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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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15)

[146]《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沙州敦煌郡”条,第1045页。

[147]池田温着,辛德勇译《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9卷《民族交通》,中华书局,1993年,第217页,注[一一八];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第47页。

[148]土肥义和《归义军(唐后期五代宋初)时代》,{讲座敦煌》第2册{敦煌乃历史》,第245页。

[149]向达(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27页。陈灿先生对悬泉镇的地理位置也作了考证,同意向说。参陈氏(应瓜沙途程与悬泉镇》,见(敦煌学史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8422页。

[150]李并成《汉敦煌郡广至县城及其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第85~86页。

[151]敦研001敦研369P.2629《归义军衙内酒破历》亦有“曹镇使劝孝酒壹瓮”的记载,但在时间上与悬泉镇使曹子盈不合,当为另一人。施萍婷先生在研究这份酒帐时,根据所钤“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月建大小与酒帐中“令公”等线索,最后推断时间为964年。参施氏《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总第3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6-150页。

[152]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12~413页。

[153]《大唐六典》卷30《州县官吏》,第534页。

[154]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第468页。

[155]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第483页。

[156]《册府元龟》卷475《台省部奏议六》,第5674页。

[157]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第484页。

[158]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第486487页。

[159]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第489页。

[160]《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8册,第351-353页。

[161]P.3440《丙申年(996》三月十六日见纳贺天子物色历》中有“安镇使白楼绫査疋”,时间与悬泉镇使安进通相去太远,应非为同一人。

[162]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32-49页。

[163]0野开三郎着、索介然译《五代镇将考》,《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5卷《五代宋元》,第84页。

[164]《五代会要》卷20{州县分道改置陇右道》,第257-258页。

[165](旧五代史》卷113《周书太祖纪四》,第1497-1498页。又《册府元龟》卷61《帝王部立制度二》记载这则诏敕更加详细,还有“赋税婚田,比来州县之职;盗贼烟火,元系巡镇之司。各有区分,不相踰越。或侵职分,是紊规绳”等语。(第688页)[166](安西榆林窟题记校勘》,参冯志文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第20册《敦煌学文献卷》所收之《榆林窟题记》,手抄影印本,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94页。

[167]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393页。马德《敦煌工匠史料》亦引录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21页。

[168]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税役负担》,《敦煌学辑刊》

1998年第2期,第3页。

[169]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第449页。

[170]向达《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27页。

[171]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第561页。

[172]《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附子李歆传》,第2271页。

[173]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30页。

[174]《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第1151页。

[175]罗《沙州文录补遗》,冯志文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第18册《敦煌学文献卷》,手抄影印本,第500页。

[176]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沙知撰“新城镇遏使之朱记”条,第292页。

[177]《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8-139页。

[178]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32册,1986年,第355页。

[179]李并成《归义军新城镇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4期,第80-82页。

[180]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4页。

[181]《隋书》卷29《地理志上》,敦煌郡下有玉门县,云:“后魏置会稽郡。后周废郡,并会稽、新乡、延兴为会稽县。开皇中改为玉门,并得后魏玉门郡地。”(第816页)[182]《通典》卷174《州郡典四》,第4555页。

[183]黄盛璋《沙州曹氏二州六镇与八镇考》,《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册,第274页。

[184]宁可主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1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5-147页。

[185]荣新江先生在2004年5月来兰州主持笔者博士论文答辩时,就指出S.8516实际就是曹元忠设置新乡镇的榜文,并告知我这个断裂成多段的卷子已有坂尻彰宏氏进行了研究,发表了《敦煌膀文书考》,《东方学》第102辑,2001年,第49一62页。荣先生同时指出了坂尻氏有些宇没有认准。

[186]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891-13624)》,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94~96页。RtmgXinjiang,“OfficialLifeatDunhuangintheTenthCentury:TheCaseofCaoYuanzhong"(tr.byAlastairMorrison)HieSilkRoad:Trade,Travel,WarandFaith,ed.bySusanWhitfield,London:TheBritishLibrary,2004,pp.57~62,fig.3。

[187]周绍良主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3页。据影印图版可知,此件敦煌文献末署“道至元二年正月日新乡副使王汉子监使迟佛德等牒”。需要说明的是:1、“道至”应为“至道”之误,应无疑义。唐耕耦、陆宏基照录原文,而在旁边添注“(至道)”;郝春文亦照录原文,而于校记中说明为“至道”。2、“元二年”颇不可解,唐耕耦、陆宏基照录原文,并定名为《宋至道元二年(995-996)王汉子等陈谢司徒娘子布施麦牒》;荣新江弓丨用《沙州文录补遗》作《宋至道元年(995)正月新乡副使王汉子等牒》;郝春文照录原文,而定名为《至道二年(996)新乡副使王汉子等牒》。我赞同郝说,认为“元”字当衍。3、漏一“郁”宇,唐耕耦、陆宏基照录原文,郝春文据文义补入。参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106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33页。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02-203页。

[1路]《晋书》卷I4《地理志上》,第434宽。

[189]《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3页。

[190]《隋书》卷29《地理志上》,第816页。

[191]《敦煌宝藏》,第m册,第6W页。

[192]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525页。

[193]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71页;第4辑,第10-15页。

[194]宋家钰主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8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9-140页。

[195]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第572-573页。

[196]《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肃州”条,第1024-1025页。

1197]李并成《归义军新城镇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4期,第80-82页。

[198]向达《两关杂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365-383页。

[199]李并成《五代宋初的玉门关及其相关问题考》,李并成、李春元《瓜沙史地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53-162页。

[200]《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丨614页。

[201]《续汉书.郡国志五》,《后汉书》,第3521页。

[202]《隋书》卷29《地理志上》敦煌郡下玉门县,又云:“开皇中改为玉门,并得后魏玉门郡地。”第816页。

[203]《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第1045-1046苽。《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记肃州只有酒泉、福禄两县,而无玉门县。第1642页。

[204]《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凉州”、“肃州”二条,第1018、1025页。

[205]《大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第26页。

[206]《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第104-105页。

[207]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32-39页。

[208]《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第1044-10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