出现于史籍的“沙州北亭可汗”。敦煌出土的第40号(B)回鸦文文献中亦见有相关的名称，作eltutmisalpqutluquIukbilgeUjKurTeqriUjKurxan(镇国英雄，幸福、伟大、窨智的回鹘天神，回鹘汗)。另，在敦煌遗书Or.8212-116(第16号文献）中，亦出现了teqriellikUjKurxan(天王回鹘汗）的称谓，但目前尚难断定与前者所指是否为同一人。因为头衔中包含有eltutmYs(镇国）的题记还见于伯孜克里克第19窟、高昌遗址和北庭佛寺等处。由此看来，“dtutmfc(镇国)”也很可能为回鹘可汗(亦可能还包括回鹘贵族)头衔中习用的尊号形式。故而，森安孝夫强调没有任何根据把P.3049里的镇国与沙州镇国王子联系在一起。”亦不无道理。
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五》和同书《蕃夷七》的记载，康定二年(1041年）十月十五日和庆历二年（1042年)二月，有沙州北亭可汗者两次入贡于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景佑三年十二月辛未条李焘注云：“《聚米图经》谓元昊既屠牦牛城，筑凡川会，诱胁桷氏诸部首豪厮啰二子猜沮，徙哩沁城，元昊无吐蕃之患，始再举兵攻回鹘，陷瓜、沙、肃三州。”《聚米图经》指北宋康定二年（1041年)赵珣所撰《陕西聚米图经》。此书已佚。当时人记当时事，其可靠性当不容怀疑。也即是说，元昊第二次陷沙州后不久，复被沙州民汉军民逐出。显然，“沙州镇国王子”在这次战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颇得其父汗即领辖若羌以东至柴达木盆地诸部落的大可汗(禄胜？)的赏识，故而于当年夏秋季便被委任为北部小可汗，领辖游牧于沙州地区的回鹘部落。
谓“沙州北亭可汗”为龟兹回鹘之北庭小可汗虽无直接的史料依据，但也并非凭空想象，至少可列出以下三条间接论据：
(一)据前弓I《宋会要辑稿蕃夷四龟兹》等史料所称龟兹回鹘之辖境观之，沙州回鹘必在其辖境之内，为其属部。又，史籍中前有“沙州镇国王子”之称，既称王子，则当为可汗之子，亦即“特勤”（Tegin)，亦表明其所领沙州回鹘为龟兹回鹘属部。其可汗当非龟兹回鹘之可汗莫属。
(二)“北亭”也即是“北庭”。藤枝晃、安部健夫、间崎精郎、森安孝夫、钱伯泉等学者均持此说，但上述学者同时又将此“北亭”等同于天山北麓之北庭(Besbahq，今吉木萨尔境内）了。笔者认为，此“北亭”与彼“北庭”之语源、语义相同，但二者所指却并不相同。此“北亭”实则是指龟兹回鹘集团设于沙州地区的汗庭，是相对龟兹回鹘大可汗的汗庭而言的——因位于其北而得名。
分大小可汗分治两地，为乌古斯部族的旧制，东西突厥、喀喇汗王朝莫不如此。而前庭(南庭）、后庭(北庭)之分亦是其传统，远的如乌孙(车师)的前部(前庭，前廷，南庭）、后部(后庭，后廷，北庭），西突厥的南庭(南廷）、北庭(北廷）；近的如与其同时代的高昌(西州）回鹘王国的前庭(南庭）、后庭(北庭），喀喇汗王朝的南庭——OrduKent(设于喀什噶尔）和北庭——QuzOrdu(设于巴拉沙衮）等。汉语之“庭”、“廷”、“亭”实即为Qrdu的意译。（三)无论龟兹回鹘之可汗禄胜，或是沙州镇国王子即沙州北亭(庭)可汗均与宋通好，而与西夏为敌。前者曾有遣使宋廷，表示“愿朝廷命使统领，使得缚继迁恶党以献”之事；后者不仅上书表示“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且有抗击西夏之举，双方在对待宋朝和西夏态度上的一致性，表明两家关系亲密。
据以上三条，笔者认为或可认为“沙州北亭可汗”为龟兹回鹘之北庭小可汗，沙州回鹘为龟兹回鹘的一支。鉴此，笔者赞同关于西夏统治瓜沙地区始于治平四年(1067年)的说法，而不同意日本学者沙州回鹘为西州回鹘一支的说法。
四、裕固族的族源构成
蒙元时期，“黄头回鹘”即龟兹回鹘又以“撒里畏吾”、“撒里畏兀”、“萨里辉和尔”等纯音译名称见诸于史籍。元初于其地设“曲先塔林都元帅府”领辖(“曲先”亦即“龟兹”，为Kysen-词的音译），大德八年(1304年)后为威武西宁王镇守之地。元朝后期，其民政则归甘肃行尚书省管理。
洪武三年(1370年），明于其地设曲先卫。七年，“分其地为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八年，又置安定、阿端二卫。15世纪后期，吐鲁番酋领阿力不断派兵南下，侵扰撒里畏兀儿地区。一部分撒里畏兀儿人被掳往吐鲁番。其主部则被迫东迁，移徙至柴达木盆地北缘、东缘及祁连山区。
成书于16世纪中期的《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称广在图伯特的北面和东面是鸭儿看、于阗、卡墙(车尔成）、罗布、怯台、撒里畏兀儿。其余是一片沙漠(rigistan)，其边界同中国的甘州和肃州接壤。”由此可看出，撒里畏兀儿当时已移徙至柴达木盆地北缘了。正为此，同书另一处说被派去攻打撒里畏吾儿的众异密在于阗和契丹之间的平原上行动了两个月之后，满载卤获物安全而归，但却根本没看到或听到任何有关异教徒的情况。”
