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弘得众，抱直如弦；曾任大务，不致人惭。人中仁也，实可称贤；盈官克己，忠孝俱全。”P.3518《张保山邈真赞并序》赞云：“谦谦君子，慎思守恭；宽弘得众，刚柔处中。事亲竭力，事君尽忠；文武双全，六艺俱通。”P.3882《府君元清邈真赞并序》云：“公生之别俊，诞质英灵，机谋出自天然，志操禀从于神受。三端杰众，六艺标彦，文房探郑伯之经书，武库校葛公之战术。专心奉上，推忠以助于国君，励节承家。”P.3390《张安信邈真赞并序》赞云宏才杰世，数立奇功；名彰塞表，代播高风。沙场效勇，陇外留踪；东西奉使，南北开通。温良守道，清政怀忠；人伦叹美，众类谦恭。”S.4860《创建伽蓝功德记并序》云厥有当坊义邑社官厶等贰拾捌人，并龙沙贵族，五郡名家。六顺淳风，训传五教；英灵美貌，合邑一模。孝实安亲，忠能奉国。”从上述总结评论个人功名成就的碑铭真赞可以看出，“忠君孝亲”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品评标袖不仅归义军时期的官员和世俗大众如此，这一时期敦煌佛教界僧侣尼众个人德行和价值的品评，也是以此作为重要标准之一。如：S.530《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云：索义辩“人训俭约，风俗儒流；性恶工商，好生去煞。耽修十善，笃信三乘，唯忠孝两全，兼文武而双美。”P.2807《释门杂文》云：翟教授“言无爱憎，行有忠信。”S.6417《同光四年金光明寺徒众庆寂神威等状》云：“僧法真请寺主，右件僧本性仁厚，唯直唯忠，时常逊顺，和睦众人。”P.3556《都僧统陈法严和尚邈真赞并序》云：“三冬豹变，业就儒宗；一命成资，摧邪顿正。清贞守节，衣钵之外无余；聚散浮云，悟世荣而水沫；兰芳馨馥，遍布人伦。如秤之平，表均释俗；冰壶皎洁，信义终身。”P.3718《范海印和尚写真赞并序》赞云：“师之异德，汉水同源；探之无底，度之无边。清如冰璧，贞松比坚；俗望济北，释内精妍。奉公守节，每进忠言。”P.2991《报恩吉祥窟记》云：释镇国“待达资身，恭谦立志，敬上有昏定之美，爱下无荆悴之受。仗义依仁，轻身贵士。”从上述文书的记载可知，忠孝节义等儒家道德伦理规范也是敦煌僧人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从以上所述可知，《励忠节钞》是归义军时期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的道德伦理教育读本，极有可能被归义军政权的统治者用来当作思想道德教育的教学课本，其目的在于通过“忠孝节义”的思想道德教育，将敦煌的僧尼俗众团结在归义军政权的领导之下，从而建立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
综上所述，由于归义军政权实行“三教并兴”的文化政策，高度重视“忠节”道德伦理观念的建设，从而为《励忠节钞》的保存和广泛流传提供了空间。反过来，《励忠节钞》作为道德伦理教育读本在敦煌地区道俗和释众间广为传布，成功实现了“忠君爱国”、“孝亲节义”等以“忠节”思想为主的道德伦理教育，从而使敦煌宗教界与世俗政权紧密结合起来，为实现完美的社会秩序而共同努力。归义军政权之所以能在那种恶劣的外部环境下生存下来，并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以“忠孝节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伦理教育的成功。
(原载《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
注释
[1]参见翟理斯（1)《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伦敦：大英博物馆，1957年；苏远鸣、谢和耐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共五卷，其中第二卷尚未出版，即：MichelSoymiJacquesGernet，CataloguedesUanuscritschinoisdetouen一houang，3501一4000，卷IV，Paris，1991；4001-4734，4735-6040，卷V，Pari8，1995；)王三庆《敦煌本《励忠节抄》研究》，《九州学刊》1992年第4卷第4期，第87-95页。
[2][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093~094页。
[3]关于吐蕃陷落沙州的时间，有建中二年(781)、贞元元年(785)、贞元三年(787)等多种说法，据陈国灿考定，认为唐贞元二年(786)是沙州城陷蕃之年。参见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第丨一7页；修订后收人(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2-485页。
[4]有关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参见冯培红《客司与归义军的外交活动》，《敦惧学辑刊》1999年第1期，第72-84页；又《归义军时期敦煌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僧使交往载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0~466页。
[5]有关敦煌佛教教团奉使人奏之事，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之《都僧政曹僧政邈真赞》、《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及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12-113，116-141页；又郑炳林、梁志胜《梁幸德邈真赞与梁愿清莫髙窟功德记》，《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第62-70页；又郑炳林《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研究》，《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第1一15页，该文又收人郑炳林主编《敦煌归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8-74页。
[6]关于敦煌佛教教团向中原乞经的情况，参见方广铝《敦煌遗书《沙州乞经状》研究》，《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第73-83页。又方广铝着《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89-893页。
[7]参见冯培红《归义军时期敦煌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僧使交往》。
[8]关于三界寺与载经洞，参见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的原因》，载季羡林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48页；又《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三界寺与藏经洞》，载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4一29页。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藏经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11一17页，该文又收人郑炳林主编《敦煌归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第25-47页。
