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离
大虫皮是吐蕃王朝的一种勋号，吐蕃对有战功者，赐以虎皮衣饰以族其勇，并授予“大虫皮”等称号。这些称号在敦煌、新疆所出汉藏文书、简牍和敦煌莫高窟吐蕃时期供养人题记中屡次出现，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的壁画雕塑中也有身着虎皮的武士和天王形象。向达先生在《西征小记》中提到莫髙窟144窟的供养人题记有“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字样，并据此认为南诏的金银告身大虫皮制度当是阁逻凤投蕃以后，从吐蕃学来的。⑴后来国内外学者相继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考察，[2]但是迄今尚未有人将吐蕃的大虫皮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习俗专文进行深人研究。本文拟围绕吐蕃大虫皮制度产生的时间和背景、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它与南诏大虫皮制度之间的关系、吐蕃、南诏虎崇拜的渊源及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一些考述，以期有助于对这-制度的全面认识。
一、吐蕃的大虫皮制度
汉文史籍对吐蕃大虫皮制度产生的时间并无记载，对其具体内容也语焉不详。但是在藏族传世史籍《贤者喜宴》中却有对该项制度较为详细的记述，这是关于大虫皮制度的极为珍贵的史料。该书称藏王松赞干布统一吐蕃之后着手建立吐蕃社会的管理体制和法律条文，其中有所谓“以万当十万之法”：
所谓六标志是：宣布命令的标志是印匣；……勇者的标志是虎皮袍；贤者的标志是告身。所谓六褒贬是：勇士袠以草豹与虎（皮）；懦夫贬以狐帽；……所谓六勇饰是虎皮褂，虎皮裙.两者；缎辑（zar-chen；按：即gzar-chen)及与灯锻塾（zar-rgyung)两者；项巾及虎皮袍等，共为六种。以上诸种即所谓“以万当十万之法”，此为六法之首。[3]
据此可知吐蕃的大虫皮制度首设于松赞干布统一全境制定法律之时，时间为公元7世纪前期，正是唐武德、贞观年间。吐蕃给有才能的贤者颁发告身，对勇士则奖以虎皮和豹皮，并以之为国家大法，这里的勇士当是立有战功者，这正与《新唐书吐蕃传》中“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赭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的记载相印证，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也有赤松德赞赐予立功臣属虎皮衣（stagi-thog-bu)的记载，w，吐蕃对立功者随其所立战功大小而奖以六种不同的饰品，虎皮袍应是规格最髙的一种，虎皮裙和虎皮褂则品级较低。在敦煌莫高窟第231窟吐蕃赞普出行图中赞普身后有一位身穿虎皮上衣，腰系豹皮围裙的侍从，其服饰当是《贤者喜宴》所记的虎皮褂和虎（豹）皮裙；安西榆林窟第15窟前壁东室北侧吐蕃占领时期力士像，立于天王一侧，身披一张完整的虎皮，以虎头为帽，两只前爪相结于胸前，两只后爪和虎尾垂于身后，莫高窟205窟则有身披一完整虎皮的北方天王塑像，另据段文杰先生称在莫高窟第367窟吐蕃供养人像中有披虎皮大衣，戴虎皮帽的武士，[5]它们应该就是吐蕃六勇饰中规格最高的虎皮袍。《贤者喜宴》记载墀松德赞时期九大尚论之首贝囊热拉赞也身穿虎皮袍。[6]
大虫皮不光是奖给立功者的衣饰，而且也是一种职官名号，在藏经洞及新疆出土的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书中也常出现“大虫皮(或虎皮）”等称号。P.t1089号文书《吐蕃官吏申请状》中记载吐蕃姑臧节度使衙署中的官员有大虎皮肩饰章无职事者（stagi-zar-can-pa-sna-la-ma-gtogs-pa)和小虎皮肩饰章者（stagi-zar-cung-pa)，在衙署官员排位中处于中下位置，前者位置较高，在红铜告身官吏者、通颊及吐谷浑之小千户长等之后，机密[情报]收集官与传递官之前，后者则在畜产大管理官之后，副牧地管理长之前。[7]这两位官员应是武职人员，前者职位较高，故所披虎皮较为完整，所谓大虎皮肩饰章无职事者（stagi-zar-can-pa-sna-la-ma-gtogs-pa)，身上所穿衣饰可能就是《贤者喜宴》所载的虎皮褂再加虎(豹)皮裙，小虎皮肩饰章者（stagi-zar-cung-pa)所着衣饰则可能是《贤者喜宴》中的虎皮褂。
