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勇
敦煌作为中西交通的中转站，西域僧人经此进入中原，中原僧人亦经此西行求法，故不管是西域僧人，还是中原僧人都曾在此驻足讲法、译经，把佛教思想传播给当地人们，促进了当地佛教的兴盛。佛教渗透进敦煌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他们的重要精神生活内容。他们写经、造窟、祈福，把佛教信仰发展到极点，而作为敦煌大族的阴氏更是表现的尤为积极。下文将从多个方面论述阴氏跟佛教的关系，以此个案来说明佛教对敦煌地区影响之深及佛事活动所隐藏的内在心理。
一、修窟写经的基础
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北朝佛教更偏重于宗教修行，加之北朝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使得禅学盛行，“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⑴“又诸罗汉，各各有石窟坐禅处，动有数百”ot2]西魏285窟南北壁各修四个小禅室，尤其是窟顶四周画了三十五个和尚正在深山禅窟苦修，应就是受禅学思想影响“凿石为龛，结徒定念”[3]的。故早期石窟的开凿就是为修禅。后来大乘思想占主流，大乘以佛经和佛像宣传佛教，一边结集佛经；一边凿石作窟，“赖经闻佛，藉像表真”oC41《大方广大集经》说：“所作供养皆作生身法身。生身供养者即是塔像；法身供养者书写读诵十二部经。"[5]可见，大乘思想直接提出了造像、写经。敦煌石窟中大量佛像的开凿，大量写经的出现应主要是受大乘思想的影响所致。总之，佛教思想是造窟、写经的理论基础。
佛教自进入中国就不断改造自身力求融入中国社会，从而使得人们逐渐接受佛教，特别是在动乱的时代，佛教思想更是迎合了人们的需要加深了人们对佛教的虔诚，于是人们就想方设法表达这种对佛教的虔诚，这就使得人们自愿为造窟、写经而施舍；统治者认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161看到了佛教的教化作用，想用这种精神鸦片来麻醉下层民众施展浮屠安疆”手段对各族人民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治，从而维持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支持，所以造窟、写经等活动才得以进行。因为修窟写经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下层民众一般没有多余的钱财来专门进行此项活动，而多是由属于统治阶层的大族来进行的。这应是佛教大兴的现实基础。
二、石窟造像
P.3720《莫高窟记》载又至此(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四十尺。”[~又莫高窟156窟前室北壁题记“又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册尺。”学界一般认为北大像就是为武则天而造的，这说明阴氏早就开始利用造像为自己服务了。
作为敦煌大族的阴氏还在莫髙窟参与开凿了多个洞窟，根据《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9]知主要有285窟、96窟、321窟、217窟、231窟及138窟等。诸窟跨越时间大，保存了很多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石窟的开凿及壁画的装饰都蕴涵着窟主的思想感情，是窟主内在想法的外露。现主要以西魏285窟为例说明之。
