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离
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酿酒业历来为学界所关注，施萍婷、姜伯勤、郑炳林、童丕、冯培红、高启安等先生先后都有研究，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敦煌的酿酒业做出重要贡献。⑴但是他们主要侧重于对归义军时期的酿酒业进行研究，对于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的酿酒业发展状况虽有所论述，但是尚有一些问题没有涉及，或者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酿酒业承上启下，在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区域经济、饮食文化研究和吐蕃王朝经济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本文尝试运用敦煌汉文、吐蕃文文献对蕃占时期敦煌酿酒业进行全面论述，并就吐蕃官府对敦煌酿酒业的经营与管理、蕃占时期敦煌酿酒业中的酒户和寺院酿酒权、僧人饮酒风气形成的原因、唐朝酿酒业与吐蕃酿酒业之间的关系，蕃占时期敦煌酿酒业对归义军时期酿酒业的影响等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提出一点自己的见解，以求正于方家。
一、蕃占时期敦煌地区的官营酿酒业
敦煌地区自古饮酒之风盛行，吐蕃占领敦煌之后，这一风气仍然畅行不衰，酿酒业也兴旺依旧，蕃占敦煌地区的酿酒业主要以粟米、青稞、麦等作为酿酒材料，酿出的酒类酒精含量较低，带有甜味，基本上与内地出产的酒类品质相同。[2]蕃占时期敦煌同时存在着官营、寺营、私营酿酒业，官营酿酒业主要由仓曹和宴设厨负责，P.2763v(3)《午年沙州仓曹典赵琼璋上宴设厨造酒斛斗勾历牒》云：
辰年十二月已前给宴设厨造酒斛斗卅二石二斗四升：一石米，十八石青麦，三石麴，三石四斗七升面，三石二斗麸，三石五斗七升粟折米二石。三石八斗九月八日牒支：......五石麦，一石麸，七斗五升面。右件斛斗先入帐都收[g讫，其今具牒支月日如前。牒状如前，谨牒。午年三月日典赵琼玮牒。仓曹杨恒谦。[3]
沙州仓曹将一定数量的粮食和酒曲交付宴设厨造酒，供应官方宴饮。此件文书中的午年，池田温、唐耕耦等先生都定为790年，正是蕃占时期，采用地支记年是吐蕃许多官方文书的特点。宴设厨本来系唐朝官署中负责供应官方宴饮的部门，P.2862vP.2626v《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载宴设厨合同前合月日应在及见在，总壹阡文钱，干姜壹斤，伍口铛釜：壹伯阡文本钱，准旨差官典迥易，随月收利，应在：壹斤干姜。贰口铛：各受贰斗伍胜，叁口釜：壹受捌斗，査受陆斗，壹受伍斗”t4]P.2942《永泰年间（765-766)河西巡抚使判集》则云管内仓库宴设给纳馆递搏节事。”俭约之资，公家所尚；给用之费，文簿须明。”[5]唐代在节度使及地方州郡官署中设置的宴设厨，其负责官员称为宴设使，宴设使地位不高，较少见于正史记载，在《旧唐书德宗记下》中提到了德宗年间黔中宴设使驱逐上级官员之事（贞元十年）夏四月丁亥，黔中知宴设使傅近逐观察使韦士宗。”
吐蕃占领敦煌后，在官署中保留了宴设厨这一部门，仍负责供应官方宴饮，其负责官员称厨官，S.11344AvBv《官人封户名簿》是同一件文书的两块残片，属吐蕃时期，其中就载有部落使、副使及厨官，录文如下：
S.11344Av：(前缺）1厨官效/2效丁四郎老效g]音/3//(后缺）孓113448：(前缺）1丨卅六人部落使及副部/2口/口匚！口5]户沙高延[！]/(后缺）[6]