大虫皮不仅授予吐蕃人，还授予吐蕃政权中的其他各族官员，前揭莫高窟第144窟东壁供养人题记为：“夫人蕃任瓜州一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之女修行顿悟优婆姨如祥(弟)一心供养。[8]此“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职位较高，授金银间告身，据研究这种告身即颇罗弥告身，一般授予低级噶论，[9]康公从其姓氏来看当是一位瓜沙粟特人。据P.t1089号文书《吐蕃官吏申请状》记载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汉人(包括当地粟特人）担任的最高职位是沙州都督，其告身就是颇罗弥告身，[U)1所以这位“瓜州都(督）仓口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其官职品级应与沙州都督相当，由于职位较髙，则授予康公的大虫皮可能是虎皮袍或虎皮围巾等。
P.t1217号文书为一份牒状，称达日札夏因功被大尚论和大尚论喻波寒掣通授予小银告身和虎皮马垫（stagi-zar-cen)，[u]这应是《贤者喜宴》中的缎鞘（zar-chen)，由虎皮制成，据此笔者认为吐蕃六勇饰中的马蹬锻垫也是用虎皮制成，这两种虎皮饰品也系授予立有较高战功者。
除去授予武职官员大虫皮等称号外，吐蕃士兵也常因战功被授予“虎(stag)”这一称号，据托玛斯（F.W.Thomas)研究单个战士是so或so-pa，并且也经常是stag，虎（也许它是一个官员的称号，或者是一个“勇士”的称号），这是吐蕃军队中许多特定称号中的一种。[12]如M.Tlgh.a，iii，0016号简牍，托玛斯先生的译解为：
送远驻于阗玉姆（vo-tong-gyu-mo.)的虎兵，长草滩(gling-rings)的士兵的请求信件。我们，一个巡吏（tshugs-pon)和一个副吏（vog-pon)都患了高山病（ri-zug-pas)......食物和其它储备都已用完，急切盼望尽快送来（sngar)，如果在突厥瘦尔（dru-gu-cor)没有，请将木接送往神山（s-hing-shan)。[13]
托氏译文中的虎兵，其吐蕃文拉丁语拼写为stag-so-pa，即因战功被赐予虎皮衣的士兵，而王尧、陈践先生将其译为斥候，[M]笔者以为还是托氏的译解较为准确。这些被赐予虎皮衣的士兵据简牍内容来看担当着公文传递等任务，授予士兵的虎皮衣规格当较低，可能是《贤者喜宴》中提到的虎皮褂。又如M.Tigh.c，iii，0043号简牍，托氏译解为：
致上至唐人笼（slungs)，下至突厥郡（vjon)的虎武士(phur-myi)们：拉通的请求，他请求将口袋（sgya-vu-nav-di)里的东西仔细地由一处运到（mdzed)另一处。[15]托马斯先生译文中的“虎武士”，拉丁文转写为“phur-myi-stag.”，王尧、陈践先生则译为“驿吏悉诺等”，[16]笔者认为托氏译文较为准确，stag之意为虎，“虎武士”即因战功赏穿虎皮衣并被授予“虎(stag)”之称号的士兵，由简牍内容来看，他们也在承担着公文传递和物资运输的任务。
吐蕃王朝给立有战功者根据其战功大小授予不同规格的虎皮衣饰和马具，并颁给大虫皮、大虎皮肩饰章无职事者（stagi-zar-can-pa-sna-la-ma-gtogs-pa)、小虎皮肩饰章者（stagi-zar-cung-pa)、虎（stag)等称号，这一作法令人联想起中原王朝的勋官制度。据《旧唐书职官志一、二》记载：勋官出自北齐、北周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逐渐授予朝官。北周置上开府仪同三司等十一号，隋亦十一等而名称稍有变化。唐初杂用隋制，贞观、上元年间两次更定名称，从上柱国（正二品）、柱国（从二品）开始，到云骑尉(正七品）、武骑尉(从七品）为止，共十二等。咸亨后，战士授勋者急剧增多，动盈万计，分番应役，有类憧仆，据令与公卿齐班，论实在胥吏之下。[17]吐蕃大虫皮制度按军功大小分级授勋，受奖者包括中下级武职军官和普通士兵，这与北周、隋、唐各朝的勋官制度非常相似，似可称之为吐蕃王朝的勋官制度。
吐蕃以虎皮褒扬勇士反映了吐蕃民族的虎崇拜。除以虎皮制品奖励有战功者外，吐蕃还在其它方面表现出对猛虎的崇拜：前面已提到《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贵人有战功者死后在其墓旁房屋上绘以白虎，“死以旌勇”。同传还记载赞普牙帐也以虎豹形象作为装饰，“以黄金饰蛟璃虎豹。”
由此可见吐蕃对猛虎的崇拜非常普遍，反映了吐蕃人尚武好勇的风习。吐蕃民族的虎崇拜由来已久，藏族史籍《汉藏史集》在记述吐蕃人的起源时，称玛卡秀雅秀地方之上部有什巴王子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霍尔，吐蕃人名叫赤多钦波，生有六子，“即査（dbra)、祝（vgru)，董（ldong)、嗔（lga)四位兄长和韦(dbas)、达(brbav)两位弟弟，”“英勇的虎嘴虎爪没有消失的，是阿甲黑氏，是祝的后裔。[18]表明吐蕃先民也以虎为图腾。这一现象当与吐蕃的族属有关。