本文认为西魏285窟的“五百强盗成佛图”一面反映了政府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这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窟主的阶级本性所致，另一面窟主更希望有一位英明的君主出现，使社会秩序稳定，人们相安无事，这里佛即是君主的化身，是皇权与教权的统一。窟主之所以希望社会秩序稳定主要是因为农民起义使的“王路断绝”，部分的割断了他们同中华民族社会大家庭的联系，而作为带有遭抛弃性质的敦煌边民来说，在他们被逐出传统社会的本土之后，在遭到传统社会大家庭的否定时，他们就有一种不确定性、不安全感，这是敦煌边民最为敏感的心理问题，成为他们为之焦虑、愁思、忧怨的焦点。[w]对生存根基的焦虑使得他们希望社会稳定，从而王路畅通，以免被传统社会所忘记。《沙弥守戒自杀缘品》在佛家方面来说主要是对当时僧尼腐化成风的间接批评，从而树立沙弥形象要求僧尼守戒；就俗家而言，这是窟主儒家思想的反映，认为世俗男女婚嫁要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程序而不能自由恋爱，如若违背父命媒言，自作主张必将遭到正统伦理的惩罚而被视为大不道。该品表明窟主希望僧俗二界各守自己的道德规范，而不能任意为之，败坏社会风气。此外，该品既反映了佛教教义，又体现了儒家思想，是儒释结合的范例。该窟有“大代、大魏大统四年-五年”的造窟题记，这是莫髙窟现存最早的记年题记，在这个题记下面有成排的供养人画像，其中一组，画一高鼻长髯长者，头裹幅巾；身后数身均为青年，头戴卷沿毡帽；另有一身，头后垂小辫；均着圆领小袖褶，白布裤，乌皮履，腰束鞋鞍带。墨书题记为：
清信士阴安归所供养时信士阴无忌所供养时信士阴胡仁所供养时信士阴普化所供养时阴氏及同窟的贺氏、滑氏，可能是北朝胡姓，权裤是鲜卑族常服，脑后垂小辫是鲜卑族索头部的风俗，即历史上所谓“索头鲜卑”LU1O仅根据服饰打扮而判定阴氏是北朝胡姓，必定证据不够充分，如“裤褶是胡装，春秋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以裤褶为戎装，其制上褶下裤，窄袖、短衣、长鞴靴，蹀躞带”[12]，我们就不能说其为胡人。笔者认为这些阴氏人物是很可能是因为归顺西魏，处于西魏的统治下而身着胡服的，这在吐蕃统治时期的壁画中也有同样的反映。如开凿于中唐的莫高窟第159窟“吐蕃赞普图”中的一个人物就身着吐蕃服装但却是汉人；第231窟虽然开凿于吐蕃时期，但是被称为“亡考君”“亡慈妣”的供养人也是身着汉服，这是因为他们在世时处在汉族统治下的缘故，若他们仍在世，则迫于政治形势必定会穿吐蕃装而不是汉装的。
壁画的题材内容与它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紧密联系的。在民族矛盾激烈、政治压迫沉重时，人们就希望有一种精神支柱以维持生存的信心与勇气，而《法华经》又竭力鼓吹观音菩萨济世救苦的各种功德和法力，从而使观音信仰深人人心，并成为具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形象的救世主，使的人们认为观音信仰就是一种解救。如佛经记载，持诵《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者，使人现世得20种功德胜利，其中有“一者身无众病，若有宿业病生速令除差；……五者不为劫贼侵夺衣服财宝；……七者不为侵凌杀害强取财宝令饥饿死；……十者不为军阵斗争而杀害死”，[，3]其种种功能无非就是在动乱的环境中求得安定。据《敦煌石窟不空绢索观音经变研究一敦煌密教经变研究之五》一文知迄今为止，在敦煌石窟未发现唐大历十一年(776年）以前的不空绢索观音形象，表明《不空绢索咒经》(一卷）虽于隋开皇七年就已汉译传世，但在大历十一年以前并不为当地群众所信仰。自大历十一年不空绢索观音经变出现于敦煌石窟后，该经变就不间断地绘制，一直延续到西夏时期，从而反映了敦煌地区长达四个世纪信徒对不空绢索观音信仰的情况。”[M]如西魏285窟的中唐画“不空绢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吐蕃时期231窟的中唐画“千手千眼观音”及231窟的宋画“千手千眼观音”、“不空绢索观音”、“如意轮观音”、“珞珈山观音”等，何以自大历十一年后观音信仰在敦煌大兴，究其原因无非是当时吐蕃的压迫以及回鹘等少数民族威胁的产物，这正是这些汉密发展、繁盛的气候和土壤。阴氏窟中画的这些观音信仰表明阴氏家族也想寻求一种解脱，解除被吐蕃贵族统治的局面。据P.4640《阴处士碑》载：
自赞普启关之后，左衽迁阶；及宰辅给印之初，垂法补职，蕃朝改受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承基振豫，代及全安。六亲当五秉之饶，一家蠲十一之税。复旧来之井赋，乐已忘亡；利新益之园池，光流境（竞）岁。[lsj碑文载阴氏投降吐蕃后“乐而忘蜀”，但据阴氏窟中的这些观音画，尤其是开凿于吐蕃时期的231窟中的观音画，更是表明阴氏也是希望摆脱吐蕃统治的，这些观音画反映了阴氏家族的内在心理活动。