仓曹应是唐朝官职“司仓曹参军事”的省称，据《唐六典》卷30记载，在都护府及镇都有仓曹参军，州有司仓参军，负责管理官府仓库财物。吐蕃王朝也有相同性质的官职，称为岸本（mngan-dpon)，藏族史籍《贤者喜宴》记载吐蕃王朝设有七种官吏，岸本(mgan~dpon，即mngan-dpon)即为其一“库吏管理粮食、金银，因对(交纳人）多所申斥，故名岸本（申斥官）”o[7]吐蕃占领敦煌后设置的沙州仓曹源于岸本，但其职能上又受到唐朝仓曹参军、司仓参军等职官的影响，并沿用了仓曹这一称谓，在吐蕃文文书中则称为stsangmngan。P.4638号《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记载阴嘉珍就曾担任“大蕃瓜州节度行军并沙州三部落仓曹及支计等使。”[8]Fr.66《古藏文吐谷浑路纳粮牒》系吐谷浑路(vazhasteg)会计监腊布赞（lhavbrugbrtan)呈论祖热（gtshugbzher)纳粮牒，腊布赞称收到论贪热（branbzher)函，令将吐谷浑路农夫所欠三十克（克是吐蕃计量单位，一克相当于汉制二石。）粮食送交沙州，前者已运去这批欠粮。此牒呈告吐蕃沙州官吏。其中就提到了沙州仓曹(stsangmngan)及支计等使阴嘉珍(vimkacin)。[9]
据《唐六典》卷30记载，唐朝的仓曹参军和司仓参军的职能之一就是供应公厨，吐蕃沙州仓曹也承袭了这一职能，吐蕃仓曹及其下属和宴设厨的官吏一起共同负责官方酿酒业的生产和管理，主要生产者为官府所辖的酿酒人，即官酒户，P.t1097号《薪俸支出粮食清册》记载：
(龙年）孟春上旬，司俸禄之岸（本）由张文安……和宋锷三人，从所管库内，将小米、青稞……支付官方酬酢及食用糌粑、油料胡麻，由（尚论）牙牙盖印，确定付给人员，点名填造清册如下：七日，支出体禄酒粮小米三十克，付与安锷、华粮森与酿酒人张汉（汉）、石毕秋诸人。又同日，水渠渠头竣工敬神支出酒料小米十克，交与酿酒人张汉汉，康辛辛，石毕秋诸人。又同日，支付张黑子酒粮小米五克，交其本人。十七日，支付官用酬酢酒粮小米三十克，交与安锷、华梁森和酿酒人张汉汉、石毕秋诸人。又此日，支付张黑子酒粮小米五克，付其本人。又此日，支出官用酬酢粮小米三十克，交与安镑、华梁森和酿酒人张汉汉、石毕秋诸人。[w]
文书中的岸（本）即为仓曹（stsangmngan)，11这件吐蕃文文书当是沙州仓曹的籍帐文书，文书中记载的从官府仓库中领受酿酒小米、青稞的酿酒人张汉汉、康辛辛、石毕秋、张黑子等就是吐蕃沙州官府所属的酒户，专门负责为官方提供用酒，从石、康等姓氏来看，这些官属酒户中有相当数量的粟特裔敦煌民户。
吐蕃河陇地区官府中有着为官方酿酒的官酒户，这与唐朝有相似之处，唐朝也存在有官方所属的酿酒户，《唐六典》卷15《光禄寺.良酝署》记掌酝20人，酒匠30人。唐朝还设有酒坊使、副使负责酿酒事宜。[121唐朝前期和中期，国内官营酿酒业和私营酿酒业同时存在，《通典食货典》称广德二年唐朝在全国范围内征收酒税广德二年（764)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大历六年(782)二月，量定三等，随月税钱。”中唐后实行榷酒，一律由官府酿酒向民间出售，禁止私人酿酒，《旧唐书》卷49记载德宗“建中三年(782)，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委州县综领，醸薄私酿，罪有差。”但笔者认为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在786年敦煌陷蕃之前，吐蕃军队曾围城8年，故782年敦煌正被吐蕃军队围困，唐朝政府的榷酒令可能并未在当地实施。
