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既否定了第138窟作为智惠性为其父母阴伯伦夫妇营建功德窟的可能性，也无法确定传统意见认为第138窟系张承奉为其母亲营建功德窟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可以初步确定，此“女尼安国寺法律智惠性”与《阴处士碑》所记阴伯伦与索氏夫妇之女、阴嘉政之妹、出家为安国寺法律的智惠性当为不同的两个人，而非-人。这样就可表明，安国寺在百年时间内先后有两位香号智惠性的尼僧法律，这种情形与现实并不矛盾。因为百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按20岁左右一辈人的周期，那么至少要有五辈人先后生存在这一时间内。如此，这种巧合虽有些令人疑惑，但仍属正常和情理之中。在中唐吐蕃统治时期，香号“惠性”者就至少有两处可见，莫髙窟第159窟西壁龛下南侧供养人画像北向第一身题名：“侄尼灵修寺法律惠性”，P.3730《寅年正月尼惠性牒》，此为吐蕃时期写本。况且我们知道，P.4640《阴处士碑》等所记阴嘉政妹“尼法律智惠”，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髙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则记“安国寺妹A乙性”智惠性”是今人根据两处记载合并的结果。文献记载的区别，虽属敦煌写本较常见的人名的代称与略写现象，但是毕竟作为同一份功德碑记写本的不同抄本，记载出入有如此之大，还是让我们产生疑问：出家为安国寺法律的阴处士妹妹，究竟会是“智惠”、“厶乙性”，还是“智惠性”
成作于915年[12]的敦煌写本《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所记于腊日夜在莫高窟遍窟燃灯其中“喜成郎君”段记阴家窟至南大像廿八龛五十二盏”。[13]对于“阴家窟”，学者们一致认为即莫高窟南头“南大像”第130窟以南第138窟。
根据我们在前面的讨论，既然张承奉非本窟功德主，那么张承奉母亲武威阴氏太夫人的供养像出现于洞窟供养人群像中，可以肯定是因为洞窟本身是阴家窟的原因，因为作为家族洞窟，按照当时莫高窟一些大窟供养人画像和题记可知，家族窟中基本上把本家族的人，包括活着的、已故的，本族的、已出嫁他姓的，在家的、出家为僧的男女老幼一并画像入窟。因此在阴家窟中，当然要把出适张氏的现任节度使母亲这样重要的人物画像人窟，题记之所以没有写清楚与阴氏某窟主的关系，大概是因为她当时的特殊身份关系所致。她的像并没有画在较前重要的位置，而是画在了北壁西向第十二身，表明在这里完全是按同列女像在家族中的辈份关系排列，并没有因她是张承奉的母亲而排在前面。这样就更加深了我们对此洞窟非张承奉为母亲营建功德窟的论断。
下面通过表格的方式把第138窟和第231窟作一比较：
洞窟顶四坡南壁北壁东壁门南门匕门上第231窟千佛中画一观无量寿药师经变、报恩经变维摩洁经阴伯伦夫妇铺说法图经变、法华华严经变、变对坐供养像经变、天请弥勒经变问经变第138窟千佛中画一楞伽经变、金光明最报恩经变维摩诘经智惠性与一铺说法图金刚经变、胜王经变、变男像对坐供阿弥陀经报恩经变、养像，智惠变、法华经药师经变、性身后为一变、天请问华严经变、女供养像经变弥勒经变比较发现，在洞窟各壁面经变中，除第138窟在南北壁增加的四铺经变外，其他内容完全一致，由此可见两所洞窟的相似性因素。第231窟为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由阴处士所建“第二层阴家窟”，[w]“额号报恩君亲窟”。因此，第138窟同为阴家窟，那么就可以看到作为第138窟功德主的晚唐阴家人，在营建第138窟时受到家族前期洞窟第231窟的深刻影响。这样，也就加深了我们对莫高窟第138窟同为阴家窟的认识。第231窟的报恩思想极其明显，[151经过比较可以发现，第138窟洞窟内画有两铺报恩经变，报恩思想似更加突出，对此已引起学者注意。W事实上，前人们对此洞窟窟主研究，虽然结论略有区别，但都注意到了洞窟的报恩功德思想。那么第138窟的报恩关系究意作何解释呢？
我们可以从敦煌写本及洞窟壁画供养人画像题记可知，僧人香号基本上绝大多数为两字，极少有三字者，此“智惠性”当属少数；另外，在僧人香号前加上世俗姓氏，这也是敦煌僧人香号的一大特征，屡见于敦煌写本当中，但在此处却略而未写。相同的情形在莫髙窟同时代洞窟第12窟东壁门上供养人画像中就有清楚的记载窟主沙州释门都法律和尚金光明寺僧索义辩……”。结合第12窟、第231窟、第144窟等窟同类情形，第138窟“女尼安国寺法律智惠性”，根据题记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她作为引导僧，窟主即是与她在一起的男女(夫妇或兄妹等)供养像。
作为阴家窟，学者们多认为第138窟有可能是阴季丰的功德窟，后经他的儿子，河西都僧统阴海晏重修，前室第139窟即都僧统的禅窟影堂。果真如此，那么智惠性应系阴季丰的女儿，出家安国寺，僧职法律。但遗憾的是我们在现有资料中并没有发现晚唐时期阴氏家族中有此尼安国寺法律智惠性的历史记载，详细不得而知。况且作为阴季丰女儿，似不大可能被画在她母亲的前面，又与她父亲并坐一起。另外，在藏经洞现有与阴季丰有关的阴氏人物碑铭赞记等写本中，也没有阴季丰在莫高窟建一大窟的记载。
不管怎样，智惠性与可能窟主夫妇被单独画在了洞窟主室东壁门上这样一处极富特色的位置，表明了她在洞窟供养人中的特殊关系。也表明有可能第138窟营建过程中智惠性负责了具体的事务。在敦煌石窟营建史上，家族僧人总是负责族人功德窟的营建工作。这样，洞窟前室现被认为是阴海晏的禅窟影堂第139窟，极有可能是此安国寺法律尼智惠性初创时为自己禅修所建禅窟。
