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海闻：王宫现生，表无生于实相；鹤[20][林]示灭，标不灭之真仪。是以无去无来，始证三明之境；非色非相，方开七觉之门。引权实以成因，启津梁而利物；卷舒叵测，显晦难量者哉！然今宏开宝地，广设金园，炉爇六铢，启嘉愿者，有谁施之？则有归义军节度使臣张仆射奉为先圣恭僖皇后远忌行香之福会也。伏惟先圣皇后彩云朝美，秀义（仪）芳兰；四德之誉独彰，千姿之礼罕匹。柔襟雪映，妇礼播于西秦；熟（淑）质霜明，女范传于东晋。岂谓金俄魄散，碧月光流；罢銮（鸾）镜于妆台，遗凤杈于纬（帷）帐。所以我仆射体正真之实思，福润良田；建胜善以投诚，仰慈云而结恳。于是擗金地而开柰苑，严宝[口]而列荨容；如游他化之宫，俄变娑婆之界。神通普运，接大众于虚空；妙力幽通，移此界而无动。三千刹土，尽化琉璃；八万尘劳，咸归寂灭。惟愿以斯广福，无疆胜因，先用益资，先圣皇后灵识：伏愿足磁红莲出三界，逍遥独步极乐乡；II养世界睹弥陀，知足天宫遇弥勒。又持胜福，使臣常侍大夫遗（责）位：伏愿昭昭仏曰，独映心灵；宕宕（荡荡》法流，徧通意海。寿命遐长，沾香积无烦冲熟之因；衣落天花，靡要恒安八蚕之茧。亦愿观音引路，势至来迎；千佛一一护持，四天大王双双围绕。往来无滞碍之优（忧），去住有清和之泰。伏持胜善，次用庄严，我仆射责位：伏愿万仏回光，百神障卫；紫受(绶）与紫莲齐芳，金幸与金刚不坏。然后天下定，海内清；群凶扫荡而兵戈冥，五谷丰稔而万人乐。摩呵般若，利乐无边。大众虔诚，[一切普诵]。
顺宗忌正月七日龙法海穆宗忌日正月廿二日乾录德宗忌正月廿三日云法。
宪宗忌正月廿七日恩法僖宗忌三月六日开录肃宗忌四月十八日净土法。
顺圣皇后忌五月十一日三界法睿宗忌六月廿日图法懿宗忌七月六日开录。
宣宗忌八月十日开法敬宗忌十一月八日开录粤我释迦应现，德被大千；圣皇降生，泽流万园。法王乃舒恋相，而魔军自坏；吾君则张神武，而夷狄坐降。福利群聋，恩洽草木。飞去交感，通应幽冥。任持天地，契通神鬼。万主俾义，四时不老恒安者，其在于斯矣。伏惟太上皇帝，篡唐驭历，握象承枢。宝册状旨，金轮叶契。飞龙登于九五，干应天门；绀马绕于三千，坤雄国界。自光敷帝业，亭盲苍生，向五十岁矣。遂以还崇至道，退巧无为；德迈牺、尧，推让宝位。伏[惟]我先光天神武孝感皇帝，率天御宇，接绕兴邦。鸾凤呈姿，云雷作气。禅授元命，光杨宗祖。播玄元之道，风宣上皇之美化。[21]
文书首题《正月十二日先圣恭僖皇后忌晨(辰）行香》，黄征等先生据之定名，且仅录第一部分；然而王重民先生却注曰：“背有张议潮为先圣皇后忌日行香文”，[22]黄永武博士定名为《张议潮为先圣皇后忌日行香文》，[231施萍婷先生定名为《张议潮为先圣皇后忌日行香文》，[M]《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定名为《张议潮为先圣恭僖皇后远忌行香文》。黄征先生据文书原题定名，较为严谨；其余诸家定名，都认为是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为唐穆宗恭僖皇后王氏所上的国忌行香文，却失之细察。这主要是对祈愿者“归义军节度使臣张仆射”的人物考定，以为“张仆射”是指张议潮所致，这可能是受了文书正面所抄张议潮为某先圣皇帝、某皇后所上《国忌行香文》、《先圣皇帝远忌文》样本的影响，而我认为张仆射是指张淮深，理由如下：
第一，这件为恭僖皇后王氏所上的国忌行香文实用文献既然抄在文书的背面，时代应晚于正面的样本作品。
