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斯美者，其唯都僧统和尚。本起自陶唐之后，封子仲丹为翟城侯，因而氏焉。其后柯分叶散，壁（璧）去珠移，一支徙官流沙，子孙因家，遂为敦炫人也。皇祖伟希光，金芒授彩，月角成资。蕴孙子之韬钳，晓黄公之秘略。矢穿七札，孤弯六钧。河右振其嘉声，上蔡闻其雅誉。目寻太白，临八阵而先冲。风云壮心，对三场而勇战。辕门羡德，将帅推贤。节下求能，囊锥先颖。陈谋佐命，定国难于奉天。毗辅一人，刻勋名于翠石。
归义军河西释门都僧统翟法荣之祖翟希光为唐朝武职军将，曾经在奉天作战，平定国难，这与P.2807号《斋文》中的翟教授“家承虹冕，代袭弓裘”相合，《翟家碑》又记翟法荣之父翟涓：
皇考伟涓，天然俊艺，神假精灵。丹穴凤雏，生而五色。皇马英词莫比，碧豹雄辩难垂。一郡提纲，三端领袖。文滋海量，志涌波澜。敷五德以伏人，存百行而为本。加以情殷慕道，叹巢父而拂衣。悟世非坚，念许由而洗耳。尚居羁鞅，未免远回。于是舍《身》出家，毁其形好。拨嚣烦而取静，顿息心机。既世网而不居，易相菩提之路。[32]
翟涓文采出众，系“一郡提纲，三端领袖，”在吐蕃统治时期颇有声望，后来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以其自身才能和资历，在出家后担任沙州都教授是完全可能的，所以笔者认为R2807号《斋文》中“性资天实，才不亏学”，“名髙五郡，位贯千僧”的翟教授当是翟法荣之父翟涓。他于807-818年前后出任吐蕃沙州都教授，法号乘恩，即取.6065a《乘恩帖》和P.3730(6)号文书《申年十月沙州报恩寺僧崇圣状（附教授乘恩判）》等文书中的敦煌都教授乘恩。后来翟法荣在归义军时期出任都僧统与其家世也有一定关系。
另外需要在此附带提及的是在S.542v《戌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中与翟教授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刘教授：“曹进玉，六月修仓两日，丑年(813)送刘教授廓州。”“刘孝先，团头造革桉，凡两日，送刘教授廓州。”[33]这个刘教授当是敦煌某寺的教授，对于此人学界尚未充分注意，他还见于P.2255、P.2326《设坛发愿文》：
有我释门教主爰及法将石公奉为赞普圣神次及法界有情之所建也。次有我二教授大德，清河、彭城公之谓也。伏惟二教授公量阔沧溟，情深物表；学该内外，道贯古今。1341文书中出现了清河教授和彭城教授。敦煌文书中凡言清河、南阳，即张氏，言彭城，即刘氏，S.2052《新集天下姓氏郡望氏族谱-卷并序》徐州彭城郡出十二姓，第一为刘氏。[35]彭城教授即刘教授，就是S.542v《戌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中的刘教授，清河教授即张教授，当即张金炫，他们与翟乘恩为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敦煌僧官。
张金炫又称炫阇梨，最先也当曾担任某寺教授，后来升任敦煌都教授，莫高窟第155窟西壁龛下的供养人题名：“前沙州释门都教授、乾元寺沙门金弦，就此窟内一心供养。”[36]P.4660号文书则记载前任沙州释门都教授毗尼大德炫阇梨赞并序。帝王崇重，节相钦推。都权僧柄，八藏（岁）蒙施。示疾方丈，世药难治。”[37]
张金炫担任敦煌都教授在翟乘恩之后，他和刘教授的具体任职情况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原载《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
注释
[1][日]竺沙雅章《敦煌乃僧官制度》，《东方学报》(京都）第31册，1961年。竺沙雅章《敦煌吐蕃期W僧官制度》，《东7夕法t社会》，汲古书院，1990年，该文又被收人《第二届敦煌学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印，1990年。谢重光《吐蕃占领时期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第52-61页，该文又被收入《中国僧官制度史》一书(谢重光、白文固，育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姜伯勤《敦煌本乘恩帖考证》，《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81-393页。郑炳林《都教授张金炫和尚事迹考》，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42-553页。陆离《吐蕃僧官制度试探》，《华林》第3卷，中华书局，2003年。
[2]《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6页。竺沙雅章《敦煌吐蕃期的僧官制度《第二届敦煌学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146页。
[3]竺沙雅章《敦煌吐蕃期的僧官制度》，《第二届敦煌学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146页。
[4]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一敦煌遗书1438背《书仪》残卷的研究》，《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第133页。
[5]黄颍《《贤者喜宴》摘译(八)》，《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38、39、42页。
[6]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60页。
[7]黄颖《《贤者喜宴》摘译(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59页。
[8]黄颍《《贤者喜宴》摘译(十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第32页。
[9]王亮《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57-158，161页。
[10]参见拙文《吐蕃僧官制度试探》，《华林》第3卷。
[11]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着，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恰白次旦平措着，郑堆、丹增译：《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第76~81页。
[12]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93页。
[13]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5页。
[14]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88页。
[15]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94页。
[16]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
[17]拙文《有关吐蕃太子的文书研究》，《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1期，第31页。
[18](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2-143页。
[19]拙文《有关吐蕃太子的文书研究》，《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1期，第29~35页。
[20]唐耕称、陆宏基《敦烟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60页。
[21]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14页。
[22]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63-64页。
[23]《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71一72页。参见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第114页。
[24]王尧（吐蕃金石录》，180~181页。
[25]姜伯勤《敦煌本乘恩帖考证》，(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381-382页；（俄藏敦煌文献》第12册，2000年，第343页。
[26]姜伯勤{敦煌本乘恩帖考证》，《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384-385388-389页。
[27]《高僧传合集》，第418页。
[28]姜伯勤《敦煌本乘恩帖考证》，《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386-387页。
[29]竺沙雅章(敦煌吐蕃期的僧官制度》，（第二届敦煌学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149页。
[30](法藏敦值西域文献》第18册，第331页；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235-236页。
[31]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388页。
[32]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54页。
[33]郑炳林《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381、384页。
[34]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204页。
[35]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30页。
[36]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髙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37]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