据敦煌文书P.4979号《酒行安胡到芬牒》记载，敦煌在唐朝天宝年间存在着酒行，由粟特胡人私人酿酒出售，并向官府有偿提供用酒。[13]但是目前尚未发现能证明敦煌在吐蕃占领之前存在着官方酿酒业的史料。蕃占时期，敦煌有着官方酿酒业，出现了官府所管辖的酒户，这当是吐蕃政权占领河陇后在瓜沙实施的一种制度。吐蕃人嗜好饮酒，酿酒历史亦较为久远，《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人其器曲木而韦底，或酕为盘，凝耖为盌，实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浆以饮”。吐蕃君臣集会议事时经常要举行宴饮活动，《册府元龟》卷916《外臣部土风三》称吐蕃“其君臣自为友，号曰共命人，其数不过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纵酒”[14]。《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则载松赞干布的老臣韦邦多日义因为年事已髙，每天只能曝日闲住，他担心死后王室不再照顾其后代。于是，邀松赞干布至家中，再申前盟，“以半克青稞煮酒，敬献饮宴”。[15]《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云及至马年（唐高宗永淳元年，壬午，公元68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赞聂于局然木集会议盟。驻守总管（仲巴）洛没陵波、野松色至辗噶尔供奉酒浆，是为一年。”[16]西藏林芝地区的《第穆萨摩崖刻石》记载工布小王要向吐蕃赞普敬献酿酒原料：“工布鸣波小王之奴隶、土地、牧场迩后决不减少，亦不摊派官府差役，不科赋税，不征馈遗，在其境内所产之物以酿酒粮食、青稞、大米任何一种（奉献）均可”。此碑据王尧先生研究“当是赤松德赞赞普（798-815年在位)继位后不久，应工布小邦王子的家臣们祈请而颁诏勒石的，应看作是9世纪初(或8世纪末）的文献。”[17]吐蕃人还向唐朝学习先进的酿酒技术。《新唐书吐蕃传》称唐朝曾两次赐予吐蕃酿酒工匠，向其传授酿酒技术高宗即位，（弄赞）又请蚕种、酒人与碾硙等诸工，诏许。”“帝（中宗）念主（金城公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因此笔者认为吐蕃很可能也仿照唐朝在本部及河陇地区设置了官属酒户来供应官方用酒。只是吐蕃河陇官府所属酒户由宴设厨官吏和仓曹管辖，而唐朝官属酒户则由酒坊使、副使等管辖。
二、蕃占时期敦煌寺院及私人酿酒业
-吐蕃占领敦煌后，敦煌地区酿酒业有一个鲜明特点：即寺院在官府的监督管理下享有酿酒权，僧众可以饮酒。P.T.U11《寺庙粮食帐目清单》明确记载沙州寺院每年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粮食用以酒浆消费，并且吐蕃沙州仓曹(stsangmngan)等官员对此还要予以监督核查马年与羊年从沙州寺庙支出：用于做佛事功德设斋之财物消耗，以及沙州方面驻锡僧伽之饭食和酒浆耗费，后又添补部分(器皿)共消耗麦子、青稞一千二百六十一克一升二掬，粟米八百零六克半，荞麦、豌豆九百三十七克半，均归入支出之中。”“马年和羊年，从沙州大小寺庙中取作补充佛事顺缘及设斋，驻锡沙州僧伽消耗之口粮、酒浆；……与粮食清册最初所载不符。其短缺部份，由大尚论批准算作损耗。”“此项粮食于猴年春后，告各粮官登记入册，清册之抄本盖印，交与论刺腊藏(zla-bzang)和论嘘律卜藏（klu-bzang)驾前校对。此帐为甘赉赞（kam-lengs-bt-san)听记(记录）。”文书中的粮官即是吐蕃沙州仓曹（stsangmngan)，[w]大尚论系驻节河州的吐蕃东道节度使，总管河陇地区的军政事务，沙州寺院酒浆用粮专门要由其核査批准，可见寺院用酒量不小。
