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离
吐蕃统治时期的僧官制度，学界曾有所研究，[，]笔者在研读文书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些问题，现对之再做一些探讨。
一、天下僧统触坚
在敦煌文书P.3699《祈愿文》有如下记载：
赞普永垂阐化。宰相尚起（乞）心儿，盐梅邦国。宰相尚结罗、论屈林热、论显勃藏弩悉荼位显南官。节儿监军福祚潜运，安详大乘，荣责日新，都督代天理物，助圣安人……康大郎天禄弥厚，宠寄曰增，三部落二判官繁祉斯集……国大德的盈律和上，愿莲花世界。天下僧统触坚，愿敷扬政术，镇遏玄门，本州教授，驾三车而诱物，惟我释门二教授大德之故法律藏积……u]
此文书中出现了吐蕃宰相尚乞心儿、节儿监军、都督、三部落二判官、国大德的盈律和上（尚）、天下僧统触坚、本州教授、释门二教授。竺沙雅章先生对此文书发表意见认为国大德是代表吐蕃佛教界的中央最高僧官吧！”“天下僧统，我们似也可从其职称，视之为中央僧官。”[3]
笔者以为国大德是吐蕃王廷授予高僧大德的称号，如着名僧人摩诃衍就被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授予国大德的称号，S.1438《沙州某都督文稿》所收吐蕃沙州都督某在给瓜州节度使的信中称在驿户进城杀害吐蕃官吏之时，都督“为国德在城，恐被伤害，某走报回避，誓同生死。”对于捉拿到的叛乱驿户，“并对大德摩诃衍推问，具申衙帐，并报瓜州。昨索贼、钉伽差官锢送讫。”⑷所以盈律和尚当是被吐蕃赞普授予国大德称号的又一名高僧。该文书中出现了三部落，三部落是指820年成立的阿骨萨、悉董萨部落和824年之后某年成立的悉宁宗部落，所以该文书的年代在824-848年之间。这一时期崇奉佛教的吐蕃赞普是赤祖德赞(815-838年），而郎达玛(838-842)则以灭佛着称，在他死后，二子争立，佛教不再被禁，有所恢复。所以该文书年代可进一步定在824-838年或842-848年。
至于天T僧统触坚，笔者以为此人当是吐蕃最高僧官~佛教宗师。吐蕃在赤松德赞时期模仿中原王朝的僧官制度在本土首设僧官制度，任命僧人为佛教宗师，吐蕃的佛教事务最先由桑耶寺第一任堪布天竺僧人寂户等人主管，后来又任命了出家人的寺院规范师和非正式门徒的规范师[5]。寂户去世后，赤松德赞委任拔塞囊（法名益希旺波）为吐蕃佛教之宗师（bcomldaimlaskyiring-lugs)，主持吐蕃佛教事务，据《贤者喜宴》记载：
关于莲花生出走及顿渐之诤的情况，《拔协》一书有栽：“……赞普降旨云：益希旺波具有神通，彼系我王臣属民之善知识，故其（所说）则同于佛教之所言，遂赐其会议室一处并委任其为世尊（佛教）之宗师（bcomldanvdaskyiringlugs)。继之，又颁布了佛教方面的命令，并赐予益希旺波以大金字告身，故其地位则在大尚论之上。随后，复献佛法之会议室，而此会议室（之规格）高于小会议室，为此则令佛法宗师益希旺波将大尚论之会议室建成小室。”[6]
这是吐蕃首次设立佛教宗师（bcomldanvdaskyiringlugs，亦即choskyiringlugst7j)，它是吐蕃佛教最髙僧官，赞普给其以崇高的地位和礼遇，常驻吐蕃王廷，地位在众臣之上，并且专门设置最髙规格的佛教会议室，供赞普与佛教宗师讨论处理佛教事务之用。这是吐蕃佛教在赞普扶植下迅速发展，剃度的僧人数量日益增多的产物，其时间在桑耶寺建成之后，顿渐之浄之前（约779-792)。《贤者喜宴》还记载了吐蕃政权对佛教宗师提供优厚给养的情况：
(拔协》有栽此后……每年每月供给佛教宗师。青稞七十五克（克系吐蕃计量单位，一克等于汉制二石。——笔者注），并以众多衣服作为利益之根本（赐予之），即（每年）每人一套衣服，香料酥油一千一百两、马一匹、纸四册（卷）、墨三锭、充足的食盐。”[]