如第138窟确如马德先生认为的那样，在都僧统海宴期间（926-933)，又把本家族洞窟作为他的身份地位象征的功德窟，那么第139窟又被改作阴海晏的禅窟影堂。对此只是一种可能的推测，洞窟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可考。
但令人不解的是，如果说第138窟为阴海晏为父亲阴季丰主持营建的功德窟，或者说是他为自己荣任都僧统而重修的功德窟，但P.3720《河西都僧统阴海晏墓志铭并序》并没有海宴在莫高窟有任何形式功德窟的记载。又若第139窟为他生前的禅窟，死后又为他的影窟，内有彩塑真像，那么这个小洞窟也就成了他的归宿。这种现象在莫髙窟以河西都僧统洪辩为代表，第17窟即是他的影堂，内有彩塑真像，像内装有洪辩骨灰等遗物[17]。但P.3720《河西都僧统阴海晏墓志铭并序》记载他死后“葬于本郡莫高里大河南原之礼也”，“道俗念悲起广塔，门人孙侄助坟哀”o[lsl明确表明海宴死后，所葬地并不在洞窟即他的挺堂中，人们又为他专门建塔以为纪念瞻仰。如果这样，阴海晏既有影堂真像，又有坟塔，互有矛盾。墓志铭所记当属可信的历史，因此对第138窟和第139窟与阴海晏的关系，更多似为推测，可信度与可能性均不大。
以上以供养人画像为主对莫高窟第138窟相关问题的推论，虽然仍没有完全解决诸如洞窟窟主、营建年代、智惠性和阴家的具体关系，但在对智惠性供养图像全面分析后，证明了第138窟作为阴家大窟，智惠性与洞窟的密切关系。同时证明此智惠性与《阴处士碑》所记阴嘉政妹安国寺法律并非同一人，而是另有所指。学者们认为此洞窟为张承奉为其母亲营建功德窟的可能性并不大。传统研究认为阴季丰、阴海晏与第138窟的关系问题，也有待作更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原载《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
注释
[1]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文物》1959年第5期。
[2]贺世哲《由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5、216页。
[3]马德《敦煌阴氏与莫髙窟阴家窟》，《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第93页。
[4]马德《都憎统之家窟及其营建》，《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第56、57页。
[5]张景峰《莫高窟第138窟及其影窟的几个问题》，《2004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论文提要集》，2004年，敦煌莫高窟。
[6]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分别参见第36页、第38页注、第241页、第254页注等。
[7]马德《敦煌阴氏与莫髙窟阴家窟》1《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第93页。
[8]沙武田《莫高窟第231窟阴伯伦夫妇供养像解析》，《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第6~10页。
[9]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1-95页。
[10]殷光明《敦煌壁画艺术与传统文化——以疑伪为中心》，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84页。
[11]参考沙武田《莫高窟第231窟阴伯伦夫妇供养像解析》，(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第6~10页。
[12]孙修身《敦煌石窟《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写作时代考》，《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9-215页。
[13]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文物》1959年第5期。马德《敦煌莫髙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6-150页。马德《十世纪中的莫高窟崖面概观——关于《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另载《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
[14]参见敦煌研究皖藏敦煌写本《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
[15]沙武田（莫髙窟第231窟阴伯伦夫妇供养像解析》，《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第6-10页。
[16]殷光明《敦煌壁画艺术与传统文化一以疑伪经为中心》，第84页。
[17]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第12期。马世长《藏经洞的封闭与发现》，(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敦煌学专号，第93-97页。
[18]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61-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