吐蕃统治下河陇地区寺院的依附人口——寺户中有专门为寺院酿酒的酒户，另外其他寺户也要为寺院煮酒，如S.542号背《戌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记载着沙州各寺寺户为沙州都僧统司上役的具体情况，其中就有如下记录安保德煮酒一日。回造粟一驮半。”“何伏颠守囚五日酒户安保德系普通寺户但要为寺院煮酒一日，何伏颠是专职酒户，除去为寺院酿酒外，还要服其它劳役。安保德、何伏颠以及前文提到的吐蕃官府酿酒人康辛辛、石毕秋等据姓氏来看都是当地粟特裔居民，他们与天宝年间敦煌酒行中的粟特酿酒人当有着一定的关系。寺院平日要拨出粮食给寺属酒户专门用来酿酒，用于招待来寺院视察的吐蕃官员及供僧众饮用，P.T.1104是一件寺院消费和借出谷物的分类帐簿，即谷物破历，该文书记载：“[当]清理甲弥登(Ja-me-ting)的谷仓之时，发现八克去皮粟米；其中两克可以看上去可以用来[造]酒，它们被移交给了酿酒人(chang-pha)。（剩下的）六克去皮不干净，交给看库人。”据S.0542号文书背《戍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记载，蕃占时期戌年以来六年间（818-823)敦煌诸寺191名“丁口”（即寺户）在沙州都司上役，有40多种役目，其中煮酒服役者和身份为酒户者仅有安保德、何伏颠两人，可知寺属酒户人数很少，寺院酿酒规模亦较小。由于敦煌寺院用酒量不小，而寺属酒户人数很少，寺院酿酒产量较低，那么蕃占时期敦煌寺院应该与后来归义军时期一样，还要用粮食向当地私营酒户购买一部分用酒，或者是将粮食交给他们做酿酒酒本，随时取用(详见下文）。
在寺院享有酿酒权的同时，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僧众也普遍有着饮酒的习惯，S.381《龙兴寺田比沙门天王灵验记》云大番岁次辛已润（闰）二月十五日寒食”，“当寺家人在外吃酒”。U1]在吐蕃统治下的西域僧人也有着饮酒的现象，如若羌米兰古城出土的简牍记载：“二十一名僧人每人平均酒三土半，放置中间。酒浆……罗给二十四名年青服侍人，平均每人头遍酒十满瓢，合计酒一百土……”。[2]这里的“土”为半克青稞所酿酒浆的总量。
佛教戒律的根本是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大毗婆娑论》卷123称印度一位优婆塞由于饮酒导致神智迷乱，从而又连带犯了其它四戒。敦煌文献取10427称：“一切酒不得沽，是酒起醉因缘”。[23]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抄》卷下2亦称棱伽云：酒肉葱蒜韭薤，悉不尝之。俗中尚云/沽酒市脯不事。况出道高僧以酒肉为意旨，所怀亦可见也”。[24]但是吐蕃统治下的敦煌、西域僧团实际上却享有酿酒权，并且可以饮酒，笔者以为这一现象除了与敦煌地区气候寒冷，饮酒有助抵御风寒有关外，实际上也是吐蕃佛教僧侣积极投身世俗政权，受到吐蕃社会饮酒风气的影响的结果。佛教传人吐蕃后，逐步为吐蕃朝野所接受，赤松德赞赞普(755-797)建立起吐蕃本土（不包括吐蕃对外扩张占领的河陇西域等地）第一座寺院——桑耶寺，任命佛教宗师，剃度僧侣，施行三户养僧制和寺院属民制度，给寺院和僧侣以属民供养。牟尼赞普(797-798)三次下令平均财富以解决属民在给佛教贡献财物中差别悬殊的问题。赤德松赞(798-815)任用僧人参政，委命僧人为僧相钵阐布，他们的地位高于外族和王族诸权贵，名列众大尚论之首，参与决策一切军国大事，规定赞普自幼年开始就要以僧人为师，学习佛法。赤祖德赞（815-838)则确立七户养僧制，对每个僧人奉献七户属民，供衣食之需，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僧人生活的来源问题。[25]佛教已在吐蕃政权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僧人也直接加人世俗官吏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