嘉靖七年(1528年），侨居吐鲁番的曲先部众二千人在牙兰的率领下，投奔明朝。另“有帖木儿哥、土巴者，俱沙州番族……亦率其族属数千帐来归。边臣悉处之内地”。据《明史纪事本末》卷40记载，这一部分均被安置在白城山和金塔寺一带。
游牧于柴达木盆地北缘及东缘地区的撒里畏兀儿人后来大多融于当地的藏、汉、回等民族之中。居于祁连山北麓的一支，也有一部分融入当地的汉人之中，另一部分与甘州回鹘的一支及祁连山中的一支则共同构成了现代裕固族。
清代以来，在汉文史籍中，裕固族有“锡喇伟古儿”、“黄番”、“西喇古尔黄番”、“西喇古尔黑番”、“黄黄番”、“黑黄番”、“西喇古尔V锡喇维鹘”、“撒里维吾尔”、“亮呼儿”、“黄尧呼尔”、“黑尧呼尔”等多种名称。自1953年开始，根据裕固族人民的意愿，统一以“裕固”作为民族名称。
裕固族分别使用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和汉语等三种语言。据我国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全国裕固族人口共计10569人。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裕固族人口则增至12279人。其中操用汉语的主要居住在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前滩和酒泉县黄泥堡等地。
东部裕固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为居住在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部康乐区和皇城区北滩、东滩的裕固人所使用。据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操用东部裕固语的1982年为2808人。到1990年时，则为3194人。从历史上看，这一部分裕固人是明代随帖木儿哥、土巴东来的原属罕东左卫的“沙州番族”的后裔。若进一步上溯其源，则当是宋代的“草(黄)头鞑靼”和蒙元时入驻河西的蒙古部落。“草(黄)头鞑靼”被龟兹回鹘征服后，便一直以“沙州回鹘”之名活动于敦煌的西南苏干湖及南山一带，明代时被称为“帖里”。裕固族有一句俗话天下头目都姓安。”“安”是Andsan的省译。据东部裕固人从前的一个头目安贯布什加说；“头目姓安，系由于始祖名安扎(奄章），由安扎传至今日（解放初期），已世袭二十一代矣。”安扎也便是明罕东左卫首领“奄章”，《明会要）作“安扎”。
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为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部大河区、明花区的明海、莲花和皇城区金子滩、西城等地的裕固人所使用。据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操用西部裕固语的1982年为4623人。到1990年时，则为3693人，其人口数反而减少了，当是其中的一部分转用汉语所致。
从历史上看，这一部分裕固人分别是龟兹回鹡和甘州回鹘的后裔。至今，西部裕固人中尚保留有许多部落名称。例如：
(一)“贺朗格”，或作“贺那个”、“格勒克”，均为QlnTq的音译(河西走廊的汉语方言中，it、不分且均发音)。Qlnlq部落为着名的乌古斯部族24部落之一，亦是喀喇汗王朝的领导部落，故该部必属龟兹回鹘无疑。在裕固族婚礼曲中，有一首叙述历史故事的民歌，叫《遥答曲戈）。歌中说到古代裕固族中有两个汗：一称“增格斯汗”，一称“柯勒嘎汗”。“增格斯汗”当为ds如sxan的音译，而“柯勒嘎汗”则当是QlnTqxan的音译。前者为操用蒙古语族语言的人习用之名，后者则出自Qftiiq部落，表明该部落曾为龟兹回鹘的领导部落，恰与喀喇汗王朝的领导部落相同。由这两位可汗的名称亦可看出构成龟兹回鹘的两大支派——前者出自“草(黄)头鞑靼”，后者出自早期的龟兹回鹘。现源于该部的人均取音译姓氏为“葛(二)“卡勒柯裴盖”，此名见于上引裕固族婚礼曲《谣答曲戈），称作为四个“宰桑”之一的安家头目叫“卡勒柯裴盖梅录”。“卡勒柯裴盖”为QaraQalpaq的音译，意译为“黑帽子”。“梅录”为职官名Bujruq的音译。作为四个“宰桑”之一的QaraQalpaqBujruq之名能出现于裕固族婚礼曲《谣答曲戈）中，表明裕固族中亦含有其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