立于赤松德赞时期的《噶迥寺建寺碑》则记载：
蕃地全境（人民）亦应学习正法，上起蕃地责胄上流，下至蕃地庶民黔首，其入解脱之门径，无论何时，永不阻塞，虔诚信奉之徒，悉令解脱。其中，有宿慧者，下诏任命为世尊之教法堪布（bcomldanvdaskyiringlugs)，堪布等人须遵行经教之一切仪轨。任命善知识讲授经藉并作主持。[9]
“世尊之教法堪布(bcomldanvdaskyiringlugs)”即吐蕃最髙僧官佛教宗师，该职最先由巴塞囊（益喜旺波）和巴贝央担任。[W]
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香堆区仁达乡丹玛山崖上的摩崖刻文记载：、猴年，夏，赞普墀德松赞之时，宣布比丘参加大盟会，踢给金告身以下的告身，唐蕃和谈始，参与和谈者为堪布廨尔益希央、比丘达洛塔德、甘南喀娘波；为了赞普之功德与众生之福泽，造此佛像，祈愿。
据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考证，猴年是指藏历阳木猴年，804年，这一年墀德松赞与唐德宗开始相互遣使进行和谈。[11]这里的堪布廓尔益希央就是804年前后的吐蕃佛教宗师，他负有重要使命，参加了唐蕃之间的和谈，此时是赤德松赞时期（798-815)。佛教宗师(或世尊之教法堪布)在敦煌文书中则称为天下僧统。
S.542v《戌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中：“开元寺车壹乘修仓载博一车，迎使一日，般沙十车安国修佛，送触坚二日。”[u]文书中的触坚当与P.3699《祈愿文》中的天下僧统触坚为同一人，由此可知天下僧统触坚还在818年到过敦煌，此时他有可能已经担任了吐蕃佛教宗师。触坚担任吐蕃佛教宗师——天下僧统的时间大约在818年一824年前后，在廓尔益希央之后。河西地区是吐蕃佛教胜地，吐蕃佛教宗师经常直接对该地僧团发布命令，如法藏敦煌吐蕃文文书P.t997号《瓜州榆林寺寺产帐》记载吐蕃子年瓜州榆林寺清点寺户、牲畜、粮油、用具等寺产的帐目，“宫廷僧统”(即佛教宗师）直接下函对瓜州榆林寺的寺产清点做指示，命令瓜州榆林寺住持与瓜州官员于羊年冬一道进行清点，并且清点结果要上报给他[⑴。P.3699《祈愿文》和S.542v《戌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中的触坚到敦煌当是礼佛并处理一些佛教事务。
敦煌文书P.4660《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记载：“圣神赞普，虔奉真如。诏临和尚，愿为国师。黄金百镒，昍使降临。”[14]此吴和尚即吐蕃僧人法成，他出身于达那管氏家族，又称管法成，他于吐蕃占领河陇时期来到沙州（约833年），从事译经撰述，归义军时期继续在敦煌活动，卒于咸通十年（869)，是当时着名高僧。文书记载他曾被吐蕃赞普下诏召见，任命为国师，此国师亦当是吐蕃佛教宗师，P.2038号《瑜珈师地论本地分中声闻地分门记》卷24记有“大蕃国都统三藏法师法成述”，“都统”即是“天下都僧统”，所以“大蕃国都统三藏法师”应是法成担任吐蕃佛教宗师的称号，他担任佛教窣师的时间应是赤祖德赞（815-838)统治时期或郎达玛被刺后(842-848)，在触坚之后。
二、关于蕃占时期敦煌的寺院教授
吐蕃占领敦煌后，也在当地推行了僧官制度，此时敦煌僧官制度有一个鲜明特点即当地寺院中设有若干名教授。敦煌文书《吐蕃辰年(788)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记载：“龙兴寺都统石惠捷，辰年三月十三日死。”“大云寺……都统康智诠。”可知在蕃占初期敦煌龙兴寺和大云寺设有两名都僧统。后来受吐蕃影响，僧统又可称为教授，P.2358《祈愿文》云：