第二，正面文书称祈福者为“我河西节度使臣张议潮”，而背面则称“归义军节度使臣张仆射”，官称既不相同，且后者未直书姓名。据荣新江先生考证，张氏节度使加官仆射者，仅张议潮、淮深二人，议潮称仆射约在858-861年，淮深称仆射在887-890年。[25]由于两人皆曾加官仆射，故仅从仆射这一官号尚难以判断这位张姓节度使为谁。但是，从河西节度使到归义军节度使这一称号的演变，却可为我们认识这位张仆射提供一定的线索。在归义军初期，虽然唐朝赐授藩镇军号为“归义军”，但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常以河西节度使自称；而到继任张淮深统治时期，虽也偶尔自称河西节度使，但其所常称者却已多改为归义军节度使。[26]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位“归义军节度使臣张仆射”是指张淮深，而非其叔张议潮。
第三，背面文书所抄内容较为驳杂，既有为恭僖皇后的国忌行香文，又在其后抄录了从唐睿宗到僖宗十位皇帝和顺圣皇后的忌日时间与举行国忌行香活动的寺院、僧人之简称，最后是为唐玄宗、肃宗的发愿文。从抄写者的书法笔划来看，应是同一人所抄，而且极可能是同一时间连抄的。由于在这十位皇帝中，出现了唐宣宗、懿宗、僖宗三人的忌日时间，按唐僖宗卒于文德元年（888)三月六日，[27]故这件文书的抄写年代自应在此之后。上文说到，张淮深称仆射在887-890年之间，如此则文书中的“归义军节度使臣张仆射”确应指张淮深。若再细致考察，从唐僖宗去世的文德元年(888)三月六日，到张淮深死于沙州内部政变的大顺元年(890)二月廿二日，[28]时间不到两年（若除去唐僖宗亡故的消息传至沙州路途所需的时间，则更短）。若认为这篇文书所载之国忌行香活动，发生在大顺元年二月张淮深去世前夕的正月十二日，可能性似不如龙纪元年（889)正月十二日大，而且这一年正是新上台又锐意改革的唐昭宗改元的头一年。
关于P.2854V文书的内容，实际上分为三个部分。基于以上的考证，其第一部分可据原题定名为《正月十二日先圣恭僖皇后忌辰行香》，亦可据义将之定名为《唐龙纪元年（889)正月十二日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为先圣恭僖皇后王氏忌辰行香文》。恭僖皇后，即唐穆宗皇后王氏。史载唐穆宗有三位皇后，即：恭僖皇后王氏、贞献皇后萧氏、宣懿皇后韦氏，各生敬宗、文宗、武宗，但她们在唐穆宗在世时皆不得立为皇后，王、韦被册为妃，萧仅得侍穆宗。
由于他们的儿子先后为帝，故被尊为皇太后（韦氏在唐武宗上台时已亡故，被追赠为皇太后）。[29]王氏比唐穆宗晚死二十年，据《唐会要》卷3《皇后》“穆宗皇后王氏”条记载，她卒于唐武宗会昌四年(844)正月十二日，至五年四月谥曰恭僖皇太后，因此《唐会要》所记王氏去世的时间，与P.2854v所载月日相合，是正确的。[30]归义军节度使、仆射张淮深在龙纪元年（889)正月十二日为唐穆宗之恭僖皇后王氏举行国忌行香活动，先为这位已故的王皇后祈愿追福，次为出使沙州的唐朝使臣常侍大夫发愿，保佑他寿命退长、道路通达，最后为仆射自己得到唐朝赐予的金章紫绶之官号而庆贺，希望“紫绶与紫莲齐芳，金章与金刚不坏”。在这篇国忌行香文的结尾，有“摩呵般若，利乐无边。大众虔诚”之语，对比其它行香文，最末应据补“一切普诵”四字，如此则符合国忌行香文的通行格式。