-般来讲吐蕃与羌族有着密切关系，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古羌人t大量迁居于青藏高原，《后汉书西羌传》称西羌，至爱剑曾孙忍时，忍季父。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即今西藏地区，《新唐书吐蕃传》云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宪、唐牦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古羌人是藏族族源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过着游牧狩猎生活的古羌人以虎为图腾，崇尚勇武，在甘肃和政半山出土的彩陶瓶，盖子制成人头像表现为满脸虎斑饰虎耳，[19]这正是远古羌戎的文化遗存。《后汉书西弟传》记载羌人称春秋时羌祖爰剑被秦人追捕，避人山洞，秦人以烟熏洞口，“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这说明羌人有其虎神或虎祖保佑。《南齐书芮芮虏、河南、氐、羌传》则记载：“宕昌，羌种也。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国中以为货。”说明南北朝时羌人仍然有着虎崇拜，并用虎皮裹尸人葬。因此，吐蕃崇拜猛虎，以虎皮褒奖勇士，并授以大虫皮称号正是源自于古羌人的虎崇拜。另外据石硕先生研究来自西藏东部横断山脉地区属于夷人的氏族人群也是藏族族源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虎在青藏高原地域属极为少见之珍稀动物，西藏东南部的察隅、墨脱是青藏高原唯一有虎分布之地。[20]吐蕃民族与西南川滇地区的夷人一直有着密切联系，这一地区盛产虎豹，而且夷人系统中的乌蛮、白蛮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虎崇拜意识，这一习俗也来自于古羌戎的影响，所以吐蕃的虎崇拜可能同时也受到了川滇夷人的影响，但是归根结底，它还是源于古羌戎的虎崇拜。
二、南诏大虫皮制度与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关系
本文开始已提到向达先生认为南诏的金银等告身大虫皮制度当是学自吐蕃，向先生的观点极为精辟，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先生尚未能对此进行详细论述。南诏告身制度与吐蕃告身制度的关系近来已有学者做了深人探讨，t2I]然而对于大虫皮制度，笔者尚未再见有学者深人论及。虎在南诏境内分布甚多，南诏所用虎皮质地亦有高低之分，樊绰《云南志》卷7《云南管内物产》称大虫南诏所披皮，赤黑纹深，炳然可爱。云大虫在髙山穷谷者则佳；如在平川，文浅不任用。”南诏的大虫皮制度实际非常重要，南诏国王及权贵所穿服饰中都有虎皮，“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原注：南蛮呼大虫为波罗密）。[22]《新唐书南诏传》记载，贞元十年唐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异牟寻即披“金甲，蒙虎皮”出迎。虎皮专门授予立有特殊功勋者，“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缺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缺其被。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231这里的“超等殊功”当即战功，南诏亦根据立功者功劳大小而授予不同规格的虎皮并给予大虫皮的称号。
《南诏德化碑》（约立于唐大历元年，即766)碑阴列有“清平官大军将大金告身……虫皮衣杨傍[U”，“大军将开南城大军将大告身……大大虫皮衣赵眉丘”，“大军口口身赏……袍金带兼大大虫皮衣张膘罗于”，“……g]绫袍金带兼大大虫皮衣孟绰望”，“……仓曹长小锒告身赏二色绫袍金带兼大大虫皮衣盛颠”，“大总管小银告身赏二色绫袍兼大虫皮衣口”，“……军将赏紫袍金带兼大虫皮衣刘望喻”等官员，这里的“大大虫皮衣”、“大虫皮衣”应是《蛮书》所记载的“全披波罗皮”、“则胸前背后得披，而缺其袖”和“胸前得披，并缺其被”等三种规格的虎皮服饰中的前面两种。
在南诏及其后继政权大理国时期的画卷和雕塑中也有身穿虎皮的南诏和大理王公权贵形象，佚名绘于中兴二年(899)的《南诏图传》(此画现有大理文经二年(945)以后的一个摹本，原件藏于日本京都友邻馆。）描绘的是南诏国的保护神阿嵯耶观音的功德神通和他显现的经过，有一个场面就是一身着虎皮的武士和穿红袍手捧经卷的文官来向梵僧乞求赐教。[25]文官旁有题记文士罗傍”，武士旁有题记为：“武士名（各）群矣”，据《焚英古通记浅述蒙氏世族谱》、《滇考》等书记载文士罗傍、武士各群矣为神话传说中辅佐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开国的人物。[26]这一身着虎皮的武士和身旁穿红袍的文官正反映了南诏“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全披波罗皮”的制度，武官头戴虎皮帽，身穿无袖的虎皮袍，所着正是《蛮书》所记赐予立有次功者的“胸前背后得披，而缺其袖”式样的虎皮。