都督京兆杜公，惟愿繁祉斯集，纤阵无遗，轩冕承（永）昌，钟鼎传嗣。梁卿、阎、康、张、安判官等愿天禄弥厚，宠寄逾增，勤王(之智）转新，干济之端益远。瓜沙两州都番僧统教授大德，愿敷扬政术镇遏玄门，色力坚于丘山，惠命逾于贤劫。大云、开元、报恩三教授阇梨，愿驾三车而诱物，严六度以庄像，使法门无衰变之音，释众保安康之乐。[16]
此文书出现了都督杜公，在吐蕃统治时期共有两名杜都督，系父子关系，共任职四十五年，时间约在799-843年，[17]所以P.2358《祈愿文》时间也在此时。瓜沙两州都番僧统教授大德即瓜州节度使辖境都教授，由文书内容可知在这一时期敦煌的大云、开元、报恩三寺都设有教授。
P.2770v《释门文范》称：
伏惟我圣神赞普，祖乘大业，故得皇储赞翼，中间纳于良规，正礼明朝，臣弼齐于辅佐。伏惟我皇太子殿下睿德钦明，皇风远扇，龙潜少，天朗前星。继好息人，交质蕃城，遂得一国忻喜，三危复康。伏惟十郎十一郎千秋帝戚，万古王孙，忠孝天然，信义萃立。伏惟节儿监军尚论或奇才出众，或武艺超伦，俱怀恤物之能，共助明王之道。伏惟我牧杜公，帝乡雄望，书擗灵枝，伏惟我良牧安公，明鉴时政，清肃乡人，伏惟灵图教授和尚智乃不群，德行孤秀，威仪被于七众，道化柄于三乘。人户畏其清严，僧俗钦其雅望。所以名高五郡，位贯千僧者欤？伏惟乾元教授和尚，释（？）门硕德，奈苑名僧，柄雅操以年深，胯僧侣而岁久，所以恐亏自行，疲倾利他。伏惟报恩教授《梨幼负殊能，长通幽秘，积闲四分，洞晓五偏，118]
此文书中出现了吐蕃赞普、皇太子殿下、十郎、十一郎、节儿监军尚论、良牧杜公与安公、灵图教授、乾元教授、报恩教授等人。皇太子来到河陇地区的目的是“继好息人，交质蕃城”，释放人质，而良牧杜公系“帝乡雄望”。在R2255、P.2326号《祈福发愿文》、S.2146《行城文》、P.2807《斋文》和P.3256号《愿文》四件礼佛斋文中出现有吐蕃赞普、皇太子殿下、十郎、十一郎、杜都督等人，其中皇太子肩负的使命同样是“继好息人，交质蕃城”，杜都督也是籍贯京兆。所以P.2770v《释门文范》与以上四件礼佛斋文是同一时间的作品。
笔者已考证出P.2255、R2326号《祈福发愿文》、S.2146《行城文》、P.2807《斋文》和P.3256号《愿文》中的吐蕃皇太子系赤德松赞长子臧玛，这四件礼佛斋文的写作年代在807年，[19]所以P.2770V《释门文范》的写作年代同样是在807年，文书中出现的吐蕃皇太子也是臧玛。
由P.2770V《释门文范》可知在807年，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灵图、乾元、报恩三寺也都设有教授。除了《吐蕃辰年(788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P.2358《祈愿文》、P.2770v《释门文范》三件文书外，在其它文书中也出现有蕃占时期的寺院教授。伯希和非汉文文献1261《僧尼名簿》中记有“图教授”，此即灵图教授。S.6604《四分戒本疏》末尾题记：“亥年(819)十月二十三日起首，于报恩寺李教授闍梨讲说此疏，随听随/”，李教授即李惠因。亦即P.L1261所载之东寺教授(或李教授、报恩教授）。
在各寺所设教授之上，还有都教授，为敦煌僧团最高首领。报恩寺教授李惠因后来升为敦煌都教授，P.4640号文书记载敦煌都教授兼摄三学法主陇西李教授阇梨写真赞，释门都法律兼副教授宓刍洪辩述。”[21]吴洪辩后来也成为都教授，P.4640窦良骥《吴僧统碑》则有如下内容：
遂使知释门都法律，兼摄副教授十数年矣。则圣神赞普，万里化均，四邻庆附，边虞不诫，势乘风清，佛日重晖，圣云布集。又承诏命，迁知释门都教授。[B]