文书第二部分罗列了唐朝十位皇帝及顺圣皇后的忌日时间及敦煌佛教寺院、僧人等名之简称，可定名为《唐龙纪元年（889)唐朝十帝及顺圣皇后忌日并所在寺院僧人名》。这十位皇帝是：顺宗、穆宗、德宗、宪宗、僖宗、肃宗、咨宗、懿宗、宣宗、敬宗。显然，文书并非按皇帝的在位时间先后进行排列，而是按照他们的忌日时序。奇怪的是，唐朝共有二十位皇帝，在张淮深祭祀的唐帝序列之中，除去当时在位的昭宗和后来的哀帝之外，不知为何只列了以上十位皇帝，而无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玄宗、代宗、文宗、武宗等八帝？更逵论唐朝建立以前的几代追赠皇帝！至于皇后，除了第一部分的祈福对象恭僖皇后王氏之外，只列了一位忌日在五月十一日的顺圣皇后。按，唐朝皇后加“顺圣”谥号者有六人，即：唐髙祖太穆顺圣皇后卖氏、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髙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中宗和思顺圣皇后赵氏、睿宗肃明顺圣皇后刘氏、窨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此六人均在天宝八载闰六月十五日被唐玄宗加谥“顺圣”之号，所谓“天宝八载制诏，自太穆而下六皇后，并增上顺圣二谥云。”[31]然而，这六人中，却无一人忌日在五月十一日，或许此处“十”为“廿”字之误，若是，唐髙祖太穆顺圣皇后窦氏忌曰为五月廿一日，则此顺圣皇后或指窦氏。W在每位皇帝、顺圣皇后的忌日之后，是举行国忌行香活动的所在寺院及负责僧人，皆用简称。敦煌寺院一般用一字或二字简写，如龙指龙兴寺、乾指乾元寺、云指大云寺、恩指报恩寺、开指开元寺、净土指净土寺、三界指三界寺、图指灵图寺，其中开元寺凡四次出现，而其它寺院皆出现一次，说明开元寺承担国忌行香活动较多。在寺院简称之后，最后为该寺负责此次活动的僧人名字或其简称，像正月七日主持唐顺宗国忌行香活动的龙兴寺僧法海，在P.2854v《唐龙纪元年（889)正月十二日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为先圣恭僖皇后忌辰行香文》中即出现过，也就是说，他在操办了唐顺宗国忌活动之后，五天后又继续主持唐穆宗恭僖皇后王氏的国忌活动，地点应该也是在龙兴寺。
文书第三部分提到太上皇帝、光天神武孝感皇帝，应指唐玄宗、肃宗。《旧唐书》卷10《肃宗纪》记载，至德三载(758)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册皇帝尊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33]文书中说新任皇帝为“光天神武孝感皇帝”，当即唐肃宗。唐代以太上皇相称者唯唐髙祖、睿宗、玄宗三人，三人卒时各七十、五十五、七十八岁，M从文书中所说太上皇执政“向五十岁矣”观之，先可将唐睿宗排除在外，而这位太上皇又推“崇道教，退习无为”，新任皇帝“播玄元之道，风宣上皇之美化”，由此可以断定信奉“玄元”道教的太上皇为唐玄宗、皇帝为肃宗。这也与文书借佛教法王出现而魔军自坏、夷狄坐降，来譬喻由少数民族为主组成的安史乱军的败亡，是相符合的。
二、相关问题探讨
(―)P.2504《天宝令式表》与《大典》所载之国忌日在敦煌出土文献中，有一件着名的P.2504《天宝令式表》，是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编制的令式表，它以表格的形式罗列了国忌令、田令、禄令、假宁令、公式令、平阙式、不阙式、装束式、文部式、官品令等内容。由于该表内容丰富，具有极髙的学术价值，中外学者对该文书进行了初步的考释与研究。表中首列国忌日，从李唐祖上的宣皇帝李熙到睿宗李旦，及其皇后们和章怀太子等人的忌日皆被按序列出，且注明设斋、废务与否，显然也是作为国忌日纪念所用的。今将此表中的国忌日摘录于下：