[9]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增订版；程方平《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许凌云《中国儒学史》(隋唐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
[10][唐]欧阳询《艺文类聚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11][梁]释宝唱《经律异相》，载{中华大藏经》，中华书局，1984年，第52-53册。
[12][唐]释道世《法苑珠林》，中国书店，1991年。
[13]《无上秘要》，载《道藏》第25册《太平部》，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文物出版社，1988年。由于《道藏》所收《无上秘要》为残本，且目录不全，据敦煌文书P.2861号《无上秘要目录》补全，《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册，第164-169页。
[14]关于宇宙的形成，时间和空间的产生，万物、生命、人类的出现，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根据当时的科学水平，不断地加以探讨。本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赫乔弗尔斯(HG.Wells)着、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史》（找《OutlineofHistory，APlainhistoryofLifeandMankind，1982年，人民出版社)一书，一开始考察的也是这些问题，和中国古代的思路并无二致，所不同者仅仅在于依据近代科学各门类的知识而作出解释。
[15]葛兆光较早以类书的体例和分类作为思想史的资源，用来讨论中国古代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轮廓。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四编第七节《目录、类书和经典注疏中所见七世纪中国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轮廓》，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9-605页。
[16]《中国思想史》第1卷，第595页。
[17]敦煌在初唐和盛唐时期是否设立有寺学，难以确考，但敦煌在很早就已经有寺学存在，如：西晋时高僧竺法乘“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参见《大正藏》册50，《高僧传》卷4，页0347C。
[18]有关敦煌归军时期的教育，参见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第39一7页；髙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1986年12月，第231-270页。李冬梅《唐五代敦煌学校部分教学档案简介》，《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第63~68页。颜廷亮《关于敦煌文化中的教育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16-28页。
[19]张泽洪《敦煌文书中的唐代道经》，《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第58-63页。
[20]本文在此所用“三教”一词系确指“儒、释、道”三教，但这一含意与敦煌文书中的“三教”无涉，二者之间应有差异。关于敦煌文书中大量出现的“三教”一词，释觉旻、郑炳林二位学者认为指“儒、释、道”三教。参见释觉旻(从“三教大法师”看晚唐五代敦煌社会的三教融合》，载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0015页。郑炳林C晚唐五代教煌佛教转向人间化的特点》，《普门学报》第1期，2001年1月，第96-119页，后收人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33-556页。又郑炳林、徐晓丽《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阐扬三教大法师与敦煌佛教兼容性形成》，载《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1-321页，后收人《敦煌归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第126-147页。
[21]有关敦煌石窟艺术和儒、释、道学理上所表现的融合，由于笔者力所不逮，故未展开论述。
[22]参见翟宛华《试述西汉对河西的开发》，《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66-72页；苏治光《东汉后期至北魏对西域的管辖》，《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31-38页。
[23]参见施光明《略论十六国时期凉州地区的文化教育》，《兰州学刊》1984年第2期，第64-68页。
[24]参见陆庆夫《略论隋朝对丝路的经营》，《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中国古代史论文辑刊》，第21-27页；章伯锋《唐代对西域的开拓和经营》，(甘肃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58-67页。
[25]《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第6101页。
[26]参见马德《敦煌莫髙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年。
[27]参见王兰平《敦煌写本肛06062《归义军时期大般若经钞写纸历》及其相关问题考释》，载《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2-79页。
[28]有关归义军史的研究，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一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有关归义军官制研究，参见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历史系，2004年；有关行为礼仪的研究，参见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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