吴洪辩曾担任副教授十余年，后来在吐蕃统治晚期又担任敦煌僧团都教授，他所担任的副教授当是都教授下属的某寺教授。
由上可知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教授有都教授和寺院教授，都教授为最高僧官，下属有龙兴、大云、开元、灵图、乾元、报恩等寺教授，每个寺院教授具体负责敦煌僧团中某一方面的事务。寺院教授的具体名额和所属寺院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其具体情况目前尚不能有一个完整清晰的了解。这一现象与中原王朝不同。南朝宋、陈地方性僧官有州、郡僧正，北魏、隋则设有州、郡沙门统，唐太宗取消了十大德和寺、观监，把管理僧尼的职能转归于有关的世俗官府中，超出一寺之上的教团统制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安史之乱动摇了唐朝中央集权的权威，王权绝对统治教权的格局被打破，州、郡一级的地方性僧官纷纷出现，《宋高僧传》卷十四《唐会稽开元寺昙一传》记载王琪于上元二年(761)出任越州刺史，充浙江东道节度观察处置使，于宝应元年(762)罢任还朝。他在上元二年至宝应元年（761-762)年之间以节度使身份邀请昙一为僧统：
至德之际，国步多艰，缁徒漫法，罕率经教。国相王公，出镇干越，以一德名素高，请为僧统，一变清净，大阐熏修，决旬之间，回邪入正。t53]
王琪借昙一的德名，请为僧统，收到了整刷教团纲纪的实效。
这种请僧统的做法，很可能是他的创举，以后逐渐为其他节镇牧伯效仿。浙东节度使领越、冲、温、明等七州，昙一被节度使请为僧统，所统应是七州僧务。此后，又出现了当州僧正和管理节度使辖境内佛教事务的僧正，地方僧官制度发展为节度使辖境一级，州又为一级，但是笔者尚未见有唐朝设于地方寺院中的僧统、僧正。吐蕃王朝在借鉴中原王朝僧官制度的基础上设立了自己的僧官制度，既深受中原王朝的影响，又有自己的特点，吐蕃统治下的敦煌设立的都教授当源自唐朝中后期出现的地方僧官州僧统（僧正），而敦煌都教授下属龙兴、大云、开元、灵图、乾元、报恩等寺教授这一做法则体现了吐蕃僧官制度的特殊之处。
立碑于赤祖德赞时期(815-838)的《楚布江浦建寺碑》记载：供养神殿之顺缘财产清册及回向功德文书，节目正文置于世尊教法堪布（亲教师）之前，副本赐予温江岛神殿之供应长老及主持执事。与此副本相同之另一抄本，存诸本殿，如此颁诏矣。[M]
温江岛神殿即温江岛寺，地处温江岛，该地先建有吐蕃王廷的夏宫——温江岛宫，此宫自八世纪以来即为吐蕃王廷重要集会场所，后来赤松德赞时期以此宫建寺，遂成吐蕃王廷又一重要寺院温江岛寺。碑文记载位于堆龙江浦的楚布江浦寺落成之后要向温江岛寺供应长老及主持执事提交财产清册及回向功德文书，说明温江岛寺长老及主持执事除负责本寺事务外还负责管理下属寺院。这一现象与蕃占时期敦煌龙兴、大云、开元、灵图、乾元、报恩等寺教授负责敦撞僧团某些方面的具体事务的情况有相同之处，所以敦煌僧团在都教授之下设有若干寺院教授的做法可能来自吐蕃本部，为吐蕃僧官制度所特有。
三、蕃占时期的敦煌都教授乘恩
吐蕃统治时期有一名敦煌教授乘恩，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俄藏敦煌文书肛6065a《乘恩咕》是有关敦煌教授乘恩的重要文书，现将其录文如下：
1/月廿一日诸寺尊宿教授法律就灵图寺/。
2高窟弥勒像所要色彩麻胶等物，仰/口。
3所要人功，仰诸寺尊宿禅律有徒弟者/口。
4其林木白土，仰窟家供。亲赴窟检校大德：宋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