从阴氏的几个石窟中可以看出，作为意识形态的壁画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是窟主思想的外在表露；诸窟也反映了敦煌佛教有小乘思想向大乘思想转变的轨迹。
三、石窟功能的转变
前文已提到敦煌早期兴行小乘思想，提倡凿窟修禅，西魏285窟“修禅图”就是力证。另外P.2551《李君莫髙窟佛龛碑并序》载：
莫高窟者，厥相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傅，成行清虚，执心恬静。尝仗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次，又与传师窟侧，更即营造。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W]
可知，禅僧乃莫高窟之肇建者。这都说明石窟的开凿起初是为修禅之用。
敦煌石窟的形制主要有三种：一是禅窟（即僧房）；二是塔庙即中心柱窟；三是殿堂窟。[前二种窟形跟北方流行的禅学有关，是隋唐前的主要形式。石窟窟门正面开龛、塑佛像，没有长长的甬道，让人能直接感受到佛的存在。此时的供养人像多数作绕窟礼佛状，一般画在窟内四壁下部接近地面的很不显眼的地方。供养人题名中绝大多数不写官衔，只冠以清信士（女）、信士（女）等称号，此时强调人对于佛的虔诚供养，突出的是佛而不是人。故我们称此时期的石窟为佛窟。隋唐以后主要形式是殿堂窟，主室塑有主佛像并且有长长的甬道，此时主要供养人位置移到甬道南、北壁或室内东壁甬道口上部和两侧的显着位置，并且供养人画像逐渐增大，所有的官衔都不尽其烦的书写之，意在显耀官势，给观者以心理上的震撼。如阴家窟之一的第217窟甬道北壁晚唐供养人题名：
男口度押银青光……察兼御史中承刘……男节度……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试殿中监刘怀德再绩口甬道南壁供养人题名：
亡祖父前节度押衙银青光样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察口刘朝一心供养。
此时的供养人画像及题名已逐渐有早期的虔诚礼佛变成夸耀家族的世家图，以达到“远垂不朽，用记将来”的目的，石窟从而具有了祠堂的功能。
说石窟由礼佛为主的佛窟渐渐转变为以夸耀家势为主的祠堂是就世家大族而言的，它不仅显示了佛教的渐渐中国化、世俗化，更反映了作为统治阶级的世家大族对佛教的利用。在张、曹归义军时代，世家大族营造石窟就是为了庆祝和纪念窟主本人及其家族的官宦、功劳、荣耀，虽然曹氏归义军时期深受周围少数民族的压迫，但此时夸耀家族之风早已盛行，并且在石窟中明确提及“家谱”的洞窟就是曹氏归义军时期翟奉达重修第220窟时书写的大成元年已亥岁迁于三危镌龛口圣容立(像）唐任朝议郎敦煌郡司仓参军子翟通乡贡明经授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复于两大像t造龛窟一所庄严素质困写尊容至龙朔二年壬戌岁即此窟是也……九代曾孙节口守随军参谋兼侍御史翟奉达捡家谱……”[w]
此条信息也是最能说明石窟作祠堂之用的。
鉴于莫髙窟的绝大多数石窟是大族开凿的，所以站在大族的立场上说石窟由佛窟的功能转变为祠堂的功能是毫不为过的，但是说石窟为祠堂并不是说石窟作为佛窟的功能已不存在，前文已提到作祠堂主要是就大族而言，在下层民众的眼里石窟更是佛窟。实际上佛窟的功能是一直存在的，大族强迫民众去礼拜他们的祠堂民众必定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把祠堂修在石窟，则民众去礼佛的同时也就礼拜了他们的家族，把祠堂修在石窟就是大族利用佛教麻痹下层民众的手段。这也就造成了佛窟与祠堂功能的合一。
四、写经题记
现据《敦煌宝藏》及其它材料把跟阴氏有关的写经题记摘录如下：
卷号经号写经题记页码S.87《金刚般若波罗蜜圣历三年(700)五月二十三日，第1册，第464经》大斗拔谷副使上柱国南阳县开页国公阴仁协写经。为金轮圣神皇帝及七世父母合家大小，得六品发思月别许写一卷，得五品月别写经两卷。久为征行，未办纸墨，不从本顺，今办写得盖为一切转读。
S.217《观世音经》而册万岁二千十五日，淸第2册，第295信佛弟子及阴-为见存父母，页七世父母并及己身及以法累苍生写观世音经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