在唐朝，国忌事务归尚书省礼部祠部司所管，《大唐六典尚书礼部》“祠部郎中、员外郎”条云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道佛之事。”[36]由此可见，国忌及其与之相关的佛填行香活动均属礼部下属之祠部司管理。《大唐六典》中还列举了从季唐皇室的八代祖献祖宣皇帝李熙到唐容宗李旦及其皇后的忌日时间，[37]不过在排序上与P.2504《天宝令式表》国忌部分有所不同。表文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而列，最后附章怀太子、让帝、孝敬皇帝及哀皇后裴氏；《大唐六典》则体现了重今薄古的特点，先列从唐高祖至睿宗的历代帝后，后列唐高祖以前被追封的几代帝后与孝敬皇帝及其皇后裴氏。
早在1935年，陈寅恪先生在考论李唐氏族时，就曾引用过P.2504《天宝令式表》中的国忌表。[38]1976年，陈祚龙先生对这件国忌日历表作过简单的介绍，并根据该表中无奉天皇帝李琮、唐玄宗、肃宗的忌日，认为它“当系玄、代二宗之间通行的”。[39]1986年，刘俊文先生利用《大唐六典》对P.2504《天宝令式表》国忌部分进行了比勘考释，他根据让帝李宪薨于开元二十九年及《唐会要》卷1《帝号》所载天宝八载六月十五日改历代皇帝尊号，考定《天宝令式表》撰于天宝元年至八载之间(742-749)。关于《大唐六典》、P.2504《天宝令式表》所载国忌制度的不同点，刘氏指出：将此条（按指《天宝令式表》）所栽国忌制与前引《大唐六典》所栽开元国忌制做一比较，可发现二者有明显不同。一是此条所栽国忌范围较开元制有所扩大，即增加了章怀太子和让帝；二是此条所栽国忌礼仪较开元制更加繁复，开元制仅分为甲、不设斋、不废务；乙、设一日斋、不废务；丙、京城七日（二七日）外州三日（七日）行道、废务三等，此条则增加了设斋、废务，改为四等。这些不同，应理解为天宝式对开元式所做之修改。[叫细加对比，两者所记国忌诸帝后及其时日，内容大致相同，但因时代不同，故也有相异之处。
第一，《天宝令式表》中开头部分文字缺失者，可用《大唐六典》补之，故知李熙、李天赐的忌日。而前者又比后者少了李熙之宣庄皇后张氏、李天赐之光懿皇后贾氏二人。
第二，李虎及其妻梁氏、唐高祖李渊之皇后窦氏、唐睿宗李旦、哀皇后裴氏的忌日，两者所记有异。
李虎及其妻梁氏的忌日，《天宝令式表》分别记作“九月十九日忌“五月九日忌”，而《大唐六典》则作“九月十八日”、“五月六日”。唐高祖李渊皇后窦氏的忌日，前者作“五月廿一日忌”，后者则作“五月一日”。
关于唐窨宗李旦的忌日，就更加复杂了。如《天宝令式表》作“六月廿一日忌”，《大唐六典》作“六月十日”，不仅这两者所记不同，而且在《唐会要》一书之中的记载也是前后各异，卷1《帝号》“睿宗”条说他于“开元四年（716)五月二十日，崩于百福殿”，卷23《忌日》“太和十五年五月”条太常礼院上奏则说“睿宗神主祧迁，其六月二十日忌。”[41]如此，就出现了四种忌日说法，分别为：五月二十日、六月十日、六月二十日、六月二十一日。更令人觉得奇怪的是连《旧唐书》对睿宗忌日的记载也前后矛盾，卷7《窨宗纪》云开元四年夏六月甲子，太上皇崩于百福殿，时年五十五。”而卷8《玄宗纪上》则说在该年六月“癸亥，太上皇崩于百福殿。”[42]由此首先可排除唐睿宗卒于五月之说，《唐会要帝号》所载是条孤证，且为同书本证为误，“五”当为六”字之说。《新唐书》卷5《玄宗纪》记载该年“六月甲子，太上皇崩”，[43]更重要的是《睿宗实录》、《玄宗实录》亦皆曰甲子，但司马光却根据己已日为窨宗一七斋而采信癸亥。[44]按，甲子即二十一日，癸亥即二十日。我以为敦煌本《夭宝令式表》所载唐睿宗“六月廿一日忌”，与两宗《实录》同，是正确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